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３］《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６４页。
［１８４］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研究》，１４９页。
［１８５］《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６５页。
［１８６］同上书，２６３页。
［１８７］关于黄绾对龙溪的批判，可参阅《石龙集》卷一三《赠王汝中序》、卷二〇《复王汝中书》。
［１８８］《王阳明全集》，１３５７页。
［１８９］差不多同样意思的话，绪山在写给念庵的《答论年谱书》中亦讲过：
“师殁后，吾党之教日多歧矣。洪居吴时，见吾党喜为高论，立异说，以为亲得师传，而不本其言之有自。……刻《传习续录》（嘉靖三十四刊）于水西，实以破传者之疑。”（《王阳明全集》，１３７８页）按：绪山居吴，时在嘉靖十四年，此时龙溪在南都，故绪山此言之对象显然包括龙溪。因而陆世仪曾针对绪山所撰的《〈传习录下〉跋》中一段话言道：“此盖为龙溪而发，救正王学末流之功甚大。”（《余姚县志》卷一七《艺文》）
［１９０］《龙溪集》卷二〇《绪山钱君行状》。
［１９１］《王阳明全集》，１３５７、１３７５页。
［１９２］徐阶对龙溪的评语是：“公性坦夷宽厚。其与人言，或未深契，从容譬晓，不厌反覆，士多乐从公，而其兴起者，亦视诸君子为倍。”（《龙溪集》附录《龙溪王先生传》）正是由于龙溪的宽厚性格与教学方法，才使他赢得了众多学者的推崇，而这一点恰好是绪山所欠缺的。
［１９３］钱德洪：《贺黎蛟池序略》，《王门宗旨》卷一〇《钱绪山语钞》。
［１９４］钱德洪：《寿徐横山夫人五十序》，《王门宗旨》卷九《徐曰仁语抄》。
［１９５］《龙溪集》卷一二《答程方峰》。
［１９６］当然，龙溪的“中行”立场远不及绪山，故同样赞成“中行”说的邹东廓曾劝其说：“汝中兄，同志之隽，所得最深，若时相砥砺，同升中行，吾道之大庆也。”（《东廓集》卷五《复戚司谏秀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六六，５４页）
［１９７］《友庆堂合稿》卷二《答刘公霁》，２０５页。
［１９８］《王阳明全集》，１３５６页。
［１９９］甘泉对“中行”原则曾作过很高的评价：“知崇而礼卑，中行之士也。
行者中路也，以上便可到圣人地位。狂者有智崇而无礼卑，狷者有礼卑而无智崇。
孔子思得狂狷，盖欲因其一偏之善，抑扬进退之。狂狷交用，则智崇礼卑，天地合德，便是中行，可践迹而入圣人之室矣。”（《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１７９页）对此，绪山是深有同感的。
［２００］《王阳明全集》，９６７页。
［２０１］同上书，９８９页。
［２０２］《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７５８页。
［２０３］王畿：《书同心册后语》曰：“乡党自好与贤者所为，分明是两条路径。
贤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从人转换。乡党自好即乡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毁誉为是非，始有违心之行，徇俗之情。”（《龙溪会语》卷六）明儒吕维祺在《论学书》中亦把“乡愿”视为讲学的最大障碍之一：“讲学不为世俗非笑，是为乡愿；讲学不到使非笑我者终心服我，是为乡人；讲学必别立崖岸，欲自异于世俗，是为隐怪；讲学不大倡其道于天下后世，以承先启后自任，以为法可传自励，是为半途之废。”（《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６５２页）说明“乡愿人格”为大多数明儒所不齿，这恐怕也是绪山与龙溪相比得不到世人喜爱的原因之一。
［２０４］《顾端文公遗书》之《证性编》卷三《罪言上》。黄宗羲在评论耿定向时亦认为：若“以中行为学，稍一不彻骨髓，其下场不及狂狷多矣”（参见《明儒学案》，卷三五《耿定向传》）。
［２０５］参见顾允成：《小辩斋偶存》卷五《上耿中丞》。
［２０６］《小辩斋偶存》卷六《简高景逸大行》。
［２０７］在黄宗羲看来，天台之学虽“不尚玄虚”，但“因李卓吾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故每每以实地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带水，于佛学半信半疑，终无以压服卓吾”（《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６７页）。这与绪山针对龙溪的所作所为，真是何其相似矣！
［２０８］这从泰州王门的林春所撰的《访王龙溪不遇纪事》、《再游崇寿寺记》
（《林东城文集》卷上）中便可看出大概。对此二文，唐顺之曾评论说：“此二篇何异山阳之笛，龙溪读之，其亦有慨然感怀者乎！凡为东城之友者读之，亦有慨然感怀者乎！”（同上）林春尚有《忆龙溪》诗曰：“一别天真系远思，龙溪不见重依依。
同心念我来江表，直指怀君滞浙西……只从真性求良贵，不向人间叹别离。”（同上）这完全可视为泰州王门弟子对龙溪感情的自然流露。然而对绪山，林春虽有提及，但却说每见绪山等人，“辄思”龙溪（参见《林东城文集》卷下《简王龙溪年兄》三）。所以林春希望学者“将所疑所得者，请质于甘泉夫子、海上心斋、山阴龙溪，此第一义也”（《林东城文集》卷下《复曾石唐侍御》）。阳明去世后，甘泉的地位无人能比，而心斋是泰州王门的创始者，惟龙溪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的影响力应来自其深邃透彻的思想学说和能言善辩的“点化手段”（林春语）。而在钱、王二人同时出场的场合，绪山好像只是个摆设和陪衬。
［２０９］《龙溪集》卷二〇《南玄戚君墓志铭》。
［２１０］《龙溪集》卷一五《自讼长语示儿辈》。
［２１１］《龙溪集》卷二〇《在庵王公墓表》。
［２１２］《龙溪集》卷一九《祭戚南玄文》。
［２１３］《念庵集》卷八《书王龙溪卷》。
［２１４］似乎惟有焦竑是个例外，他把绪山、龙溪一并视为“狎主道盟”（《澹园集》，４８２页）。然绪山却对同门中的这种龙溪评价论不以为然，反倒把“出湛甘泉门”而“晚与水西会讲诸人阐良知之旨”的翟祜誉为“吾道之主盟”（《泾县志》卷一八《儒林》，３７６页）。尽管他在阳明去世后就不遗余力地关注起“主盟得人”这一关乎师门之传承的首要问题（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４５１页），但似乎并未把目光放在龙溪身上。又因其缺乏龙溪那样的自信和勇气，故而在“宗盟”问题上也少有自我吹嘘的表现。
［２１５］《龙溪集》卷二〇《南玄戚君墓志铭》。
［２１６］《不二斋文集》卷五《祭王龙溪先生文》。
［２１７］《龙溪集》卷一〇《与罗念庵》。
［２１８］《龙溪集》卷一五《自讼长语示儿辈》。
［２１９］《龙溪集》卷一五《自讼问答》。
［２２０］《龙溪集》卷二〇《在庵王公墓表》。
［２２１］《龙溪集》卷首《龙溪王先生传》。
［２２２］对此，笔者在《王阳明史料学》（即出）中已有详考，兹不赘述。
［２２３］参见佐野公治：《名古屋大学藏〈阳明先生全集〉について———王阳明〈文录〉の一资料》，载《名古屋中国哲学论集》，２００２ （１）。
［２２４］据笔者分析推测，嘉靖后期，为彰显先祖功德，守护钱王表忠观，联络各地钱氏后裔，绪山已举家迁往杭州，后来其子孙便在杭州繁衍生息。
［２２５］《四库全书总目》，５６２页。
［２２６］朱国祚：《两浙名贤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一三，６页。
［２２７］同上书，２２页。
［２２８］同上书，２３页。
［２２９］《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５４页。
［２３０］同上书，２６９页。
［２３１］据笔者推算，从嘉靖二十五年到三十九年，绪山前后算起来的讲学时间是１５年，而龙溪却有４０余年，除去绪山去世后的１０年时间，龙溪讲学要比绪山多整整１５年。而且有不少由两人共同创办的讲会也都是龙溪一人前往讲学，而绪山则常常守在杭州，或从事阳明著作的整理和编纂，或为缅怀先祖而考订史文之疑。尤其在他们的晚年，龙溪是“年八十犹周流不倦”，而绪山虽“善调摄，老而益强”（《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但却七十未到，即“作《颐闲疏》告四方，始不出游”（《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５４、２６９页）。这说明两人尽管都以讲学为业，但热情程度与投入精力大不相同。因此在笔者看来，龙溪所谓的绪山“取友之志，未尝以老而衰也”（《龙溪集》卷二〇《绪山钱君行状》），带有明显拔高绪山进而凸显讲学交友之重要性的意图，不可轻信。
［２３２］参见《四明儒林董氏宗谱》卷一七《簿目·尊道录自序》。
［２３３］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诸儒学案》题要称：“是书辑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谢良佐、杨时、罗从彦、李翱、朱子、陆九渊、杨简、金履祥、许谦、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罗钦顺、王守仁、王艮、邹守益、王畿、欧阳德、罗洪先、胡直、罗汝芳二十六家语录，而益以耿定向之说。元卿，定向弟子也，其学本出于姚江，程朱一派特择其近于陆氏者存之耳。”绪山学说与耿天台相近，刘元卿不收绪山语录，令人费解。莫非绪山之书存世极少，元卿无缘阅览之故耶？
［２３４］尽管龙溪在感情上还是对师兄深表敬意：“绪山先生不幸捐背，同心益孤，岂胜伤感！祭文稿叙述数十年交与之情，略泄师门授受之微机。”（《邹聚所先生外集》，《与邹聚所书》一，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五七，４０２页）但在学术上却有点鹤立鸡群、孤掌难鸣的感觉。
［２３５］如陈鹤的《龙溪丈人歌》把罗念庵视为龙溪之“知己”（《海樵先生全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八五，６３７页），孙奇逢的《题念庵集后》把罗念庵称作龙溪之“益友”（《夏峰先生集》卷九，３１５页），而龙溪本人则把念庵当作“骨肉”（《龙溪集》卷一〇《与罗念庵》），而只把绪山称为“友人”（《王阳明全集》，１３６１页）。反观绪山，亦复如此（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３７４页）。这既反映了钱、王二人割舍不断的紧密关系，同时也显露出深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既彼此尊重又互不买账的复杂心态（详见后文）。
［２３６］《龙溪集》卷一五《遗言付应斌应吉儿》、卷首《刻王龙溪先生集序》。
［２３７］然《明史》卷二八三《钱德洪传》称：“七年冬，偕畿赴廷试。”而同卷《王畿传》则称：“与钱德洪并不就廷对归。”似以绪山为主。笔者以为，因绪山年长，故《明史》以其为主，龙溪随行，亦不为过。
［２３８］《龙溪集》附录《龙溪王先生传》。
［２３９］参见《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６８页。
［２４０］关于心渔翁要求绪山以举业为重的史料，可参见《阳明年谱·附录三》（《王阳明全集》，１２９２页）、《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一〇《四然翁赞》。当时有乡亲谓心渔翁曰：“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将无隆师而薄亲乎？”后又有人质疑道：“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批评绪山隆师薄亲、不事举业。心渔翁起先信而忧之，后经绪山解释及诸友劝说，方释然而归，曰：“儿所行者，义也，奈何欲以利沮之？”后阳明亦支持绪山说：“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王阳明全集》，３０页）这对绪山，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２４１］《念庵集》卷五《夏游记》。
［２４２］绪山、龙溪在待人处世上的差别，我们还能从他们的为政之道中窥见一斑。比如嘉靖三十四年，绪山见倭奴焚掠乡居，便作《团练乡兵议》，并向胡宗宪鼎立推荐自己的门人都督戚继光和总兵梁守愚，胡卒赖戚、梁之力，以成大功。事后胡向绪山表示谢意，曰：“始疑公儒门，不娴将略，乃知善将将也。”（《龙溪集》卷二〇《绪山钱君行状》）说明绪山在政治上亦是相当躬行务实的。然龙溪的做法就要圆滑得多。他深知宦官在明代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拉上关系，居然想到了“走后门”，企图通过“纂辑历代中官传，得其善与恶者若干人，录为《中鉴》，间以数语引而申之，开其是非之本心，譬以利害之隐机”（《龙溪集》卷一〇《与耿楚侗》），以影响和教化宦官，从而达到从祀阳明，使王学官学化的目的（参见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４１５～３２０页）。由于绪山的努力，使王学的影响力扩大到明代的抗倭战场；而由于龙溪的努力，却使王学的影响力渗透到朝廷内部。两人的所作所为虽然都称得上“事上磨炼”，但“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没紧要事上去了”（《王阳明全集》，１４７４页）。尽管投入得不多，但已有悖于阳明之遗愿。况且一个敦厚，一个圆机，治世方式迥异，效验相去甚远。
［２４３］这与薛侃所谓的“依良知处，是良能也”（《研几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九，４９７页）的观点比较一致。
［２４４］参见《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４２７页。
［２４５］黄宗羲曾曰：“双江主于归寂，同门辨说，动盈卷轴。”（《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４９７页）绪山亦与龙溪、东廓、洛村、明水一样，“皆守已发未发非有二候，致和即所以致中”的立场（同上书，４１３页），但梨洲在双江小传中却只言龙溪等五人（加上刘两峰）对“归寂说” “各致难端”，而惟独不提绪山（同上书，４２７页）。笔者以为，梨洲不提绪山并非一时之疏忽，而是绪山在当时学术圈内被边缘化的具体表现。
［２４６］《王阳明全集》，１３７６页。
［２４７］同上书，１３７９页。
［２４８］同上书，１３７４页。
［２４９］以上均参见钱德洪：《答论年谱书》，《王阳明全集》，１３６９～１３７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