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们的印象中，陆九渊（字子静，后人称为象山先生，1139—1193），应该是洒落一派的代表陈来先生似乎对此有所注意，他虽然多次提到洒落与敬畏派的分野，却从来没有把陆象山归为洒落派的代表。因此，他们多认为象山应该与“曾点气象”相似，且都与禅学相通。这一印象，又往往被以下材料所强化了：
祖道（曾祖道，字择之，生卒不详，江西永丰人，1197 年始从学于朱子）又曰：顷年亦尝见陆象山。先生笑曰：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祖道）曰：象山之学，祖道晓不得，更是不敢学。（朱子）曰：如何不敢学？（祖道）曰：象山与祖道言，“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运动，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硬要将一物去治一物，须要如此做甚？咏归舞雩，自是吾子家风！”祖道曰：是则是有此理，恐非初学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铄以为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见处，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缠绕旧习，如落陷井，卒除不得。先生曰：陆子静所学，分明是禅（黄卓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朱子十三·训门人四》。
于朱子，“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运动，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就是以知觉言性、言仁，这尚且不能体现出儒家之为儒的基本精神，而是典型的禅家语。受这则材料的影响，同时也是受朱学一系的长期渲染在朱子陆子二人的书信往来中，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是相互指责为禅，与此我们可以看到二人对禅学的基本精神的理解以及如何区别儒学与佛学之别的问题上大有不同。甚至我们也在潜意识里把陆学和阳明学混为一谈的影响，凡此种种，使我们很容易认为陆九渊只是一味地在宣扬“咏归舞雩”的家风。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更容易加深我们的这一印象，那就是朱子晚年对时人论“曾点气象”之流弊的批判中，其矛头所指向的，往往是曾经向象山处问过学的弟子，而就此问题向朱子多次提问的，也往往是这些人需要指出，这些人就“曾点气象”向朱子提问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这些人怀疑朱子对“曾点气象”的评价太高，认为这与朱子的一贯精神不符，见后文详述。所以，在《语类》中，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
近日陆子静门人寄得数篇诗来，只将颜渊曾点数件事重迭说，其它诗书礼乐都不说，如吾友下学也只是拣那尖利底说，粗钝底都掉了，今日下学，明日日便要上达……如论语二十篇，只拣那曾点底意思来涵泳，都要盖了，单单说个风乎舞雩，咏而归，只做个四时景致，论语何用说许多事（陈淳录）？《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
问：说漆雕开章云云，先生不应，又说与点章云云，先生又不应。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会那漆雕开与曾点，而今且莫要理会。所谓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会言忠信，行笃敬，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须是步步理会，坐如尸，便要常常如尸，立如齐，便须要常常如齐，而今却只管去理会那流行底，不知是个甚么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随科随坎皆是（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六 ，《朱子十三·训门人四》。
据此，钱穆先生亦认为：“象山陆学好言与点、颜乐而不求实下工夫处”其实，钱先生实是误会象山了，至少是在陆子对待曾点气象的态度上，现实情况与此恰好相反——象山的文集和语录中提到曾点的次数非常少，这或许是与陆子不善著述有关。但是我们也没有在他的语类中发现大段讨论“曾点气象”的内容。这反而和朱子的大量讨论曾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象山论及“曾点气象”处往往寥寥数字极见精神如陆子在《语录》中强调：习气，识见凡下，奔名逐利，造次，尽欢，乐在其中，咏归，履冰。此寥寥数语中的确包含着无尽的深意。见《象山先生全书》，卷三十五，《四部丛刊》本，下同。他在提及曾点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处处将当时普遍被认为是重工夫的颜回和曾点并列，强调二者之间不相悖违；他在提到咏归之乐时，也一定会同时提到“戒谨恐惧”或是“履冰”的诚敬状态。
论及工夫，在许多人看来，陆学是一味求乐，大讲简易，刊落工夫的典型，也几乎就是禅学的翻版，这同样是对陆子的误解。陆子反复强调：
自下升高，积小之大，纵令不跌不止，犹当次第而进，便欲无过，夫岂易有？以夫子之天纵，犹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后，颜子之粹而犹若是。如有所立卓尔之地，竭其才而未能进，此岂可遽言乎？《象山先生全书》，卷五，《与吕子约》。
这与朱子的态度如出一辙，而这样的话在陆子的著作中举不胜举。其实，就是提到“简易”二字，陆子所说的“简易”和许多人理解中的“简易”并不相同：
然开端发足不可不谨，养正渉邪则当早辨。学之正而得所养，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谁得而御之？今之学者气不至甚塞，质不至甚薄，向善之志号为笃切，鞭勉巳至，循省已熟，乃日困于茫然之地而无所至止，是岂非其志有所陷，学有所蔽而然耶？同上。
可见，陆子所说的“简易”，是指由于“学之正而得所养”，因而由本之末、无所窒碍的顺畅，是指不支离，而不是指刊落工夫，一步登天的简易，更不是指容易。在陆子看来：
临深履冰，此古人实处，浴沂之咏，曲肱陋巷之乐，与此不相悖违。岂今之学失其正，无所至止，谬生疑惧，浪为艰难者，所可同日道哉？同上。
陆子认为，为学与乐两不相悖违，但为学工夫一定要谨于开端，次第而进，实下工夫，不能轻言容易。“浴沂之志”和“中庸之戒谨恐惧”乃至于舜、文王、夫子、孟子的工夫都是一致的，失去了任何一方面都会有所偏失。在这方面，象山与明道可谓心有灵犀。但在象山看来，“浴沂之志”是人用力的“所主者”，也是人应当用力不已之地：
改过迁善，固应无难，为仁由己，圣人不我欺也。直使存养至于无间，亦分内事耳。然懈怠纵弛，人之通患，旧习乘机之，捷于影响，慢游是好，傲雪是作，游逸淫乐之戒，大禹伯益犹进于舜；盘盂几杖之铭，成汤犹赖之；夫子七十而从心。吾曹学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尝用力而旧习释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于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养性以事天，岂无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谨恐惧，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乐，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应不劳，若茫然而无主，泛然而无归，则将有颠顿狼狈之患，圣贤乐地，尚安得而至乎？《象山先生全书》，卷五，《与杨敬仲一》。
可见，陆子认为改过迁善从应然的层面上讲是不难，但在实然的层面上讲，则一定要强调省察之功的不能已，而“浴沂之志”也必须从属于此。陆子还在《与潘文叔》一文中提到：“盖所谓儆戒抑畏，戒谨恐惧者，粹然一出于正，与曲肱陋巷之乐，舞雩咏归之志不相悖违。”
上述资料足以表明，强调必须兼顾“曾点气象”与“儆戒抑畏，戒谨恐惧”，强调二者不相悖违，这是陆子对于“曾点气象”的基本看法，其中也体现出了他的基本为学精神。这一点，也能从朱子对陆子的评价中得到印证：朱子多次指出，陆子力行持守迥然超出常人，而其只重践履，不重穷理却有一条腿走路的嫌疑。我们说，陆子在对“曾点气象”的理解上，与为朱子反复批评的陆子后学实不可同日而语。
陆子还曾指出，其实为学过程是极其苦涩的，绝非一个乐字所能概括：
作事业固当随分有程准，若着实下手处，未易泛言……盖此事论到着实处，极是苦涩。除是实有终身之大念，近到此间，却尽有坚实朋友与之切磋，皆辄望风畏怯，不肯近前。《象山先生全书》，卷六，《与吴伯颙》。
莫厌辛苦，此学脉也。同上，卷三十五，《语录》。按，钱穆先生认为，寻孔颜乐处，乃二程得自濂溪，而明道又特自提出曾点，象山循此一路，分别濂溪明道与伊川朱子之不同。复斋（陆九龄，字子寿）鹅湖寺初会诗即云：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则二陆之学，固是从此乐处一端上路。按，复斋是诗只是应景之作，表达一时的心情，实不足以代表二陆之学的精神。钱先生在是书中对陆氏学每每有攻击过当之处，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强调苦与乐不相悖违、简易与苦涩不相悖违，这是陆子思想的辩证法，也是他思想丰富性、深刻性的具体体现。当然，陆子也在行动上切实地贯彻了这一点，如杨简就在《行状》中提到陆子：“读书不苟简，外视虽若闲暇，而实勤于考索。伯兄总家务，常夜分起，必见先生秉烛检书”《象山先生全书》，卷三十三，《行状》。我们常常能见到朱子认为为学必须见苦涩处的语录。实际上，陆子应该是先于朱子提到这一点的在文集和语类中，朱子最早是针对包杨（字显道）而提到这一点的，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时为1193 年，正好陆子去世。此后在1197 年，他也对曾祖道提到了这一点。当然，基于为学宗旨上的显著差异，朱陆二人对如何做工夫肯定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陆子对苦涩的强调与晚明心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陆子到阳明，他们在对“曾点气象”的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也是时代的差异使然。
在与朱子的交流中，吕祖谦也提出过对“曾点气象”的看法：
所谓狂者，是心到力不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不是言不副行，其志甚大，但不能无病耳。……曾当二三子言志时，欲风乎舞雩咏而归，则是颜子陋巷亦不过此，观此一段气象，则是春秋衰周之时，直有唐虞三代之气味，曾点岂不难得？至季武子死则倚其门而歌，直是容一个武子不得，亦是心到力不到，此之谓狂，狂者度量甚高，止是力有未到处耳。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七，《四部丛刊》本。
吕伯恭此论的中心，是强调曾点“其志甚大”，“度量甚高”，乃至于有唐虞三代气味。他不同意程明道认为曾点“言不副行”的定性，而是认为曾点是心到力不到，因此只欠“宽以居之”，待其自然用力而实现其志。可见吕祖谦对曾点的推崇，比程明道更甚。对此，朱子评论到：
问：“东莱说‘曾点只欠宽以居之’，这是如何？”曰：“他是太宽了，却是工夫欠细密。”因举明道说康节云：“尧夫豪杰之士，根本不贴贴地。”又曰：“今人却怕做庄老，却不怕做管商，可笑”（叶贺孙录）！《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
朱子显然认为曾点颇有些放荡，空疏。因此对他来说只能严加约束使之归于朴实。于朱子，若对曾点宽以居之，更会使其流于佛老。但反过来说，若完全不讲“曾点气象”，不讲心性修养，又会使人有流于管商的危险，这也是他特别忧虑的。
在当时，游离于理学正统之外的人物也在讨论“曾点气象”，其典型者则是叶适（字正则，后人称为水心先生，1150—1223）。水心论学，以“放言砭古（全谢山语）”、“漂剥古人（陈钟凡语）”为最大特色，其批判的锋芒所及，“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而其论说的核心则在虚实之辨。正是基于这一精神，水心针对理学诸子好言尧舜气象的“儒释”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九，《四库全书》本，下同。特色，抨击尤为激烈。其辨“黄叔度为后世颜子”之说，更被吕思勉先生指为能切中宋儒好言“圣贤气象”之失，学术经典丛书，东方出版社，1996 年。所有这些，似乎都显示水心应该对“曾点气象”不感兴趣，但其实情却又不尽然。
对于“曾点气象”，叶水心的态度有些复杂，却更符合辩证的精神。他曾大量撰文正面地吟咏过“曾点气象”：除在一些诗文中吟咏曾点外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七，《送戴汉老》，《题钟秀才咏归堂》；卷十一， 《宜兴县修学记》；卷十二 ，《巽岩集序》；卷十五 ，《奉议朗郑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他还写了《风雩堂记》来具体说明自己的思想：
……若夫曾异于三子，则其乐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乎沂，风乎舞雩，鲁之褉事也，陈宛丘、郑溱洧皆是也。方其士女和会，众粲交发，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狂者，固以淫情荡志为讥矣，而内有所操，不与众俱靡者，岂不以闭关绝物为病哉？欣时和美备服，即名川之易狎，同鲁人之愿游，咏歌而还，容顺体适，此义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显晦，用舍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终不能毕用而无遗。孔子尝一用于鲁，流离困厄，遂至终老，况三子区区邦邑之间，自许以求用，何其陋也？点之甘服闾里，而自安于不用，亦岂忘世也欤？浴沂舞雩，近时语道之大端也，学者未知洁己以并（即摒字）俗，远利以寡怨，悬料浮想，庶几圣贤，而出处得丧之争，能全其乐鲜矣……虽然，犹有待于物，点之乐也；无待于物，颜氏之乐也。叶适：《水心集》，卷十，《风雩堂记》，《四库全书》本。
本文作于嘉定七年，即1211 年，颇能代表水心的晚年观点。他在论及曾点时，语气极为平实，没有高妙之论，更没有涉及心性性命的内容，这是他和正统理学一系在论此问题上的最大不同。于他来说，搬弄这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其实无异于“阳儒阴释”。水心强调，曾点之乐“可以名言”、“可勉而至”，没有丝毫的神秘气息，而是当时的一种普通现象。这种乐既未流于“淫情荡志”的一面，又没有走向“闭关绝物”的另一个极端，更不是要“忘世”，而是体现出了“义理之中，物我之平”，是“洁己以并（摒）俗”的代表。这一点在水心看来正是儒学的真实一面。水心的这一说法诚如黄震的评论：
风雩今为圣门一大议论，善形容者往往极于高明，水心谓舞雩鲁之禊事，点不敢必放用，甘服闾里耳。说极平实而文采灿然可读也。《黄氏日抄》，卷六十八。
在对“曾点言志”一节的态度上，黄震与水心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甚至黄震还走得更远，要从根本上取消“曾点气象”的正面价值（见后）。也正因此，他才能够发现水心论“曾点言志”一节的价值所在。我们说，水心的这一观点，大大扫除了时人关于“曾点气象”的种种玄虚不实之论，而这正能体现出水心为学之道的基本精神。同时，水心还结合自己的感受，给予了曾点以“同情之理解”，指出自安与不用，绝不能和忘世直接划等号。可以说，与其入世而不为所用，不能一展报复，还不如高尚其志，这在宋代士人中几成共识余英时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论述，见《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对出处去就问题的论述。这也是水心为自己言行的一种辩解。
我们说，水心一方面肯定“曾点气象”，认为它只是一种毫无神秘色彩的平实活动，另一方面，他也对时人过于渲染“曾点气象”、使曾点玄虚化的弊端有所警觉，在极力批判时人一味虚说曾点之乐的危害：
曾虽未闻道，而其心庶几焉，故孔子喟然与之。且浴沂风雩，咏歌而归，通国皆然，但不狎邪，所以至道。而后世之论纷纷不已，无实而妄意，可哀也。《习学记言》，卷十三。
水心认为：“曾虽未闻道，而其心庶几焉”，其赞许之情和正面肯定的意味非常明显。在水心的心中，曾点的“庶己”、“至道”和后人的“无实而妄意”，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他对这两者的评价也显然不同：可哀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他还指出了后者的危害：
然近世学者以浴沂舞雩为知道一大节目，意料浮想，遂为师传，执虚承误，无与进德，则其陋有甚于昔之传注者，不可不知也。同上，卷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