三是表明待詔的特殊身份和職掌。如《漢書·郊祀志》出現的尚方待詔、本草待詔，顏注：“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而尚方，據《漢書·郊祀志》“為膠東王尚方”句顏注為“主方藥”。由此可見，尚方待詔與本草待詔本來就差不多。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漢書·郊祀志下》）。這些人以及武帝時“以方士待詔公車”的東郭先生（《漢書·滑稽列傳》），都可稱為尚方待詔或方士待詔。《漢書·董賢傳》中有伍宏，以醫待詔。漢代少府下有太醫令，掌醫藥，伍宏可能是“太醫待詔”，但史籍中未見此名稱。伍宏通曉多項技藝，《漢書·息夫躬傳》說他以因方術醫技得幸，所以也可稱為方士待詔。《新論·譴非》云：“待詔伍客（應作伍宏）以知星好方道，數召。”［11］則與太史待詔、靈臺待詔相近。古時醫巫、方技、術數關係密切，本草待詔、尚方待詔的身份本來就近于太醫等官署下的待詔。《新論》中還提到待詔景子春“素善占”道士王仲都“為待詔”［12］，也可認為是方士待詔。《漢書·東方朔傳》中有“待詔能用算者”，《後漢書·鄧皇后紀》注引《續漢書》有“相者待詔相工蘇大”，這些名目也用以表明其特殊身份和職掌。
《漢書·王莽傳中》載有一個“用方技待詔黃門者”，當時有人問這個待詔王莽的相貌，他說：“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王莽知道後便殺了此人。這個以方技待詔的人會看相，也可算作方士待詔，但他又待詔黃門，“方技”是表明其身份和執掌，黃門是指他待詔的地方。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待詔一詞，或為名詞，或為動詞，有時表身份職掌，有時表等候詔命或候補的狀態，視情況不同而有所側重。但一般說來，待詔公車是指入仕之初的準備狀態，待詔金馬門則是較高的職位和一種榮譽性稱號，太史待詔、靈臺待詔之類可視為一些低級的甚至是非正式的官員，方士待詔之類則表明某些待詔特殊的身份和職掌，待詔黃門、待詔承明殿之類則表示在某官署宮殿等候詔命的狀態。四
前述《後漢書》所記掖庭令有“待詔五人”，此掖庭待詔指掖庭令屬下的小吏，且為宦者。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掖庭待詔大約也掌類似之事，如暴室臣“主中婦人疾病”之類。但《漢書》中又有“待詔掖庭”者，與此不同，需說明之。《漢書·元帝紀》：竟寧元年（前33），“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漢書·匈奴傳下》云：“元帝以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掖庭在西漢是後宮所在，王昭君入宮待詔，意為在此等待皇帝召幸。據《漢書·外戚傳上》，漢代后妃，于皇后之下，還有昭儀、倢伃、娙娥、傛華、美人直至無涓等稱號，名目繁多，共十四等。這十四等之下還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顏師古注：“家人子者，言採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由此可知，所謂良家子是指採自清白人家入宮而無職號的宮女（與上文所說的“良家子”指男子不同），將這類宮女稱為“待詔掖庭”，本非職號，只是描述其在掖庭等待皇帝召見的狀態罷了。《後漢書·南匈奴傳》云：“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待詔掖庭的王昭君數歲不得見元帝，正如東方朔待詔公車時不得見武帝，可見其身份地位之低。
《漢舊儀》卷下：“皇后一人，婕妤以至貴人，皆至十數。美人比待詔，元帝、成帝皆至千人。”此云美人比待詔，與《漢書·外戚傳》云“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不同。大約《漢舊儀》所云美人只是后宮普通宮女的統稱，非如《漢書·外戚傳》特指某一級嬪妃的稱號。少上造是漢代實行的二十等爵制的第十五等，爵位較高，其下第九等為五大夫，第八等為公乘。五大夫及其以上為官爵，公乘及其以下則為民爵，一般平民也可授。而在漢代官制中，六百石是一重要的分界線，六百石及其以上者可稱為“長吏”，而六百石以下則為小吏。在某種意義上，六百石和五大夫有著一定的對應關係［13］。《漢書·外戚傳》也說：“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那麽待詔的祿秩和爵位的狀況如何呢？東方朔待詔公車時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但不知折合為漢官祿秩受奉制度為哪一級。據《後漢書·百官志五》、《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漢官祿秩最低兩級為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前述家人子就是“視有秩斗食”。又據《後漢書·百官志五》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漢延平（106）中，百石一級的俸祿是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待詔公車時的東方朔的俸祿應該是少於百石的標準的。後來他待詔金馬門和再次待詔宦者署時，也不知俸祿多少。前又述及已任官而待詔者，如博士公孫弘、黃門郎劉歆。博士西漢為比六百石，黃門郎東漢時為六百石，疑西漢時低於六百石。史書上無待詔爵位之記載，任待詔或待詔於某處，或與爵位並無關係。但可以推測，一般而言，待詔祿秩不會達到六百石，爵位不會達到五大夫。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待詔身份低微，但往往只是臨時安置，或者為皇帝近幸之臣，易於升遷，且常“待以不次之位”，所以有時候待詔尤其是待詔金馬門卻成了一種特殊身份地位的表徵。
有些待詔也擔任實際的職務，如上文所提及的太史待詔、靈臺待詔一類，本來就可視為佐吏掾屬，他們的生活狀況會比待詔公車的人好一些。不僅如此，有時已有官職者，也有待詔之名或待詔之命。如上述公孫弘為博士時，已拜官，卻待詔金馬門。褚少孫自述其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史記·日者列傳》）。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漢書·儒林傳》）。鄭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漢書·蕭望之傳》）。劉歆在成帝時，“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漢書·劉歆傳》）。西漢末王音召揚雄為門下吏，又“薦雄待詔”（《漢書·揚雄傳上》）。可見，待詔也常為郎、佐史一類的小官，或者說一些較低級的官員常有待詔之命。像這樣的情況，有時可以將待詔理解為一種職事和差遣。待詔常常進言獻策，顧問應對，本來就與光祿勳屬下的郎官角色類似。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都是比較低級的官員，待詔任此職或升遷至這一類的職務，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如梁丘賀待詔黃門時，數入侍中說教，宣帝召賀入說，善之，封為郎（《漢書·儒林傳》）。哀帝時災異頻繁，哀帝詔問待詔黃門李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漢書·李尋傳》）。黃霸，“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漢書·黃霸傳》）。
大致而論，待詔金馬門因可以親近皇帝，地位較高，可視為一種官職，其人也有機會議論政事，如大夫、郎官之任。西漢後期的待詔黃門與之類似，而且和宦者令一樣，黃門也是少府屬官，都屬於中官。待詔黃門可以看作是待詔金馬門的延續。但從史書記載來看，待詔黃門的地位似不及待詔金馬門顯赫，這大約與武帝、宣帝時待詔金馬門人才之盛有關。在漢代，待詔金馬門或黃門的近臣由於能常在皇帝左右，參與議政，對當時的政策曾發生過較大影響。如待詔金馬門賈捐之、待詔黃門夏賀良。初元三年（前46），“珠厓郡山南縣反，博謀群臣。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厓，救民饑饉。乃罷珠厓”（《漢書·元帝紀》）。建平二年（前5）夏六月，待詔夏賀良建言改元易號，哀帝竟下詔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改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過了兩個月又收回詔命，稱夏賀良妖言惑眾，下獄伏誅［14］。
漢代不僅有很多著名人物曾有過待詔的經歷，在《漢書·藝文志》裏還可以見到很多待詔或曾經待詔之人的著作，可惜絕大部分都已亡佚。六藝略裏《春秋》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樂》有“雅琴趙氏七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即前文提到的趙定、龔德）；《孝經》有“翼氏說一篇”（翼奉）。諸子略儒家有“賈山五十八篇”、“公孫弘十篇”；道家有“郎中嬰齊十二篇”；縱橫家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雜家有“東方朔二十篇”；小說家有“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還有“臣壽《周紀》七篇”，可能也是待詔［15］；詩賦略裏有“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陽成侯劉德賦九篇”、“朱買臣賦三篇”、“郎中臣嬰齊賦十八篇”、“待詔馮商賦九篇”、“漢中都尉臣華龍賦二篇”。另據《經典釋文·敍錄》，西漢時有《爾雅注》三卷，作者為“犍為郡文學卒史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至於枚皋、吾丘壽王、王褒等辭賦名家以及劉向、揚雄這樣的大學者，留下的著作就更多了。五
奇特的是，與西漢時待詔人物之盛相反，東漢時待詔之人很少。較著名者僅桓譚、馬援、魯恭、趙憙、丁鴻、尹敏等，都是待詔公車，再無待詔金馬門之說。此外就是前文提及的太史待詔多人。這些人大多都是東漢前期人，而到了中後期，文獻典籍中幾乎不見有關待詔的記述。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尚不太清楚，可能是因為東漢中後期朝廷徵召之人多直接除官，如郎、舍人之類，不再令待詔。此外，這一時期很多官員由各級地方機構直接徵辟，不需要到中央朝廷等候任命，也就無須經歷待詔這一階段。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東漢待詔的記載較少見，但到了靈帝熹平時出現了“待制鴻都門”，與西漢時的“待詔金馬門”相仿。《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命為制，令為詔。”待制與待詔之義相近。光和元年（178），漢靈帝置“鴻都門學”，地位愈高。待制鴻都門及鴻都門學的性質，《後漢書·蔡邕傳》所載較詳：
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蔡邕頗非之，乃上封事曰：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光和元年七月，靈帝特詔問蔡邕，蔡邕又對曰：“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當時士君子皆恥于與鴻都門學為列，批評反對之聲不絕。除蔡邕外，司徒楊賜、尚書令陽球等都曾上奏要求罷鴻都門學。毫無疑問，待制鴻都門或鴻都門學與待詔金馬門性質完全不同。在後人看來，金馬門是英才薈萃之地，而鴻都門則是以蟲篆辭賦、尚方工技邀寵的小人聚居的場所［16］。
漢代以後，待詔再不復往日之盛。南北朝時仍可見有關待詔的記載。如梁武帝時，庾於陵、王僧孺、丘遲、到沆、許懋、張率等待詔文德殿（文德省），吳均待詔著作。《北齊書·文苑傳》還記載了待詔文林館的盛況，存錄了當時眾多待詔之人的姓名。南北朝時期待詔者多為文學之士，這與皇帝、王侯們的文學愛好有關。不過史書中關於這些待詔的記載，多半是用作動詞的。本來在漢代，待詔有時候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職遣，尤其是本身已有官銜秩祿的人，如前面提到的有些博士、郎官、佐史之類，常于某處待詔，這說明待詔具有臨時職遣的含義。南北朝時期有關待詔的記載，更多是這種職遣的情況。
唐初王績，高祖時曾待詔門下省。太宗至中宗時，都有各種名目的待詔，至玄宗時有翰林待詔。《舊唐書·職官志二》云：“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鍊、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性質和以前的待詔差不多。李白供奉翰林，實際上就是翰林待詔。他任職時有一首《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說：“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離職後有一首《東武吟》（一作《出金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說：“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都是將自己的待詔翰林和西漢的待詔金馬門相比，雖然翰林待詔實際上地位不高，但李白看得很重。由於李白沒有別的官銜，翰林待詔成為其實際的官職［17］。
翰林待詔後來演變為翰林學士。《新唐書·百官志》云：“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翰林學士由此從翰林待詔中分化出來，至宋代翰林學士更由宮中內官發展成為正式的朝官，翰林制度乃成為古代官制另一系統。
宋元明清時雖仍有待詔之名，但其性質和身份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于翰林院待詔之人，多為擅長琴棋書畫或其他技藝的人，地位很低，幾同小吏。唐宋以降的待詔狀況，非本文所論，這裏謹引瞿蛻園的概括説明作為結尾：“待詔、待制本為伺應召對之意，非官名，故漢代常令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唐之翰林待詔亦同。宋代采其意，於館閣直學士以下置待制，始為官名。明廢，唯翰林待詔院有待詔一官，秩甚卑。至清代六員減為一員，尤與文學之任無關，僅存此空名而已。”［18］
注釋：
［1］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本文使引“二十四史”文字均依中華書局標點本。
［2］分別見《漢書·律曆志上》、《漢書·溝洫志》。
［3］參見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
［4］《漢官舊儀》、《漢舊儀》也有同樣的文字，但無“待詔博士”四字。均見《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
［5］一般認為，漢代選舉制度分察舉和徵辟兩類，察舉是定期或不定期由高級官員或郡國舉薦，徵辟則更多臨時性質，科目也不同。又有所謂以四科辟士。參見孟祥才《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筆者認為二者之別當時並不嚴格，而待詔來源既有詔舉又有徵辟，故本文統而言之，不作分別。
［6］何清谷《三輔黃圖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163頁。
［7］《太平御覽》卷一五八《州郡部四·河南道上·河南府》引陸機《洛陽記》，中華書局影印本，770頁上。
［8］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下》，顏注引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
［9］待詔黃門者如梁丘賀、李尋、夏賀良。《漢書·儒林傳》記載梁丘賀“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漢書·李尋傳》云：“哀帝初即位，召（李）尋待詔黃門。”又云：“（李）尋遂白（夏）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詔見。”
［10］待詔保宮有周向、丁姓，見《漢書·儒林傳》，顏注：“保宮，少府之屬官也。”郭廣意曾“待詔五莋宮”（即五柞宮），見《漢書·武五子傳·劉旦傳》。劉德曾待詔丞相府，見《漢書·楚元王傳》，顏注：“於丞相府聽詔命也。”
［11］桓譚《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24頁。
［12］分別見《新論·見徵》、《新論·辨惑》，17、54頁。
［13］參見羅寧《小說與稗官》，載《四川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6期；西嶋定生《二十等爵制》第一章，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14］此事見《漢書·哀帝紀》、《漢書·李尋傳》。
［15］參見羅寧《〈黃帝說〉及其他〈漢志〉小說》，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3期。饒、安成、壽約都是方士身份的待詔，而《漢志》的小説家出於稗官之說，就和這些人的身份、地位有關。參見羅寧《小説與稗官》。
［16］參見王永平《漢靈帝之置“鴻都門學”及其原因論》，載《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9年5期。
［17］參見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學士辨》，載其《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18］瞿蛻園《歷代職官簡釋》，参見〔清〕黃本驥《歷代職官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