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向警予并不满足于此，她还有更高的追求。1918年5月，向警予在给七哥仙钟和七嫂许友莲的信中写道：“事业一层，不必太求急进。平常人之所视为荣辱得失者，自吾辈视之真不值得一笑。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尤其要树好身体基础，兄以为何如？”这表明向警予通过办学活动，在溆浦学堂打好基础之后，正在考虑今后毕生的事业。她把自己的前途和出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鄙弃当时有些青年只从一己私利出发，计较荣辱得失，把天下大事放在脑后的行为。她明确地主张“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在她心目中，虽然“真事业”还是比较朦胧的，但她愿意干一番轰轰烈烈的“真事业”的决心却是非常坚定的。所以，同年6月，她先后给县府新任谢知事写信，表示了自己打算辞去校长职务，“退而自修”，继续深造的意愿，她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全力以赴去干一番“真事业”。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6月，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去北京联系勤工俭学等有关事项。年底，向警予也只身来到北京，寻找革命出路。蔡和森和向警予早就相识，此次相遇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在即将投身于“真事业”的时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北京期间，向警予拜访了蔡元培等先进思想家、教育家，讨论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1919年春，向警予回到溆浦。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溆浦时，向警予立即带领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大家手挥“惩办卖国贼”、“收回青岛”等各种标语小旗，沿途高呼口号。游行队伍来到商店门口，师生们向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向警予当众把一个日本制造的搪瓷面盆摔碎在地，表示抵制日货的爱国决心。游行队伍来到寺坪的一个路口，向警予顶着烈日向群众发表演讲，宣传爱国的道理。她从袁世凯和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讲到段祺瑞政府的腐败无能，号召爱国民众起来挽救危亡的祖国。讲演长达几个小时，在溆浦山城，像一声炸响的春雷，县城和四乡的人们争相传告说：“向瑞龄那个女子，到寺坪演讲，那才讲得好呢！”
不久，向警予接到蔡和森的妹妹蔡畅的来信，约她去长沙一道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师生们怀着惜别之情，到码头送行，向警予挺立船头，向大家挥手告别。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进步刊物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此时，一些追求真理的青年都在努力接受新思想，寻找救国的道路。1919年下半年，向警予和陶毅加入新民学会，成为最早的女会员。随后入会的周南女校同学还有魏璧、周敦祥、劳启荣等。在这些新民学会女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周南女校创办了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女界钟》，它以大量的篇幅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制度，在长沙影响很大，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界的普遍欢迎。
同年11月，长沙城女学生赵五贞因不满父母为自己包办的婚姻，在花轿中自杀。长沙《大公报》刊出了毛泽东的评论文章，痛斥中国婚姻制度的腐败和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向警予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封建的斗争。毛泽东找她商量，毛泽东提议说，应该开一个会，表示女界的态度。向警予同意这个意见，立即在周南女校召开了悼念赵五贞的大会。会上，她作了控诉封建婚姻制度的演说，号召妇女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
不久，向警予和蔡畅发起成立了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和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1月，向警予等拟定的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的简章在报上刊出，推动了全省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12月初，湖南一批留法女生向警予、蔡畅和蔡母葛健豪等9人到达上海，准备去法国。在上海逗留期间，向警予给陶毅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们的学识能力虽然不足，但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脑筋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纯洁的，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是应当担负的。”当然，在这封信中，她仍没有摆脱“教育救国”观点的影响。但是，在十月革命后新思潮的影响下，她已经开始了新的追求和探索，初步认识到社会需要来一个“根本改造”，为此“假如毫无牺牲，毫不能奋斗，简直不能立足”。她还明确地说：“作大事业，须大准备，我们这时候要准备起”，表现了她要和旧世界进行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孙中山这时正在上海，向警予怀着敬慕的心情，专门到孙府拜望，和孙中山无拘抚束地纵谈国内外大事。
1919年12月25日，向警予和蔡和森、蔡畅、葛健豪等30多人，乘法国邮船离开上海，远渡重洋，开始了漫长的海上航程。海上时而碧波万顷，时而狂涛怒吼，向警予和蔡和森一起憧憬美好的未来，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他们合写的诗，题目叫《向上同盟》，表示了在革命征途上要相互勉励，共同向上的决心。
1920年2月2日，他们结束了35个昼夜的旅途生活，到达巴黎。向警予等人无心欣赏异国风光，找到华法教育会，2月6日，来到离巴黎不远的小城蒙达尼。蔡和森等人到男子公学，向警予等人到女子公学。前后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有18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分别在枫丹白露和蒙达尼两处实习法文，少数人是勤工俭学生，在克勒佐、勒哈佛尔、圣伯尼等地做工。
向警予每天到工厂做工，早晚还苦练法语。她耐心地翻查字典，一字一句地查出原意，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她以惊人的毅力，短短几个月内就基本掌握了法语，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葛健豪老人学习法语比年轻人更困难，向警予每天主动帮助老人学习，直到她懂了为止。
1920年6月，向警予和蔡和森在蒙达尼结婚，几十个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参加了婚礼。向警予和蔡和森在婚礼上朗诵了自己编写的《向上同盟》诗册，后来，大家都把他们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婚后，他们给国内亲人的一张照片上，两人肩并肩地坐着，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表明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信仰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得知向蔡结合的消息，立即写信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罗学瓒，信中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这种制度“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出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他高兴地称赞向蔡的结合：“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因为向警予和蔡和森打破了“怕”，用实际行动冲破了旧的婚姻制度，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应该成为大家的榜样。
1920年5月26日，向警予给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文章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世界形势：“二十世纪以前的旧文明已经过去了，残败了，一点不能适用了，大家眼巴巴的一线希望就是二十世纪的新文明”，“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否实行共产，固尚有待于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方面走，是可以相信的”。她瞻望未来，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虽处于寂寞荒凉、晦盲否塞的境遇里，一面要与现状奋斗，一面又要创造未来，本来是不容易的。然而精神所到，何事不成。”文章对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以教育为工具”的和平革命进行了批判：“无论何事，谈得上改良，总还有几分可取，现在的政治，你取它哪一点改良呢？”这篇文章不仅把女子解放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而且又把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区分开来，这表明向警予到法国以后，由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上进一步成熟了。
同年7月6日—10日，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励进社社员，在蒙达尼举行了一次为期5天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维汉以及萧子升等共20多人，他们具体讨论了改造中国的道路问题。会上，蔡和森提出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和向警予等人认为：“社会主义实为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实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为此，先要组织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共产党。它应当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实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改良主义，他们声称“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并认为这种蒲鲁东式的革命是“比较和缓，虽缓然和”。蒙达尼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提出了用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会后，双方都写了详细的信给毛泽东，请他表示意见。毛泽东于同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在法诸会友复了一封长信，对两种意见作了详尽分析，认为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在今天行不通，用和平的手段、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也做不到，而对蔡和森等人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从蒙达尼会议可以看到，向警予和蔡和森一起通过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已经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了共产主义战士，向警予是我国最早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女性之一。
蒙达尼会议之后，在法国留学的沈宜甲去蒙达尼看望蔡和森夫妇。他和蔡和森曾在保定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共事，在蒙达尼，他第一次见到向警予。沈宜甲当时一心学习科学技术，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不想过问政治活动。向警予与他一见面，就向他提出应当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问题，和他展开讨论。她“滔滔而谈”，和沈宜甲“辩论至烈”，“似无止境”。后来还是旁边的一个湖南同学“解围”才结束了这场辩论。这场辩论给沈宜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向警予“意志坚定，头脑清晰，语言有条理”，而对她坚定的革命意志尤为敬佩，认为她和蔡和森一样，是置生死于度外的真正革命先驱者。
蒙达尼会议以后，蔡和森和向警予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影响很大。萧子升回忆说：“在蒙达尼，蔡和森给他的同伴讲过共产主义，同时还写些信说服在法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他欠缺演说才能，但是他能很好地表达于文章上，甚至比毛泽东表达得好。别人都觉得他的信很能鼓舞人，他的热情很有感染力。”向警予给大家的印象是对待朋友充满了热情，好像兄弟姐妹一样。不少人称赞向警予的“作文和书法是非常杰出的，并有天赋的演说才能”，“她的性格特别诚恳，同时她也很漂亮和温柔”，“洁白的皮肤，不需要化妆品去增加它的风韵”，“是一位招人喜爱、有才智的姑娘。”
向警予的成长经历说明，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要经历一个刻苦改造的过程。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向警予富于革命理想，忠于革命真理，同时，又勇于革命实践，严于解剖自己。少年时代，她向往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后在周南女校，又十分佩服兴办新学的朱剑凡，正是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她在溆浦创办小学，直到赴法前夕，她还认为女子解放归根结底的希望仍离不开教育。但是，革命实践教育和锻炼了她。她认识到：花木兰式的女英雄救不了中国，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也救不了中国。到法国后，当她一字一句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这把解剖刀无情地剖析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以教育为工具”等错误思想时，也无情地解剖自己早期在溆浦办学时的“教育救国”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终于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6月2日，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出溆以来，觉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而不足以餍予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数年后，或有以报同志。”
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向警予写了回信。信中说：“一年以来，弟和荫柏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理，另造环境一法……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从向警予和毛泽东之间的书信来往中可以看到，在向警予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她与毛泽东互相帮助、互相勉励。他们作为新民学会的会友，在新的征途中，又成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同志，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向警予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表现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据蔡畅后来回忆：“她得到每一个人的敬重，在任何时间地点，她总是自然而然地最先行动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1921年，向警予参加了勤工俭学生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而开展的反对驻法公使馆和进驻里昂大学的两次大的斗争，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年10月18日，法国当局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把蔡和森、陈毅等104人驱逐出境，由法国军警押送回国。向警予也随后启程回国。
由于蔡和森和向警予等人在法国勤工俭学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1922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Δ第一位女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工农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异军突起，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向警予就是这个方面军最早和最卓越的领导者。
1922年初，向警予从法国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同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蔡和森、向警予都出席了大会。会上，向警予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到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出现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这次高潮中，有组织的罢工斗争达100次以上，参加罢工的工人有30多万，显示了工人阶级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的空前增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中国女工也以战斗的姿态参加了罢工的行列。而这些女工的发动和组织都凝聚了向警予的不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