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汉武帝时代，汉王朝辉煌的文明所形成的影响，其范围已经绝不仅仅限于亚洲东部。《史记·留侯世家》记述，刘邦欲易太子，后知其“羽翼已成，难动矣”，令戚夫人为楚舞，自为楚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如果推想此中也隐含刘邦对自己所开创帝业之前景的预想，那么可以说，汉文化这种“一举千里”、“横绝四海”的腾飞，是在汉武帝时代实现的。
尽管汉武帝以表现出空前成就的交通建设为文化统一奠定了基础。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各地文化风情的差异：
（关中）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徒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
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
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且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
（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梁、宋）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东楚）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
（南楚）其俗大类西楚……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
（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
司马迁以亲身实地考察的经验来分析天下“人民谣俗”《史记·太史公自序》自述生平经历：“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又《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封禅书》：“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余从负薪塞宣房。”《蒙恬列传》：“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此外，又有“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孔子世家》），“适楚，观春申君故城”（《春申君列传》），“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屈原贾生列传》），以及“适故大梁之墟”（《魏世家》），“过大梁之墟”（《魏公子列传》），“登箕山”（《伯夷列传》），“尝过薛”（《孟尝君列传》），“适丰沛”（《樊郦滕灌列传》），“如淮阴”（《淮阴侯列传》），“至江南”（《龟策列传》）的记载。，其真实性是大体可信的。他不仅注重探索地域文化特征形成的历史渊源，而且注重地域文化特征形成的现实因素，其中也包括地理位置和交通形势的作用。从《史记·货殖列传》的论述可以看到，司马迁以为，所谓“四方辐凑”、“无所不通”，或者“地踔远”、“穷险”、“小狭”，都是地域文化形成的交通条件。而且其地“近”则“同俗”或“其俗大类”，也是符合我们对交通文化进行分析的一般原则的。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也有关于各地风俗隔离与演变的记录，谓“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其中秦地“五方杂厝，风俗不纯”，“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武威以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周地“在于土中”，于是“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也都是交通条件影响文化特征的实例。此外，“土广杂俗”，地相“接比”者亦“民俗略同”，也体现交通文化的基本规律。班固指出：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于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
强调圣王大一统的，亦在于混同天下风俗之异。班固还特别说到汉以来风俗史的特殊背景：
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
秦汉包括交通条件演变在内的历史变迁，确实使社会文化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通过秦汉时期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到各地文化差异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较前代明显淡化的历史过程。
扬雄的《方言》即《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汇集各地同义词语，分别往明通行范围。其基本资料或来自古籍，或为直接调查所得。通过《方言》，可以了解汉代语言的地域分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