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道教自然观研究
2258700000049

第49章 治政观(7)

帝皇之道,隆功成也,无为之风著。……前历明三古,言失道后德,自淳至浇,后重结之欲,示绝仁弃义,反浇还淳也。道浅易观,德高难见,今圣化既深,神功莫测,日用不知,故言自然。《道藏》第14册,第47页。

道教认为帝王有无"德能"对于治政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道教认为"前历明三古"、"言失道后德"导致治政活动的"绝仁弃义",然而"今圣化既深神功莫测"、"日用不知故言自然",是由于道教最终将帝王"德能"、"圣化",使帝王能在治政活动中"隆功成"、"著事遂",使帝王"日用"治政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其原因是将帝王道德才能归结为"自然"。这种"自然"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帝王的"德才兼备"体现在其自身所具有的"德能"之中,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帝王;二是帝王"德能"表现为"无为"而顺治政行为规律之本然,没有"人为"违背治政活动之属性;三是帝王"德能"内容和属性应该具有"自然"之性质,即具有治政所具有的行为品德;四是帝王"德能"则融汇于日常的治政活动之中,而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其治政"材能"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帝王的"德能"成为检验和评价圣人执政能力和治政水平的标准,列入道教治政行为思想中。

第三,"以吾自然,相其自然"。南宋彭耜集注《道德真经集注》转引了北宋陈景元提出的检验"圣君""德能"的"八不"标准:

若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静,任之以自然,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衰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如是,则祸福倚伏,于何而有。《戴藏》第13册,第214页。

这里的不"利货财"、"近贵富"、"乐寿"、"衰夭"、"荣通"、"丑穷"、"拘一世之利"、"以王天下为己"是道教对于治政行为者"德才兼能"提出的基本要求。宋林希逸《道德真经口义》认为:"圣人亦尽圣人之道,而不干于天地也。幽者为阴,阳明则为圣治。此两者自不相伤,则其德皆归之。"《道藏》第12册,第718页。这里将道教"德才兼能"称之为"圣治",既包括"德能"即"圣人亦尽圣人之道",又包括"才能"即"不干于天地也",从而使"德能"与"才能""两者自不相伤",并最终将"德才兼能"归结为"德能"。道教"德才兼能"的思想具体表现在治政活动之中,即如《道德真经义解》宋人李嘉谋解所说:"圣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变。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嘘、可强、可载者,不至于过;而或随、或吹、或赢、或堕者,不至于不及,是谓以吾自然相其自然。"《道藏》第14册,第21页。其中"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可行"、"可嘘"、"可强"、"可载"以及"或随"、"或吹"、"或赢"、"或堕"等既包含了"德能",又包含了"才能",是"德"、"才"兼能的综合体现,是道教治政思想中关于"人"之能力与品德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圣人之有天下,非取也"

——道化天下

圣人的治政艺术是道教治政行为目的实现的重要条件和途径,是道教圣人政治的重要内容,是道教治政思想的组成部分。"自然法是神圣的,拥有命令人正确行动和禁止人错误行动的力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5页。斯多葛派是希腊时期一个有极大影响的思想派别,斯多葛派推崇理性,提出宇宙中存在的"逻各斯"便是理性法则,即自然法,这是"神明的法则",人们应该严格遵守,人们顺应自然法便是顺应理性,人们顺应理性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孔子的最大理想、最高志愿和最宏伟的抱负,就是用他的秩序观把当时动荡危机的社会稳定下来,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的局面,至少亦可凭其"道"的大修而"自见于后世"参见李殿元《圣人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2-68页。道教则通过"天地之道"表达了治政统治之"道"所具有的"逻各斯"及"神明的法则"的基本内涵。

第一,"使万物生,各得其所"。道教认为治政统治的内容与要求体现了"道用",即要求人君"当精心鉴道意",才能"治国令太平"。《老子想尔注》认为:"人君欲爱民令寿考,治国令太平,当精心鉴道意,教民皆令知道真,无令知伪道邪知也。"《老子想尔注校笺》第14页。君子治国的前提条件乃为鉴"道意",教民知"道真",才可以"无令"道化天下,能够"知伪道",实现"爱民令寿"之目的。通过"用道"而实现治政统治"道化天下"是道教治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道教行为观在治政方面所应具有的"尊道"思想。《太平经》认为:

道用时,家家慈孝,皆同相类,慈孝不别。今道不用,人不慈孝,六亲不和。……道用时,帝王躬奉行之,练明其意,以臣庶于此,吏民莫有不法效者。《老子想尔注校笺》第24页。

道用时,臣忠子孝,国则易治,时臣子不畏君父也,乃畏天神。同上,第23页。

这里表达了圣人通过"道用"治政而实现"道化天下"三个方面的思想:一是家庭伦理关系上,通过"道用"可以实现"家家慈孝,皆同相类,慈孝不别";二是"帝王躬奉"之榜样作用上,通过"道用"具有"练明其意"、"吏民莫有不法效者";三是治政管理方面,通过"道用"具有"臣忠子孝,国则易治"之效果。所以,道教认为,"古者神人治身,皆有本也,治民乃有大术也。使万物生,各得其所,能使六极八方,远近欢喜,万物不失其所。乃当自然,能安八方四远,行恩不失氂毛"《太平经合校》第729页。这里的圣人"治身"、"治民"等治政之术是统治者统治文化和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是道教关于治政方法的重要体现,反映了道教对于治政统治的深刻认识。道教认为治政应当讲究治政的方法和治政的艺术,这种"自然"艺术称之为"大术",是"道用",所具有的内在本质体现。如果能够讲究治政方法和治政艺术而实现"道用",则"道化天下"、"万物生"、"八方远近欢喜",这样就是"自然",是道教对于治政策略的长远认识,体现了道教对于圣人治政"道用"的系统而全面的思考。因为治政方法和治政手段的基础和本质乃为"自然",这种自然"大术"能安八方四远,使治政活动按照其固有的规律发展而"行恩不失",具有全两性、系统性。

第二,"天地之道,治乱之殊"。"葛洪改造了《老子》的道的自然无为的性质,提出了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的思想,为隐士也能议政寻找理论根据。"许仪明、冷天吉《人仙之间--〈抱朴子〉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唐代吴筠则将宇宙观与治政行为观浑然一体,认为治政行为乃与道同一,是道教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与行为体现,既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又是一种治政行为观,并系统地论述了"天地"、"万物"、"帝王"之间的内在关系。吴筠在《宗玄先生玄纲论》中认为:

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万物之父;帝王者,三才之主,然而道德、天地、帝王一也,而有古今浇淳之异、尧桀治乱之殊者,何也?夫道德无兴衰,人伦有否泰,今古无变易,情性有推移,故运将泰也,则至阳真精降而为主,贤良辅而奸邪伏矣;时将否也,则太阴纯精升而为君,奸邪弼而贤良隐矣。天地之道,阴阳之数,故有治乱之殊也。《道藏》第23册,第676页。

这里系统地论述了道在治政统治中的作用,其思想具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实现道教所主张的"道化天下",吴筠认为应"天地之道,阴阳之数,故有治乱之殊也"。天地之道其作用是巨大的,具有"治乱"特殊之作用;二是"道德"、"天地"、"帝王"具有统一性,三者之间道德又具有"天地之祖"特点;三是道德所具有的内在属性为"无兴衰",而人伦则具有"否泰"之变化,是人之"情性有推移"之表现,人只有顺应天地运动演化之规律,才可以实现治政活动之"泰",这是"今古无变易"之内在规律之体现;四是顺应道之运动规律则可以实现治政活动之"贤良辅而奸邪伏",否则"奸邪弼而贤良隐"。吴筠从儒家"仁义礼智"方面全面论述了道教关于"道之所尚"、"以道为心,以德为体"的思想和观点,并称其为"帝王政治之大纲",认为,"夫仁义礼智者,帝王政治之大纲也,而道家独云"遗仁义,薄礼智"者,何也?道之所尚,存乎本,故至仁合天地之德,至义合天地之宜,至礼合天地之容,至智合天地之辩。皆自然所禀,非企羡可及,矫而效之,斯为伪矣。……故人主以道为心,以德为体,以仁义为车服,以礼智为冠冕,则垂拱而天下化矣"《道藏》第23册,第676页。这里将治政活动统一于儒家"仁义礼智"之中,并认为"人主以道为心",只有在道之作用下,才可以实现"天下化"之统治效果。

第三,"其治天下,非为之也"。道教将治政统治之结果不是归结于圣人之有为,而是建立在"因万物之自然"、"天下非取"基础之上的。圣人只有"于无为之中自然而为",才可以实现治政统治之目的。唐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认为:"自然物之性本也,众生起妄,失于性本。圣人慈诱,勤学无为,将以辅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为于俗学与多欲也。"《道藏》第14册,第536页。圣人的治政艺术在于"慈诱勤学无为",即通过"慈"将"仁爱"之心洒遍天下,通过"诱"实现并达到治政活动的理想目标,通过"勤"政理国造福于万民百姓,通过"学"修道养生,清静无为,清心寡欲。宋代李林集《道德真经取善集》也认为:

圣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万物归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取而为之,则不可得矣。《道藏》第13册,第877页。

这里表达了道教圣人治政的方法和治政艺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圣人治政取天下讲究"非取"、"非为";二是圣人治政使万物归乃为被动受之,主动"取"与"为"反而不可得;三是圣人"有天下"、"除其害"的根源因万物之本然之性。所以,宋人李嘉谋撰《道德真经义解》认为圣人治政之艺术应该为:"于无为之中自然而为,于无积之中自然而积,累日益去,善日益积,而圣人未尝知也。"《道藏》第14册,第32页。也就是说圣人的统治艺术建立在"无为"、"无积"之中而"潜默移化"、"自然而然",治政的艺术则在于日积月累之中,这种治政艺术只有在平时的"日益"积累中才可以完成,并能巧妙地运用于圣人的治政活动之中,成为圣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圣人的治政理论是建立在"无为"政治即"佐万物之自然"基础之上的,所以,在治政活动中所有的治政艺术均"各遂其性"而"不敢造为",是道教"道化天下"思想的一种体现。

第四,"各遂其性,不敢造为"。陈景元纂《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是北宋重要的道教著作,其内容集诸家注疏之精华,表达了道教道化天下所具有的"各遂其性"、"不敢造为"之内容。"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圣人以不欲不学为教者,以佐万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造为异端,恐失其大本也。"《道藏》第13册,第714页。圣人在治政活动中只有"不欲"、"不学",才可以不失"大本"实现治政目的,从而完成治政活动的根本任务。陈景元纂《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又说:

天道自然平施,不逆万物,而万物自专之。岂与人校其敢不敢、杀与活哉?然而人自服从者,不与物争而能善胜者也。

圣人的治政艺术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圣人治政艺术乃为"自然平施",这种治政的实施活动"不逆万物",是顺其治政之本然而为之;二是这种"自然平施"治政活动乃为"万物自专之"即治政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属性;三是圣人治政活动的内在规律不与人"校"、不与物"争",应"人自服从"而能善胜,通过一定的治政手段和治政艺术而实现治政结果的"胜物而不伤"。所以,南宋禇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认为其"无为"之术则表现为圣人"无为任物性之自然,故贵以身为天下则,不贱其民,爱以身为天下,则能亲其民,若是然后可以寄托天下矣"《道藏》第15册,第340页。圣人通过其手段和艺术"辅佐"治政,需要实现"自然真性",才可以达到治政行为所具有的"各遂其性,不敢造为"本质之要求,是道教治政艺术的"自然"本质之体现。金高守元集《冲虚至德真经四解》说:"天地虽大而自然之理所不能违也,圣智虽妙而自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魅虽凶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盖自然者,默而成之,有乎不言,其无为也。"同上,第122页。南宋禇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认为,圣人治政手段和方法的原则要求为"不能违"、"不能逆"、"不能罔",其表现则为"默而成之",即"知天之所为皆自然也,则内放其身,外冥于物,任之而无不至。夫为者不能为而为自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同上,第364页。这里的"不能为而为自为"、"不能知而知自知"乃为圣人治政手段和方法所具有的自身特点,是道教治政自然"各遂其性,不敢造为"思想的重要体现。

总之,道教治政观是道教行为观的重要内容,是道教"利自然而用之"思想的综合体现,反映了道教对于道家"无为"治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内容具有"顺物自然,而天下治"、"圣人以道治身治国"、"契任无私"等特点。"圣道"统治是道教治政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道教政治行为生活的根本内容,"以道治者,清白而生"是其重要的体现。在治政方法上表现为"治"有十种,而其中最好的方法乃为"以道治者","无为不作,皆顺自然",是道教自然观在治政行为方面所体现的"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重要内容之一。道教认为治政活动应"观天地之心其妙得天下心"、"上下俱正而天下正",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治政活动所要求的治政质量和治政效果,并在具体的行为实践中按照"各以其能"、"各尽其性"、"无为无执,无败无失"的原则,从而达到"家道昌隆,身体康健"之治政结果。同时,道教还认为只有在治政活动中通过治政者的"德才兼能"、"道化天下"等治政条件和途经,遵循治政运动的本质规律,才可以实现"政令理国"、"政和乐天"的治政目的,使治政活动最终符合治政行为自然的内在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