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之学，超然独悟，以知止为圣学之要诀，以精思为致知之工夫，以格物为致知之功效。志必于道，据必以德，依必以仁，游必以艺。体用有内外，知行有先后，有动有静，有始有终。存之于心，则常定、常静、常安，主宰在我而虚灵之体不昧；应之于世，则能虑、能精、能一，巨细曲当而不失时措之中。端绪简易，旨归明白，有以继绝学于千载之下，而上接孔孟之真传。至于晚年，从容纯粹，不激不勉，一行一言，莫非妙道、精义之发越，视近世专事高远玄妙之谈而不可措诸日用行事之实者，何如也耶？［８１］根据王畿的分析，朱子哲学思想着重“分而为二”的分解性思考，阳明哲学思想强调“合而为一”的统合性思考。［８２］这一差异性，鲜明地体现在朱子与阳明的体用观、知行观、动静观等思想观念中。
黄绾的思考方式，近于朱子的“分而为二”的分解性思考。换言之，与王学内部的一些枝节性分歧相比，黄绾与阳明之间的分歧带有一些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由这种分歧而导致王学内部裂痕的扩大，乃至出现根本立场的滑转，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明道编》即为黄绾批判阳明学的代表性著作。［８３］由于此书鲜明的非王立场，以至浙西的湛门学者钱薇都对此甚为不满。据钱氏《复许杞山司谏》载：
昨蒙以《明道编》见示，且究厥玄奥。某鄙人也，乌足以辱高明。然手斯编而玩之，其大概有可得言者。渠（指黄绾）盖初从谢方石（谢铎），已有先入；后闻阳明之旨，似嫌同声，故别一门户，持执中艮止之说。夫方石尊朱元晦，而阳明之见天然高迈，稍与元晦左。如全用方石，似落元晦套；尽从阳明，则与方石舛；于是立说以排诸家。夫虞廷授受不过一言，曰执中耳，岂其未尽而益之艮止耶？……圣人论止，曰止于至善，曰敬止，未尝空言止也。空言止，惧昧所从者，或止于非也。……夫阳明未易非也，阳明而上程淳公、周元公未易非也。
若以无极、无欲、无情为落禅套，并孔子无意无我非之，又上及于无思无为，皆弹击之，则执中艮止落于有矣。非谓执中艮止为有，而斥无则滞于有也。阳明格致之说，虽若左于朱，要之未易非也。……某受教于甘泉，甘泉与阳明初亦不相入，后稍融通。但某味阳明之说，觉有所会，故云未可非也。［８４］由此可见，即使像“受教于甘泉”的钱薇等浙西学者，对阳明学说也是相当赞赏的，所以他们大都出入王湛之门，游离王湛之间，折中王湛之学，较之浙南的黄绾等人，在立场上要更近于阳明，所以对阳明学说的保护意识也要略胜于黄绾。这恐怕与浙南地区特殊的文化学术环境有一定关联。浙南一方面靠近朱子学的发源地福建，与闽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有悠久的实学传统，是宋代事功学的发源地，在学术传统上一直有自己的学脉可寻，与狭义的浙东学术略显不同，与广义的浙西学术更是相差甚远。故此，对于阳明学说，浙南学者的立场与态度，不要说与浙东学者不同，即使与浙西学者也有异。这就是为什么笔者主张把黄绾、项乔等浙南学者定位为阳明学的批判派，而把钱薇、许孚远、唐枢等浙西学者定位为阳明学的修正派或王湛折中派的主要理由。
尽管从现存文献看，黄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批判阳明的程度，包括被钱薇视为“非阳明”的《明道编》，但针对阳明的批判性论述则有不少。王畿曾在与他人的书信中写道：
此行受久庵公真切之教，向来凡情习气顿觉消灭，可谓不虚行矣！同志中多言此公未尽精蕴，区区向来亦有此疑，细细体究，殊觉未然。且道先辈长者肯以此学自任终身者，有几？
肯以此学谆谆诲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几？吾辈但当领其恳切之心，间或议论见解有未同处，且当存之，不必深辨。但云老师处，似未尽惬，又以濂溪、明道未免为上乘禅宗隐于心，诚有不安，然亦当姑置之。惟日逐修身改过，尽去凡习，以还真纯，是为报答此公耳。［８５］从这封信可以明显看出三点：首先，尽管受到黄绾非常激烈的批评，可王畿仍表示要虚心接受，这对善辩的王畿来说［８６］，实属难得，说明黄绾在王门中还是相当有威信的。其次，从“但云老师处，似未尽惬，又以濂溪、明道未免为上乘禅宗隐于心，诚有不安，然亦当姑置之”一语看，黄绾在王畿面前对阳明有所批评，且判宋儒为禅宗，王畿心甚非之，但二人未发生辩论，显示了王畿对黄绾的尊重。
其三，当时阳明后学中，对黄绾是否为阳明正统存有疑问，即所谓“同志中多言此公未尽精蕴”，而这种怀疑的起因，盖在黄绾自身。［８７］对此，涉足王门不深且有另起炉灶苗头（与黄绾颇为相似）的罗洪先似有不同看法，他曾怀着替黄绾抱不平的心情评论道：“所念先生（指黄绾）抱世不常有之资，操物无以尚之志，而又当舍我其谁之任，乃使用不深究，徒令人悲，此其关系岂小小哉？……居乡而乡善其俗，在家而家安其教，修身而身见于世；进则赞天地化，退则与木石居，可屈可伸，可荣可辱，可小可大，而不可杂以非道。”［８８］据笔者分析，黄绾对阳明由推崇到疑虑的转向，可能与议礼派的杨一清、桂萼、霍韬等人对阳明学说的警惕和怀疑有一定关系。
桂萼是黄绾的挚友，两人是“大礼议”中的同志，阳明逝世后，黄绾尝上疏说：“臣昔为都事，今少保桂萼时为举人，取其大节，与之交友，及臣为南京都察院经历，见大礼不明，相与论列，相知二十余年，始终无间。”［８９］议礼派大都对阳明事功推赏备至，但对阳明思想则皆有批评。［９０］黄绾起初并不同意这些批评，认为“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圣门之正传也”［９１］，但后来随着阳明后学弊端的逐渐显露，也加入到批评阳明的队伍中来。可以说，黄绾的阳明学批判论，既有其自觉的成分，又与当时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政治上谨小慎微的黄绾，学问上“随风倒”也是不足为怪的。
而黄绾对王门诸子的最大忧虑即在于“吾党于学，未免落空”［９２］上，对此，他曾批判说：
历验空无之说，为害诚不可胜言……传流至今，其说又炽。
若仆往年所力所说，俱不免此……今见朋友要皆以此为据，但文以圣人之言，其源流所自，只本六祖《坛经》“本来无一物” 一句为宗。谓心体本无意无思，一有意有思则为私，故以不起意、无声臭为真体。又说物字为私物，格字为克己工夫，必欲格起其物，方为能化而不滞于物，然后良知自明，物来顺应。
殊不知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有物有则者，恶可使克之而无？其当思者，恶可使之弗思也？既无物则，良知何在？ 既不用思，致知何措？ 故并良知、致知皆不是，又何体用一源、知行合一、物来顺应之有？［９３］如果说黄绾早期是对支离之弊抱有警惕的话，那么此时他便把关注点完全转向了空无之弊，且主要针对的也是同门中的王畿等人。同时，他又作了自我反省：“仆念初志，只欲高绝自居，一切不染，殊不知人之有身，焉能即离日用事物遂尔清虚？”［９４］作为王门元老，有这种勇气解剖自己，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从“不离日用事物”的立场出发，黄绾又对陈白沙的主静之学表示了不满，而赞赏王阳明的“笃志”理念，并为主张“日用常行”之道的陆象山学说鸣不平。他说：
若徒知静坐、主敬，观玩光景，而不先之以立志，不免动静交违，灭东而生西也。夫才说静便有不静者在，才说敬便有不敬者在，才说和乐便有不和乐者在。如此用工，虽至没世无所税驾，乃知“笃志”一语，真万世为学之要诀也。近世如白沙诸公之学，恐皆非圣门宗旨。宋儒自濂溪、明道之外，惟象山之言明白痛快，直抉根源，世反目之为禅而不信，真可恨也。［９５］从黄绾对象山、白沙、阳明以及王畿等人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黄绾评价他们的基本标准，是看其“笃实”还是“落空”。正因为强调“静坐”有“落空”的可能，所以他对挚友湛甘泉也提出过批评：
往年见甘泉颇疑先生（指阳明）拔病根之说，凡遇朋友责过及闻人非议，辄恐乱志，只以静默为事。殊不知无欲方是真静，若欲无欲，苟非勇猛锻炼，直前担当，何能便得私欲净尽，天理纯全？此处若不极论，恐终为病。绾近寄一书，略论静坐无益，亦不敢便尽言及此。［９６］所谓“拔病根之说”，即“拔本塞源之论”，语出阳明的《答顾东桥书》。此论强调“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９７］；是故钱德洪称其“写出千古同体万物之旨，与末世俗习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读之当为一快”［９８］。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炼”思想在此论中也有所体现。
甘泉对此论有所质疑，主张“只以静默为事”，而黄绾则站在阳明一边，强调“静坐无益”，认为在此问题上“若不极论，恐终为病”。
黄绾这种与阳明、甘泉均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立场，应该说与明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王廷相有较大关系。黄绾与王廷相两人的密切程度，仅次于他与阳明、甘泉之间的关系。《石龙集》中有九首诗、五篇书序是写给王廷相的，明显超过写给阳明、甘泉的诗文。
王廷相与王阳明虽未同朝同时同地为官，但两人一南一北，在学术界具有同等之影响力。尽管王廷相曾谦虚地说过：“时讲理学者，北讲公（指许廷纶），南称王阳明。”［９９］然其实，可与阳明成南北鼎足之势的非王廷相莫属。黄绾对王廷相的人品、思想及著述都相当推崇。他曾特地把王廷相所著的《纪言》、《治河私议》赠与罗峰，认为“此议专为国家经久之计”［１００］。而在王廷相眼里，黄绾不仅是“有道之士”［１０１］，同时也是自己的同志和益友。黄绾后来的思想转变，就有王廷相的因素存在，时间则大约在阳明去世后五年的嘉靖十二年。当时黄绾在南京任职，常与门徒讲学于石龙书院。王廷相为其作《石龙书院学辨》，黄绾则将它“揭之院壁，以为蒙引，使后生脱其禅定支离之习”。同时，王廷相还写过《送少宗伯黄先生考绩序》、《石龙集序》等，给予黄绾的学术成就以充分肯定。在《石龙书院学辨》中，王廷相明确主张与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旨不同的“知行兼举”说，这对黄绾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王廷相的思想，在黄绾晚年的著作《明道编》中有较多反映。因此，笔者认为，黄绾对阳明学的批评，有湛甘泉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王廷相的影响。张克伟在《试论黄绾对王学的评骘与乖离》一文得出的“黄绾晚年逐渐乖离王学，王廷相可以说是关键性人物之一”的结论，是能够成立的。
二、季本
季本（１４８５—１５６３），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人。少师王思舆，正德四年师从阳明。登正德十二年进士，授福建建宁推官。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反，季本守分水关，遏其入闽之路。嘉靖二年升监察御史，以言事谪广东揭阳主簿，后转苏州同知，升南京礼部郎中，时与邹守益相聚讲学。守益被黜，连及季本，谪判辰州，寻同知吉安，升长沙知府，因与当政者意见不合而罢归。家居二十余年，载书寓居禅寺，穷年治经，勤于考索。著有《易学四同》八卷、《别录》四卷、《诗说解颐》四十卷、《读礼疑图》六卷［１０２］、《庙制考议》（无卷数）、《春秋私考》三十六卷、《乐律纂要》一卷、《孔孟事迹图谱》四卷、《说理会编》十五卷［１０３］、《四书私存》三十七卷，以及《圣迹图考》、《大学证文》、《律吕别书》、《蓍法别传》等十余种。其门生徐渭言其“为言数百余万”［１０４］，“为卷百有二十”［１０５］，“共梓书九部行于世”［１０６］， “又《文集》二十卷［１０７］藏于家”［１０８］；邵廷采谓其“著书数百万言，精考索，务实践”［１０９］，都反映了季本晚年重视儒家经典诠释的为学特点。在阳明学派中，可能只有黄绾可与之比肩。遗憾的是，由于黄绾的经典诠释学著述都已失传，只留下几篇读书札记（如《读易》九首、《读诗》十九首、《读春秋》二首等［１１０］），故而很难拿来与季本的经典诠释学进行比较。
季本在浙中王门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他虽“及门最久，号称高弟”，但却未像阳明的其他高足那样成为“教授师”（详见第６章（第一节）。徐渭《师长沙公行状》称“其所最礼敬而切订者，于乡则有龙溪王先生，于四方则有双江、东廓、中离、念庵、柏泉、荆川、遵岩诸先生。或彼此日驰月赴而岁至，以故其于理道之微，经世之务，谬讹之辨，破旧更新，靡不穷极肯綮，而诸先生者亦自以得先生而大有所裨。其所居与其所至，士多以此师先生，而先生亦以此而教人。以故出先生之门者，多博洽执持奇俊之士”［１１１］。因其归乡后既不外出讲学，又不在家乡开门授徒，故而得意门生很少，徐渭算是凤毛麟角。又因其穷年治经，勤于考索，是故出其门者，亦“多博洽执持奇俊之士”。可以说，季本在阳明学派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在于讲学传道，而在于经典诠释。钱谦益称他为“姚江之别支也”［１１２］，是颇有见地的。
然季本解释儒家经典，同样采用的是阳明、黄绾等人所驾轻就熟的以心学治经学的方法。其所著的“数百万言”， “大要以己意近发师说，远会圣心，节解贯穿，悉归于一而后已。其有不合者，辄握管终日以相角，非特经义理道已也，虽典章政令之出于古，为今人所不及见者，有乖于理，先生悉备扫除之，必出于己归于一而后已”［１１３］。譬如，《诗说解颐》四十卷， 《四库全书总目》（本节所注页码均出自本书）谓此书“虽间伤穿凿，而语率有徵，尚非王学末流以狂禅解经者比也。存此一编，使知姚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经传、考究训诂乃如此，亦何尝执‘《六经》注我’之说，不立语言文字哉” （１２８页）；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 《四库全书总目》又谓其“释经处谬戾不可胜举……诸如此类，皆无稽之谈……盖讲学家之恣横，至明代而极矣”（２４７页）；《乐律纂要》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则谓此书“本承姚江之学派，其持论务欲扫涤旧文，独标心得。至于论礼论乐，亦皆自出新裁。一知半解，虽不无可取，而大致不根于古义。观其《自序》，亦言无所师承，以意考究而得之也” （３３１页）。黄宗羲亦尝以季本释理气、阴阳、乾坤之道为例，批评其“于理气非明睿所照，从考索而得者，言之终是鹘突”［１１４］。或许正因为季本解读经典时，是“以己意近发师说，远会圣心”，“无所师承”，“自出新裁”，不仅摆脱了宋儒的羁绊，甚至溢出了阳明的范围，与王学基本精神多有不合，所以才使他常常不为阳明及其亲信所信服，而逐渐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
其实，包括季本在内的明代“考证学家”及其著述，乃是宋学过渡到清学的必经之路，甚至可以说是清代朴学的“早期”形态。他们对清代考证学的兴起，既有负面的比照效应，又有正面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