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實踐層面分析廢黜賈后之“可行”，對於張華面臨大好“良機”表現的猶豫踟躕，則需要詳細考察西晉中期宮廷內外的政治氣候是否具備支撐一場“准政變”必需的基礎條件。我們知道，擅行廢立，從來都是政爭激化的開端、國家災難的肇始；高度集權體制營構的封建統治秩序只是一個表面穩定的體系，任何來自於統治集團內部的觸動都有可能釀成無法收拾的後果，因此司馬遷總結說過“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論》。張華等人將要發動的宮廷大變亂的背景是，之前外戚楊駿專權剛剛被殺，而心狠手辣的賈后利用了其招進京城的汝南王司馬亮和楚王司馬瑋之後，又假傳惠帝密令使得想獨攬大權的二王內訌以致又相繼覆滅。京城經歷這場腥風血雨之後，朝廷再無權臣節制，名為惠帝天下其實委政賈后。這之後直至皇太子司馬遹被殺全面引發八王之亂，西晉度過了七八年相對安寧的時期。但是表象的安寧之下波濤洶湧，國家整體形勢可謂飄蕩在崩潰的邊緣。其實惠帝即位之初，外戚楊駿以陰謀手段排擠汝南王司馬亮單獨輔政，就已經激起一些諸侯王的勃勃野心，只是時機不夠成熟，局勢還不夠混亂罷了。當此之時，覬覦皇位妄想壟斷國政者磨刀霍霍，爭權奪勢的內訌危機迫在眉睫，時局誠可謂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怎能妄加指責張華在廢賈后問題上表現的猶豫呢？張華正是對身邊政治現實觀察透徹，明瞭進退後果，才會顧慮重重。我們可以假設即便張華果斷解決了賈后的外戚集團，是否就能伸張正義，還政惠帝進而延續西晉國祚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結果甚至只會更糟糕，使得晉末大亂提前到來而已。因為，賈后毒害愍懷太子司馬遹，其實只是禁軍統帥趙王司馬倫及其嬖人孫秀玩弄的陰謀計畫的一個環節。《晉書·趙王倫傳》記載司馬倫欲廢賈后，孫秀預知太子當政己必不得志，於是為司馬倫設計了一箭雙雕之計：“太子為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仇，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太子遇害，司馬倫與孫秀正中下懷，既為司馬倫稱帝野心付諸實施掃除一大障礙，又成為其剪除賈后的有力把柄。很快，禁軍校尉齊王司馬冏矯詔逮捕並處死賈后。趙王倫進位相國僅僅一年，便將惠帝軟禁而正式篡位自立為帝了。至此，不難明白，爭論所謂張華等廢黜賈后之“可行”，實際只是在探討張華是否應該“幫助”野心家趙王倫早日實現順利篡權。從這樣具有諷刺意義的荒唐假設過程及其結果，我們可以體會到張華苦心維持現狀的政策，其實是無奈之下盡力用玄學道家無為謀略，去勉強完成儒家安定天下的目標。所以晚年時期張華作的《答何邵詩三首》表達出其久歷宦海“彌縫補闕”的苦悶彷徨心態，其一云“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其二云“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前文已及，此不贅述。時勢易變，相較當年滿懷豪情征伐東吳的太康之世，張華保全目前“海內晏然”狀態便已經算是盡忠匡輔，遑論廢黜賈后自取其亂了。
綜上所述，其實張華並非不具備“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忠義氣節，確是迫於內外形勢顧慮重重，即所謂“非不能也，是不能為也”。張華申發慷慨豪邁“風雲氣”的詩賦“進德修業，輝光日新”（《勵志詩》）、“獨步聖明世，四海稱英雄”（《壯士篇》），正是文如其人，他的儒家忠節思想通過生命終結的選擇獲得強烈宣示。張華之死，是一場徹底的時代悲劇。當趙王倫諂事賈后求官尚書令之時，張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以致司馬倫、孫秀疾之如仇。“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晉書·張華傳》）若非時勢舛蹇，張華非但不會淪落為逆臣刀下冤魂，應該也是輔佐聖君治平天下名垂青史的股肱良臣。同樣是慷慨赴死，張華剛毅正直的儒者氣象與嵇康越名任心的玄學精神懷有同樣執著的政治情結。趙王倫發動篡難的當夜，詐稱詔召見張華，然後與裴頠俱被收捕下獄。人之將死，其言必真，張華面對審訊者反問曰：“卿欲害忠臣耶？”可見其自始至終總是以“忠臣”自居，他的思想構成中積極入世的傳統儒家因素要超過消極自保的道家政治哲學。所以，明人張溥所謂“名位已極，篤於守經，徒為賈氏而死”［10］的批判，言辭激烈，其實乃是誤解。魏晉時代名士生命終結的方式，即為什麽而死決定了他的主體思想傾向與基本政治立場，如劉琨諂事權貴最終死於對外民族戰爭，郭璞遊仙崇道而死於王敦叛亂的殉節之義。張華的死追根溯源直接原因是開罪野心家趙王倫以及小人孫秀，間接原因則其實死於“國是”，不肯屈從叛逆同流合污。如前所述，張華之死精神內質類似於嵇康臨刑顧影歎息對名教的那份執著，名教“罪人”其實為名教殉節，這是時代的誤會。
現在回顧鍾嶸所謂“風雲氣少”，顯見並非公允之論。正如史家總結“忠於亂世，自古為難”，前文關於廢黜賈后的分析已經明確指出，暴烈的鬥爭方式，不適用於西晉天下崩潰之前岌岌可危的亂局；張華即便想有所動作，但畢竟形勢比人強，這是當時頭腦清醒的士大夫基本共識。司馬倫、孫秀伏誅後齊王冏輔政，朝上已有議者以湣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指責張華，摯虞致箋為之作了公正解說：“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晉書·張華傳》）張華以歷代賢妃事蹟撰成宮廷規箴警示放蕩暴戾的賈后，當時奉為“苦口陳箴、莊言警世”的名篇。《晉書·張華傳》“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具體效果如何不得而知，雖不能徹底挽狂瀾於既倒，但是張華確實盡力而為了。張華並不懼死，篡逆的屠刀壓於頸上，依然吐言拒之，具體所吐梗慨之言史書未載，想來亦必是擲地有聲，此可謂捨生取義。最終，遂被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滅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此可謂殺身成仁了。當審訊者張林稱詔詰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張華直言：“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晉書·張華傳》）言如其人，張華為穩定局勢時刻不懈努力，只是人們很少從名教即自然的高度整體把握他並蓄儒道的衷心本體。正如東晉士人批評西晉清談誤國“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世說新語·輕詆》），這主要針對缺失儒家進取有為信念而縱誕玄虛者，張華顯然不能承擔這樣的罪名。鍾嶸批評的“兒女情多”，發現其“鷦鷯”式特性只是一種表象的正確，這看到了張華玄儒兼治的思想構成特徵，而沒有深入分析明確張華並蓄儒道的具體層次與實際傾向。
張華生活的時代玄風熾盛，其本人受之薰染而有所向往並不奇怪，然而他並不熱衷組織清談以名士高自標置，其玄化的特徵也不是他唯一的氣質。儘管張華實際施用的“聖人之道”其中包含了某些玄學的謀略手段，然而崇玄尚道畢竟不是張華所謂咎由自取的真正死因。張華不同意擅廢賈后所言“身死國危，無益社稷”，擔心即便除去賈后“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顯示他考慮重點是江山社稷“恒至喪亂”。那麽張華與賈后親党專權的行政工作“配合”行為，既不是無原則的妥協迎合，更談不上為虎作倀沆瀣一氣。通過分析張華之死的性質，見出他的表現堪比於嵇康之大義凜然，非但沒有貪生怕死而是更多儒者氣象的名士風範。事實上，當使者稱詔將斬，張華自己便已經坦言“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晉書·張華傳》）。既然死生置之度外，奈何以死懼之，又何來懼亂自保之說呢？張華的諫諍尤其表明他不同於某些媚俗趨時的“鄉願”人物，如山濤“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暱。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晉書·山濤傳》）。余嘉錫先生嚴厲批評：“夫鍾會之為人，嵇康所不齒，而濤與之款暱，又處會與裴秀交鬨之際，能並得其歡心，豈非以會為司馬氏之子房，而秀亦參謀略，皆昭之寵臣，故曲意交結，相與比周，以希詭遇之獲歟！”［11］。正是通過反面的對比我們會清晰地發現，模糊是非明哲保身不是張華的根本立場，他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背後的心靈世界，與其他墮落自恣的名士們完全不同。
如果從正面尋找張華充滿“風雲氣”的積極政治作為，那麽可以發現其在名士群體中聲名正如阮籍的賞譽是“王佐之才也”（《晉書·張華傳》）。張華歷事二帝，控權中樞，晉室朝議表奏多見施用張華之策，時人比之春秋鄭國名臣子產。晉武帝伐吳之役，張華功勞至大，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國家統一唯其堅執遂得成功。晉惠帝無能而使賈后亂政專權，晉室帝祚在風雨飄搖中艱難延續不至於迅速崩潰，很大程度歸功於張華輔政的苦心經營，此即史家所稱“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晉書·張華傳》）。相對於史家評價竹林七賢之山濤“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晉書·山濤傳》），張華積極入世為人所詬病者可謂是“心存事內而守時不利”。毫無疑問，從張華之死的原因與意義來看，他具有玄學意味的言語感慨是不能僅僅停留於字句本身，以老莊無為逍遙作簡單比附的片面理解。
張華縱情丘壑的自然思想只付諸於文學作品，其實所謂“兒女情”很少在政治生活裏實踐張揚；其以名教忠孝禮制規範的維護者形象立於朝廷，與為而不爭的玄學意識互為表裏，把名教與自然的調和推向了郭象玄學“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的境界。就理論源流而言，我們可以前溯王肅儒本道末、援道入儒的兼治模式，張華為匡扶社稷考慮取用儒道，維持安定局勢的政治哲學可以簡單歸結為外道內儒，其中主導思想是堅持儒家道義。“永嘉之亂”的引人深思之處，是士大夫們的集體儒學意識淡薄，張華會通儒道的突出之處則是以實踐探索從“貴無”走向“崇有”。張華曾經在詩賦中一再提醒不要自溺於放縱的虛誕世風，《相風賦》：“既在高而思危，又戒險而自箴”，“雖徊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格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這樣不甘沉淪的思想鬥爭，其實是名教時代思潮與自然對立命題在名士個體身上具體而微的體現。因而，我們看到的張華文學創作表達的思想兼有玄儒，甚至在《勵志詩》這樣作品中就出現了“兒女情”與“風雲氣”共存的矛盾，既推崇“進德修業，輝光日新”，同時又向往“安心恬淡，棲志浮雲”。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明白張華政治生活實踐體現的道家消極情緒其實並非是其文學作品的真實寫照，即“風雲氣”並不少；反之亦然，我們也不能夠通過具有“兒女情”多的文學創作，證明他是一個類似於王衍之類清談誤國的苟且隨時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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