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选自《清实录》之《宣统政纪》。
武昌起义爆发时，清皇室并不认为这是帝国统治终结的前兆。半个多世纪前，武昌就曾经陷于反对朝廷的太平军之手；十余年前，北京也被列强的联军占领过，朝廷被迫流亡偏僻的内地。但恰恰是这些生死攸关的考验，证明帝国的统治并非徒有虚名。在太平军的全盛时期，帝国军队一败再败，王朝危在旦夕。结果起于田野的地方官绅组织了团练， 不仅保卫了自己的家园，最后还独力镇压了叛乱。庚子年间混乱之后， 流亡的朝廷返回京城，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并且在最后十年中大刀阔斧地试行新政。尽管这十年间对王朝的抱怨、抗议一直不绝于耳，但舆论并不同情激进的革命党。绝望的革命党在广州发动孤注一掷的起义， 结果无人响应，很快以失败告终。
但武昌起义后的事态进展令人瞠目结舌，起义新军将政权移交给高级军官和地方官绅，支持后者成立新政府。分享利益的地方官绅努力促使政局变革，以求在新政治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各省的军人、官绅继起效仿，革命逐渐演变成官绅主动发起的政治利益清算。类似的利益清算逐渐自各省蔓延到朝廷，内阁中最有权势的大臣袁世凯向皇室提出退位的建议。这既是南方激进革命党人的要求，也符合袁世凯自己的政治利益。皇室无可奈何，只好接受退位条件，颁布退位诏书。
坚持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感到不满，他们无法将革命理解成一次利益均沾的清算。但追本溯源，这种抱怨其实有失公允。革命原本不会在１９１１年发生，后来积极促使民国成立的人们，对帝国并无仇恨，对共和也不钟情。在朝廷与其利益并不冲突时，他们更安于旧有的政治秩序。但是皇族内阁让汉族官僚大权旁落，立宪运动激起了地方官绅政治参与的愿望，却未能使之如愿。在革命党暴动、新军起义的氛围中，中枢大臣与地方上最具权势的集团抛弃了皇室，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帝制仓促结束后，他们开始尝试以共和政治作为前者的替代物 。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民军起事，各省响应：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武昌新军起义。一月之内，鄂、湘、陕、赣、晋、滇、浙、苏、贵、皖、桂、闽、粤诸省以及上海，相继起义或者独立，脱离清朝廷统治］，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北方将领”至此：１９１２年初，北洋军高级将领从与革命军交战的前线发回电报，要求速定共和政体，以统一南北］，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为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安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现将新定国体，无非欲先弭大乱，期保安。若拂逆多数之民心， 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两害相形，惟取其轻。此正朝廷审时观变，痌瘝吾民之苦衷。凡尔京外臣民，务当善体此意，为全局熟权利害，勿得挟虚？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与民两受其祸。著民政部、步军统领姜桂题、冯国璋等严密防范，剀切开导。俾皆晓然于朝廷应天顺人、大公无私之意。至国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内列阁、府、部、院，外建督、抚、司、道，所以康保群黎，非为一人一家而设。尔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时艰，慎供职守。应即责成各长官敦切诫劝，勿旷厥官，用副予夙昔爱抚庶民之至意。……
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覆奏，民军所开优礼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优待皇室八条：一、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二、清帝岁用四百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三、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四、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五、光绪陵寝如制妥修，民国政府支付实用经费；六、宫内各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不得再招阉人；七、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八、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待遇皇族四条［待遇皇族四条：一、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三、皇族私产一体保护；四、皇族免服兵役之义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私有财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民国政府为生活过于艰难的王公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
【延伸阅读】
“革命”的来龙去脉
先秦文献中记录了早期诸部落掳掠、征伐和兼并的史诗，其中蕴涵着后来难以想象的残酷。源于血缘联系的部落、氏族既是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天然集团，也是历史上最早的政治、军事组织。在部落战争中， 胜者对败者斩尽杀绝，一并株连存在血缘联系的部落。战败的部落总是难免灭顶之灾，贵族被杀戮，平民被掠为奴隶。这一时期胜利者的政治宣言被记录在《易经》里：“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
自此以后，“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神话中的原生话语，后来又沉淀为政治思维中最深层的记忆。帝制时期的“革命”是以武力推翻前朝， 实施改朝换代。“革命”后新王族对旧王族的杀戮、灭绝，其实是早期部落兼并战争的延续。但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灭绝较少的家族就可以保证一劳永逸的胜利。
中国古代政治思潮，一直难以解释最高统治权的起源，为弥补这一缺憾，唯有承认“革命”不仅是武力征伐，还意味着天命眷顾和民心向背。但这种陈述其实是同义反复，即以结果的胜利证明过程的正义。在君主专制时期，“革命”一直是最堂皇但又最遭禁忌的问题，论者往往语焉不详。西汉景帝时，儒生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发生分歧，汉景帝无奈之下，不得不禁止讨论这种敏感而危险的问题。后来的士人同样缺乏判别能力，唯有在“革命”的前提和结果之间反复追问。但是他们都意识到“革命”是关乎帝位竞争的危险事业，凡染指者必无法全身而退。故而在帝制时期， “革命”仅仅保留在晦暗不明的古代文献以及少数密谋者的心中。
近代以来，谙熟汉学的日本学者以“革命”译介西语“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一词，强调渐进的变革和改良，而略去其中的暴虐之意。早年游日的社会活动家、留学生多有意于更新国内政治，对新意盎然的“革命”多有钟情。他们将“革命”输入中国时，最初也坚持西方政治改良的路径。但西来的“革命”输入中国后，却直接唤醒了本土政治神话中的古老记忆。自此以后，这既现代又传统的“革命”，往复编织着帝制后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