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今人看来，当时人颂其“素学有用”之时，徐爱自己却声称“亦喜仙游”，似乎显得相当矛盾。然其实，这种矛盾的人格现象，在中国古代士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只是王阳明及其弟子们表现得更有特色罢了。徐爱把为官、讲学与仙游、隐遁融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阳明影响的结果。［８８］所以阳明一直有当自己“归阳明之麓”时能由徐爱相伴而行的打算，后闻徐爱噩耗，阳明悲恸万分，“盖哽咽而不能食者两日”，叹曰：“吾有无穷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将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则已矣”！（王守仁《祭文》）而徐爱也早就有了“古人此求道，我独欲逸身。何日阳明洞，结茆依古人”［８９］的心愿。故其诗中所流露出的诸如“道意尘心俱已息，独闻岩寺水钟声”［９０］；“师友同真乐，幽探岂在山？身随尘土脱，心与野云闲”［９１］； “相逢犹说山僧好，松竹萧萧意自清”［９２］等内心独白，可谓比比皆是。而且不难看出，阳明洞亦曾是他的首选之地，故其曾在《送黄宗贤谢病归天台五首》诗中对阳明洞作过诗情画意般的描绘。至于后来为什么会与陆澄等人“同谋买田”于湖州，后文将有详论，在此先作个提示：这主要是由于徐爱的道德使命感使之不愿也不能彻底做到“心与野云闲”的超然境界，所谓“念归匪不切，求道义独降”［９３］，便真切道出了他的这种矛盾心态。因为儒家道义在徐爱那里毕竟要比仙游、归隐要紧得多，所以最后他宁愿挑选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并有良好学术根基的浙西湖州，而不去选择有仙道之境的会稽山阳明洞。然这样一来，阳明学说的特色也许就会大打折扣，好在因徐爱早亡而没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从这一意义上看，徐爱的过早去世，既是阳明学派的损失，又可以说是阳明学派的幸运。
（第二节 为政、为学与为师
一、治世方略
明代中叶以后，“流风之薄，人日趋恶”［９４］，徐爱尝以“今天下之势，何以异于大病，固非轻剂独药之能疗者，故臣之言不得不繁且激”来抒发自己的激愤心情。而在他看来，社会道德沦丧、风尚“奢僭”之极，乃是导致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今天下婚丧之礼，男女服食之用，奢僭极矣！无纪则人人求厌其欲，非至攘夺不已也。……且先王之法，必诛奇技奇器者。盖奇技作则人情趋，趋则获利厚，厚则人务末，末则农业益衰，致乱之道也。愿陛下自朝廷之上以致大小臣工，亲崇节俭，毁淫奇之器，逐末作之人，以示好恶。”［９５］所以他主张重本抑末，反对“奇技奇器”，认为商品经济所孕育的“奇技奇器”是造成奢僭之极、财力竭疲的重要原因：“夫财力者，诚天下之元气矣，今则竭以疲矣；良由委托之未慎也，名器之未重也，冗滥之未革也，奢侈之未去也，经制之未立也，有以蠹而耗之也。”［９６］徐爱的认识水平尽管不高，但却与当时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不相上下，如王廷相亦认为：“居官者，奢侈则必贪；为士者，奢侈则必淫。富者以奢侈而遂贫，贫者以奢侈而为盗。故风俗之弊，惟奢侈为甚。”［９７］于是，徐爱遂提出了以“重宗本、轻计利”为治世根本，以“去奢僭、立经制”为治世良药，以“崇教化”等措施为治世实功的完备而详尽的治世方略：
是故先之以修君德、揽政柄、重宗本、轻计利、任忠贤者，欲陛下真知爱其身，不护病而忌医也。此更化善治之本，责在陛下，思之而已。次之以慎委托、重名器、革冗滥、去奢僭、立经制者，欲杂施以砭炙割刺之功、金石攻击之剂也；又次之以壹政令、重守令、正赋役、崇教化、练兵恤远者，欲徐进之以参蓍汤饮之药而调复之也。此更化善治之实，责在群臣。深念一身之义，同心共济之而已矣。［９８］若考虑到两浙地区自北宋以来，重商思想就已广为流行，不少浙籍学者甚至公开提倡农商并重，强调“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９９］，认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１００］，从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商业活动，尤其到明代中叶，几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以至时人皆视浙江人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１０１］等因素，那么徐爱提出这样的治世方略，也就不无其合理因素了。
不过，由于明中叶以后商品生产和交换在整个经济社会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商人的地位以及经商的观念已明显改变，所以即使像徐爱这样的“重本抑末”的积极鼓吹者，也明确要求以“宽政”之策对待巨商富豪：“予督逋江湖，自信吉、彭蟊、洞庭、潇湘、荆汉诸巨商所由靡不至，所至靡不闻颂戴使君之摧诸芜湖，必以宽政也。
比其返也，遘曩之商者、行者、宿者、歌者、哭者， 胥载于道。”［１０２］而在这样的“宽政”政策的庇护下，商品经济不仅不会受到抑制，而且还有加速发展的可能。所以徐爱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扶植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还试图采取疏导式的教育手段，来提高人们的节俭意识和廉政品行：“君知务学，不知务廉，故事有本而行有节矣。务本乃通，务节乃穷，故务学斯廉矣，务廉斯贪矣。务学者，身无择行，行无变节，故德可久，业可大，君之至将独廉耶？”［１０３］认为清廉的“务本”之道，并不是去抑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在于强化“务学”的教育手段。
“学”与“廉”的关系即“本”与“末”的关系，“务本”方能“节末”，而“本”即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若不从根本上下工夫，廉洁不贪只是一句空话，所谓“务学斯廉矣，务廉斯贪矣”；而无论“务廉”还是“独廉”，不仅不是治本之策，而且还会事与愿违，使贪婪之心变本加厉。尽管徐爱的“学廉之辩”仍未摆脱传统儒学之道德决定论的束缚，但他在管理地方政务时所表现出来的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的浩然正气以及强调治本之策的廉政思想，则应当受到后人的景仰和汲取。
徐爱所谓的“治乱之道”，是从“务学”而“去奢僭”、“崇节俭”，又从“去奢僭”、“崇节俭”而“倡廉”，进而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而在他看来，所谓“务学”之“学”即宋儒的教化之学：
“其学校尤宜崇尚教化，择取宋儒胡瑗、程颐所定学规以为劝惩之典，而不专事文学，则天下真实人才自出矣。”［１０４］说明徐爱对宋儒还是相当推崇的。不过他认为，心有体用之分，学有源流之别，“故学莫要于收放心，涵养省察克治是也”，所以他最终还是把自己的立脚点放在了王阳明的心学理念上，只是多少还留着一条“玩理”的尾巴。其曰：
大抵吾师之教，谓人之心有体有用，犹之水木有根源、有枝叶流派。学则如培浚溉疏，故木水在培溉其根，浚疏其源，根盛源深，则枝流自然茂且长。故学莫要于收放心，涵养省察克治是也，即培浚其根源也。读书玩理，皆所以溉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流也，而非所汲汲。学者先须辨此，即是辨义利之分。既能知所决择，则在立志坚定以趋之而已。某所闻于吾师，大略如此。［１０５］总之，由于徐爱进行政治实践的时间比较长，而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相对不足，所以相比于他的政治见解，其学术思想要单薄得多。
二、师门大儒
徐爱曾是王阳明最为信赖的门人与知己，黄宗羲说：“文成之学得曰仁而门人益亲。曰仁之亡，文成有丧子之恸。”［１０６］直到晚年，阳明仍时常念及他，每当讲学过程中碰到一些“酬答之间，机缘未契”的疑难问题，阳明就会感叹说：“安得起曰仁于泉下而闻斯言乎？”甚而时不时地会“率诸弟子至其墓所，酹酒而告之”［１０７］。阳明之所以会对徐爱如此信赖，是因为徐爱“性最警敏，闻言即悟”［１０８］，在阳明门下素以“性深纯开彻，善发师门旨意”［１０９］而著称。所以阳明“在南都时，同门云集，辄令爱分接之”［１１０］，而爱竟能使来学者“咸得所欲而去”［１１１］，甚至还能使他们放弃所学而改信阳明。这就是说，阳明学派中首先享有“教授师”头衔的并非钱德洪、王畿等人，而是徐爱。尽管阳明从未把徐爱与钱德洪、王畿等晚年弟子作过比较，但从其平时经常流露出的惋惜之言中，却能使我们明显感受到徐爱在阳明心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在王门中是无人可比的。据《余姚县志》记载：“良知之说，学者多未信，爱为疏通辨析，畅其指要，门人日益亲。”［１１２］说明徐爱对早期阳明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有过特殊的贡献。正因为此，钱德洪称他是“师门之大儒”［１１３］，邵廷采将他与钱德洪、邹守益一起视为王门的“有功传习”［１１４］者，在笔者看来，皆非溢美之词。
然而，阳明曾在《别三子序》中说：“希渊（蔡宗衮）之沉潜，守忠（朱节）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长视予为先辈，予亦居之而弗辞。”［１１５］也就是说，阳明起先对徐爱并无特殊偏爱，对早年入门的三子之所长，他给予的评价是一视同仁的。［１１６］后来阳明归乡讲学，广收门徒，对徐爱的评估才越来越高，这从钱德洪所撰的《寿徐横山夫人五十序》中可窥见一斑。
序曰：
当是时，四方同志日进，吾师每叹曰：“孔门得一颜子而门人益亲，吾于诸士安得起曰仁之游乎？”而日闻吾师训言，皆因人答问，然能根极理要者，或寡矣。有触其机，如川流澜涌，端绪略见，则又愀然作曰：“是意也，吾尝与曰仁言之，年来不易及也。”同门退而窃叹者亦曰：“是意也，吾尝与曰仁侍，幸闻之，年来不易及也。”噫，是横山子之闻于吾师者非圣道之微者耶？［１１７］于是后人对三子的评价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就是把徐爱置于蔡、朱之上。比如清初徐乾学编撰的《明史列传》即谓：“爱及门最先［１１８］，渊冲和粹，造诣过（蔡）宗衮、（朱）节远甚。”［１１９］实际上，蔡宗衮、朱节与徐爱间的距离并没有后人所说的那么大，若跳出阳明学的圈子，蔡、朱二人的影响力或许比徐爱还要大。
蔡宗衮（１４７４—１５４９），字希渊（又作希颜），号我斋，山阴人。
正德八年冬，蔡赴南宫试，访阳明于滁阳，遂留阅岁，与阳明“论学琅琊之间，于斯道既释然矣”［１２０］。正德十二年登三甲进士，任福建兴化府教授。正德十五年，改调江西南康府教授，兼白鹿洞书院洞主，著有《主洞教授蔡宗衮洞规说》、《白鹿洞论士友》［１２１］。“时闻先师倡道阳明山中，乃偕守忠往受业焉。因与余姚徐君曰仁为三友，刊落繁芜，学务归一。正德丁卯（１５０７），三友同举于乡，偕计北上，先师为文以别（即《别三子序》），独称公深潜，故同门之士多以颜子望公，声价亦遂重矣。”阳明早年弟子，“皆立德、立功，无负所学。然相继早世，不暇立言，惟公（指希渊）则常官散地，吏事无所牵，又久居山林，享寿考，故得剖悉群书，留心述作”。著有《大学私抄》等书，“又欲注《周礼》而未就，斯亦勤矣”［１２２］。
因此可以说，三子中曰仁是以“立德”而著称，守忠是以“立功”而著称，希渊则是以“立言”而著称。然自阳明初讲良知之学，其门生“方执晦翁旧见未能信也，而公（希渊）于时已能不逆于心。
及余（季本）困心穷究，乃知觉悟信从，而公反有疑于师说。故其为书，多持衡调护，自成一家……盖公本以万物皆备于我为主，故自号我斋。凡己所独得，不轻徇人，自举世非之而不顾者。故先师尝曰：‘希渊真可以为我矣。’每相见，又即以耻独为君子之道反复开明，惟惧公之有我也”［１２３］。希渊与季本的关系非常密切，其治经学，对季本影响很大。死前又将天民、天和、天中三子托于季本抚养。其事迹尚可参阅邹守益《赠蔡我斋督学四川》、唐龙《起蔡宗衮为白鹿洞主疏》［１２４］等。
朱节（？—１５２３），字守忠（又作守中），号白浦，山阴人。据季本说，蔡希渊“即长，禀学于同里朱先生崇文。尝闻阳明先师言：
‘越中先辈鲜有言道学者，惟白洋朱克粹尝论及此尔。’而崇文者，克粹仲子，学有渊源，此公（指希渊）趋向所由正也。克粹之孙守忠，又与公为同门友，皆厉志以圣贤自期，于是人并称为白洋三杰云”［１２５］。可见，朱克粹、朱崇文、朱守忠祖孙三代，乃当时山阴著名的道学世家，连阳明都对他们刮目相看。然比较而言，徐、蔡、朱三子中，还数朱节的“事功之心”最强。黄绾《奠朱白浦侍御文》
称其“生不负其亲，用不负其君，行不负其友，食不负其民”［１２６］，是对朱节一生的极好概括。阳明《祭朱守忠文》云：“守忠之于斯道，既已识其大者，又能乐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趋之同归于善，若饥渴之于饮食，视天下之务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
今兹之没也，实以驱贼山东，昼夜劳瘁，至殒其身而不顾。呜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东也，过予而告别，云：‘节于先生之学，诚有终身几席之愿，顾事功之心犹有未能脱然者。先生将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敬德修业而已。虽位天地、育万物，皆己进德之事，故德业之外无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骋于功名事业之场，则亦希高慕外。后世高明之士，虽知向学，而未能不为才力所使者，犹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觉其非，固当不为所累矣。’呜呼，岂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１２７］因立功心切，讲求实干，故其主政山东期间，明确反对悠悠静养，认为“此正为学通病”；吕柟曾答书予以反驳。［１２８］守忠与甘泉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湛氏则对其事功评价最高：“且谂已登谏台之选，倡首仗义，以批逆鳞，以抉宗社之安，可谓不负所志矣，深为吾党之庆……当多事之秋，所仗此辈实为国家元气。”［１２９］认为守忠的品格是既勤政又公正：“其扬州推官郑子伯兴毅而和，黄州推官朱子守中通而正。毅则不诡，和则不苛，通则不陋，正则不乖，其于理狱也何有！夫诡者，事之贼也；苛者，祸之亟也；陋者，政之蔽也；乖者，患之至也。是故四恶生而万事隳矣。”［１３０］实际上，阳明要求守忠以德业为主、事业为辅，而他自己的“事功之心”却始终难以熄灭，并屡创辉煌，守忠不过是在向他看齐。就三子而言，不惟曰仁的“立德”、希渊的“立言”与阳明的教导密切相关，即使守忠的“立功”亦与阳明的表率作用密不可分。
总的来说，徐、蔡、朱三子尽管思想性格及后来在王门中发挥的作用有别，但皆为早期浙中王门的卓越代表。只因徐爱在德性方面最为突出，因而也最受阳明器重。然则，说徐爱“温恭”也好，“渊冲和粹”也罢，其实就在于“中行”二字，这是徐爱“温恭”个性的本质规定，也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同样主张“中行”哲学的钱德洪对他有极高的评价：
横山子远矣！吾虽不及与游，然其道至今未坠，想见其为人如和风煦日，冥悟道真，而又日见于行事，民彝物则蔼如也。
噫！身发吾师之蕴，如古之所谓中行，可与者非耶？信乎横山子者今之颜氏子也！［１３１］尽管钱德洪并未见过徐爱，等他入王门时，徐已去世五年，徐的名字他是到十七八岁读《传习录》时才听说的，但钱氏对徐的评价却要大大高出王艮、王畿、邹守益等王门中的其他领袖级人物，这显然应归结为徐、钱二人在思想性格上的志同道合。钱氏以徐爱为“今之颜氏子”，而颜子在孔门弟子中乃以“孔颜之乐”和“不迁怒，不贰过”而著称。徐爱的“温恭”个性和“中行”哲学包括前文已述及的“仙游之乐”，都与颜子有某种相似之处，加之其生命短暂，寿如颜子，故钱德洪的评价，诚非过誉之辞。
说徐爱对传播阳明学有莫大之功，主要指的是由他编纂的《传习录》初卷。然徐爱记录的《传习录》（即今本上卷）与南大吉汇编的《续刻传习录》（即今本中卷）尤其是钱德洪编定的《传习续录》
（即今本下卷），存有明显的前后不一致。徐爱“所记《语录》，其言去人欲、存天理者不一而足”［１３２］， 《传习续录》则掺杂着不少令世人反感或费解的内容。［１３３］因此曾有人指出：“大抵《传习续录》一编，乃阳明先生没后，学者自以己意著述，原未经先生览订，其言时有出入，未可尽遵也。”［１３４］然而对徐爱的评价，却是“先生（指徐爱）心中教法，居然只是宋儒矩矱，但先生提得头脑清楚耳”［１３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