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宗教就要判教，所谓判教就是对印度佛教各类经典进行统一安排，确定次序的先后和教理的深浅，并且把本宗所尊奉的经典置于最高的位置。这种判教直接受到创宗者佛教学识的制约，也和创宗者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密切相关。判教就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调和和选择，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法和一项重要工作。
判教创宗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对佛教的思考与选择的过程和结果。虽然中国僧人不强调大小乘之分，而重圆融，但是对不同经典也需要做出高低差别的说明。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就在佛教大小乘中进行选择，当时形成的许多学派绝大多数是大乘佛教，就表明中国僧人认为大乘高于小乘，这是中国人选择的结果。到了隋唐时代，佛教进一步演化开宗，形成了许多宗派。在这些宗派中，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选择了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这是因为此三宗都是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创立的，和中国儒家的心性之说颇有相通之处。三论宗和唯识宗本身印度佛典的色彩特浓，又过于烦琐，所以流传不长。至于净土宗，因为方法简单，境界（西方极乐世界）美妙，令人产生期待，使人获得精神安慰，为平民百姓喜爱、奉持。后来随天台、华严、禅和净土各宗的进一步发展，又出现了各宗归禅和禅净一致的趋势和方向，体现了中国人对佛教的最终抉择，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集中表现。
附带指出，佛教在中国的长期流行，不仅在宗教思想和修持方法上做了适应中国环境的调整，而且在僧寺管理、焚香礼佛、节日活动和生活劳动等一系列礼仪制度方面都做了变革。与此相关，印度佛教诸佛和菩萨的地位，在中国佛教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佛祖释迦牟尼的地位实际降低，阿弥陀佛和一些菩萨如观音菩萨的地位显著提高，在佛教的万神殿中占有最显赫的位置，知名度最高。
三、佛教中国化的特点和规律
从上所述佛教中国化的历程、途径和方式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佛教中国化的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和规律。
第一，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佛教是一种全新的思潮，作为特异性文化，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对立的，此时，佛教对中国专制政治、传统文化采取依附的立场，通过译经的流传，争取在中国立脚。第二个阶段，大体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由特异性文化发展为交替性文化，与儒道鼎足而三，互相竞赛，争取人们的选择。在这期间佛教与儒道既全面冲突、斗争，又互相融合、会通。第三个阶段，是隋唐至明清时代，佛教判教立宗，由交替性文化转化为创造性文化。此时佛教与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广泛地融合，尤其是在心性道德修养问题上达到三教合一，佛教完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总之，佛教中国化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由对立到渗透再到合一的渐进过程，是佛教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层逐渐深入到内层，即越来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是中国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和佛教中国化的带规律性的现象。
第二，佛教中国化也是双向选择的过程。从佛教的流传过程来看，佛教既是传播的主体，又是被接受的客体，而中华民族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被传播的客体。佛教能否传播，如何传播，中华民族能否接受，如何接受，就在于主客体多种关系的调节、统一。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传播主体要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的需要；顺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接受主体要有内在的利益需要，并按照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主体接受图式，对佛教进行筛选、取舍、改造和重构。佛教的中国化而成的中国化佛教，是既保持佛教的原有风貌，又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双向重构物，也就是双向选择的产物。这种双向选择结果的具体形式是：（1）排斥与退让。如佛教不讲忠孝的观念就遭到反对，汉地对密教就冷漠，佛教都做了退让。（2）转变与同化。佛教某些观念做了改变，转化为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佛教对忠孝观念的重视和推崇、禅宗生产劳动制度的确立等，都是佛教被中国文化所同化的表现。（3）渗透与吸取。如佛教的哲学、道德，尤其是文学、艺术、习俗被大量吸取，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4）融合与重构。佛教的某些思想内容或形式，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构成新文化。如天台、华严和禅诸宗都是这种重建的佛教新宗派。佛教由于被吸取、被重构，而和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互补关系，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佛教与中华民族的双向选择中人们可以看到：高级的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低级文化则处于被融解、消化、取代的地位；外来文化若能适应被接受客体的需要，就能补充本土文化，而形成新文化；本土文化一般都具有对外来文化的约束力、影响力，外来文化不结合本土文化是不可能长期流传的。
第三，佛教具有实现中国化的自我组织机制。佛教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大制约作用外，佛教自身也存在能够中国化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是价值构成、思维方式和表现形态等。佛教的人生一切皆苦和追求理想精神境界的学说，佛教的丰富的直觉思维形式，佛教的文学、艺术表现形态等，在古代中国都具有存在的价值，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哲学、道德、文学、艺术方面的补充，这是佛教能在中国存在的内在的根本原因。同时，佛教还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机制，这些机制生发于它的独特的方法论——方便说。佛教作为一种解脱学，强调要"度脱"众生，而众生的条件、情况各不相同，为此在教化时要"方便善巧"、"方便权略"，允许采取各种方便方法，灵活地引导众生。这种方便法门，为佛教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提供方法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在真理论上佛教也采用真俗二谛说。真谛指佛教真理，俗谛指世俗真理。佛教宣扬真谛俗谛有高下真假之分，但又是缺一不可的，佛教真理和世俗认识不是绝对对立的。这又为佛教理论体系的开放提供了真理论的根据。这些内在机制，又决定了佛教具有强大的融合功能和创造功能。中国佛教宗派的判教就是这些功能的鲜明体现。中国佛教能够调适与儒、道的关系，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创立出新的宗派和新的思想。
第四，中国专制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强大的制约力和融摄力。佛教的中国化运动，就其实质来说是外来佛教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间的矛盾运动。古代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和民族文化，对外来佛教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和融摄力量。中华民族渡过两晋南北朝时文化解体的危机，引导佛教沿着适应中国环境和需要的轨道发展。中央政府既采用消极的方法限制佛教的发展，又采用积极的方法引导佛教前进。如采取限制出家人数、设立度牒制度、设置专官管理来限制佛教，有时甚至运用行政权力消灭佛教。同时又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强固儒学的主导地位，并以开放心态吸取佛教文化的某些适用和积极的方面来丰富传统文化，从而推动儒道佛"三教合一"格局的形成。三教都带有中和的性质，既保持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又有相互间的统一性。
第五，佛教中国化的两重命运。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最能充分体现中国民族性，最富于民族化色彩的宗派，如禅宗，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深刻；反之，有的佛教派别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有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某些佛教宗派或佛教学者大量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以致彼此的思想界限趋于模糊。由于佛教的非宗教化倾向增加，佛教的出世性和超越性，即相对独立性减少，这又是促使佛教失去存在价值和走向衰败的原因。在中国古代，佛教中国化的程度愈高，流传就愈久；同时，佛教愈中国化，也就愈丧失其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两重命运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特异的矛盾，是一种难以排解和克服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