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知道，如若变法，必然要使她的权力受到削弱，而这对她来说无疑有如剜心剖肝。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不是马上站出来反对，如果这样，势必失望于国人，引火烧身。面对光绪皇帝的变法要求，慈禧太后表面上表示同意，并让恭亲王奕转告光绪皇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但慈禧太后暗地磨刀霍霍，待时而动，“由他（光绪皇帝）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维新。但就在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的第五天，慈禧太后就勒令光绪皇帝宣布三道谕旨：一、以渐露揽权狂悖之罪，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革职逐出京城；二、凡二品以上高级官员授予新职，均须到太后前谢恩；三、将王文韶调进清中央，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
接着，慈禧太后就迁住颐和园“静观”。变法维新终于触到了实质，八月开始，光绪皇帝采取了三项措施，试图把新政引向深入：一是裁撤议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无所事事的衙门，并裁撤既有总督又有巡抚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二是下诏把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交部议处；三是任用维新首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这三项措施并未涉及新政实质内容，只是组织性的措施。但正因为是人事上的安排，慈禧不能“静观”了，她绝对不能容许光绪皇帝排斥她的亲信。一个废除光绪皇帝的计划正在酝酿着。
八月初六黎明，光绪皇帝正准备去颐和园请安，尚未动身，哪知慈禧太后已先到达皇帝寝宫，并呵斥光绪皇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你竟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精心挑选，你竟敢任意不用，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康有为是什么东西，能胜过我所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过祖宗所立之法？你何等昏聩，真是不肖子孙！”
第二天，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瀛台四面环水，原有三座小桥与外边相通，此时只留下一座，派太监把守，即使皇后、贵妃均不得与光绪见一面。从此，光绪皇帝成了不带枷锁的囚徒。不过，就是在深陷逆境的岁月里，光绪皇帝仍在“朝夕研求”古籍时书，其中，“于西学书尤留意”。同时，光绪皇帝还每日坚持以一定的时间“学习英文”，密切注视外洋动态，关心国家的兴衰，其原动力无非是来自他的政治抱负。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成汹涌澎湃的滔滔洪流，清王朝完全陷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光绪皇帝还在念念不忘重新操政，继续走他的维新治国的道路，当然已经失去了它那原来的光泽。就光绪皇帝自身的处境来说，他也根本没有实现其革新愿望的可能了。后来，光绪皇帝只得无可奈何地作了最后一次表白：“我没有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作样子的。”
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圣旨：现在国事艰难，经再三恳求，由太后训政。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空有一腔热血而无丰富斗争经验的新派以惨败告终。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扼杀了，近代中国一次民族复兴的生机被扼杀了。慈禧太后把此前本没有怎么丧失的权力又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慈禧太后又一次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维新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慈禧太后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西方列强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政权越来越不满意，国内各阶层人民对这个政权的失望和不满也空前增长。慈禧太后就像坐在一个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携光绪皇帝狼狈逃到西安，虽然临行前推珍妃于井中溺死，但外敌的凶狠一直令年过六旬的慈禧胆战心惊。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扭转政治危机，慈禧不得不“顺应”朝流，谎称也要进行“变法”，实行“新政”。1901年，慈禧也弹起了变法的高调，她在一道文告中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惟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
慈禧不仅唱着变法的高调，到1905年，她居然同意一些官员的建议，准备实施立宪政治，并派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慈禧立即借此发布谕旨，立宪政治，势在必行，苦于目前“规模未备，民智未开，尚待时日”，何时实行立宪，现在还不能定，只能为立宪作点准备，再行立宪。
良辰美景奈何天。或许是历史的巧合，缠绵于无尽凄凉忧伤之中的光绪皇帝，于光绪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饮恨逝于瀛台涵元殿，终年（虚龄）38岁。第二天，慈禧太后这个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的老妇人，也带着难以满足的权力欲和物质占有欲离开了人间，终年73岁。“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扶床一见雏孙拜，定省仪鸾仪隔晨。”这是后人述及慈禧太后死时情景的一首宫词。可能临死前慈禧太后也颇有悔意，遂令溥仪继位，既作为同治帝之后嗣，也兼为光绪皇帝之后嗣。慈禧死前扰得国家和他人不得安宁，死后也是如此。据徐博东在《慈禧出殡耗资惊人》一文中描述道：“出殡前后，耗资惊人，焚烧了数不清的纸人、纸马、楼库、器皿、松亭松轿、衣帽鞋履、衾枕被褥等等。棺椁向东陵移送前两个月，一次就在东华门外烧掉一只用绫罗绸缎扎成的价值十几万两银子的‘大法船’。十一月十六日，慈禧入殓，同时放进棺材的还有大量金银珠宝之类的殉葬品。棺材极重，造价高昂，木料取自云南的深山老林，光是运费就耗银数十万两。棺材成型后先用一百尺高丽布缠裹衬垫，然后油漆达四十九次之多。抬棺的杠夫多达数千人，分几十班轮流抬运，每班一百二十八人。在正式送葬前，杠夫在德胜门外“演杠十天，按正式送葬要求，抬着一块和棺材分量相同的大厚板，木板中心放着满满的一碗水，一直练到水洒不出碗外方止。”
徐博东继续写道：“出殡的日子到了，皇家倾巢出动，送葬队伍浩浩荡荡。走在最前面的是六十四人的引幡队，举着花花绿绿的万民旗、万民伞。接着是上千人的法架卤簿仪仗队，举着数不清的金瓜、铖斧、朝天镫，刀枪如林，幡旗蔽日。仪仗队后面是一百多人的大杠，抬着慈禧的巨大棺材。皇家忌讳死字，还把棺材装饰成轿子模样，取名“吉祥轿”。跟在棺材后边的是十路纵队的武装兵牟，最后面是由数千辆车子组成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的车队。整个送葬队伍蜿蜒十几华里，所过之处，凡有碍通过的建筑物，无论大小、多少，一律拆除。从北京到东陵，当时要走六七天。途中本已设有行宫可供送葬人员食宿休息，还嫌不够，又每隔一段距离用高级布匹搭起芦殿、黄幄。这些临时住所，也是玉阶金瓦、朱碧交映。芦殿是暂停棺柩的地方，它用黄绸布围成内城，又用白绫子布围成外城，外城之外还有一道网城，穷侈极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徐博东最后写道：“从慈禧断气到埋入地宫，葬礼整整花了将近一年之外，耗资白银达一百二十万两之巨。”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无数奇珍异宝。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在革命军的隆隆炮声中，清政府于1912年灭亡。慈禧太后这个死前搅得国家和他人片刻不得安宁的“老佛爷”，却未曾想到死后也会被他人“打扰”。1928年即慈禧太后死后20年，军阀孙殿英贪财，炸开慈禧太后的地下宫殿，破棺盗宝，洗劫一空。1945年慈禧墓又遭到土匪的破坏，使这位“老佛爷”的亡灵竟无立足之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清东陵的重要文物古迹才受到真正重视。1952年，成立了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党和政府拨出专款，对破败不堪的古建筑群进行了维修。1961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5月，对慈禧地宫进行了清理。慈禧地宫清理后，慈禧陵即正式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游人。这座华丽的古陵墓建筑群和高超的雕刻艺术，不仅反映出封建王朝统治者骄奢淫逸生活的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中国劳动人民的才华和智慧。
2.作者点评
吴嘉静在《章太炎斥西太后语一则》中不仅介绍了章太炎斥慈禧太后的一副对联，而且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把慈禧太后卖国求荣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上面这则章太炎作于1904年夏历十月十日之际的对联，用犀利的嘲讽、巧妙的对比，痛快淋漓地揭露了慈禧太后40多年的统治史，就是中国人的灾难史。笔力悍健，气势磅礴，传诵一时。上下联末句，以‘一人有庆，万寿无疆’颠倒用之，巧不可言。
上联描写了慈禧太后为了填足个人的贪欲，不顾人民死活。这个咸丰皇帝的宠妃靠着玩弄宫廷阴谋上台，由始而“垂帘听政”变成“人莫予毒”的大独裁者。太平天国革命被绞杀后，中国疮痍满目，到处是灾荒，遍地是饿殍，可她却连年在京城内外大兴土木，什么“修复圆明园工程”，什么“南北海工程”和“南苑工程”等等。尤其是著名的颐和园工程，闹得民怨沸腾，连有些官员也恳求停造。慈禧太后却一意孤行，费时三年，用银千万，只备她一人“临幸”。这还不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她仓皇逃出西安，仍不忘享受和讲排场。第二年她“加銮”，动用无数人力财力，修道路，筑行宫，供吃喝，无耻地摆出“得胜回朝”的威风，使沿途百姓经历了比蝗虫还厉害的一场浩劫。“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正是章太炎对慈禧太后穷奢侈欲生活的写照。
鲁迅先生说过，专制者的反面是奴才，慈禧太后就是这样的典型。她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圣寿节”，年年大做其寿，特别逢到所谓大寿，更强迫“举国同庆”。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外国侵略者就专拣这位奴才总管大庆“圣寿”的日子来大捣其乱。章太炎在下联里，描写了她每过一次生日，便意味着国家进一步面临死日。她50岁，法国发动侵华战争，日本乘机伸手朝鲜，并在这以前先并吞了琉球；她60岁，日本打进了东北大门，掠夺了我国神圣领土台湾；1904年，她70岁了，她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取得了效果，可沙俄和日本却又为争夺东北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而这个卖国成性的老太婆居然无耻地宣布中国严守“局外中立”！正是：“每逢万寿祝疆无”，她大庆“圣寿”时，正是中国疆域被瓜分之日！
在叫嚣“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慈禧太后集团看来，让她“圣寿节”煞风景的自然不是外国的侵略，而是人民的反抗。对此，她的对付手段是镇压。她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制造“苏报案”，借此扑灭中国民主革命的火星，便是她七旬“圣寿”前的又一罪行。但他们的算盘往往落实，章太炎与邹容虽被关进上海“西牢”，反清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禁锢；恰恰相反，一有机会就依然迸发光芒，这副对联便是鲜明的例证。
慈禧太后是一个精明而又善于玩弄权术的宫廷贵妇，她之所以能够在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宫廷斗争中获胜，主要得力于三个要素：一是心狠手辣，“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二是善于把握形势，当机立断，决不让机会错过；三是善于培养政治势力，以达到其操纵驾驭的目的。有了这三个因素，再加上皇太后的身份，以及晚清官僚集团的腐败，足以使慈禧太后得以从容玩弄大清帝国的权柄于股掌之中。
作为一个极有心计的权术家，慈禧太后惟一理解的东西是权力而非政治，作为一个相当精明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对事物有比较敏捷的反应能力，靠经验、感觉而不是理论学说的支配，她能够针对不同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统治政策。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便得到慈禧太后的有力支持。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后，慈禧太后感觉到时局危机和朝野变法的呼声，对变法持基本赞同态度。光绪皇帝于百日维新中颁布的《定国是诏》便得到了慈禧太后某种程度的赞同。20世纪初发生的“新政”运动（包括预备立宪），是清王朝在最后岁月中为挽救日益衰败的政治而进行的一次努力，也是其进行自救的变革，其变革深度大大超出戊戌时期维新人士的拟想，而这场“新政”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全面支持。
然而，绝无近代政治眼光的慈禧太后，全心考虑的只是如何维护自己历经艰难所赢得的绝对权威。任何因素若构成对她个人权势的威胁，她必不计后果痛下杀手。她最初支持维新变法，但一旦变法直接触及到她的权威，一向对她恭敬服帖的光绪皇帝又表现出大有作为的动向时，她便怒不可遏，立即发动戊戌政变，将百日维新扼杀在襁褓中，造成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大挫折、大倒退。招惹她大怒的光绪皇帝也被囚禁在瀛台，直到被折磨成一个活死人。曾经有过辉煌国运的清朝，权柄却落入一个狭隘、短识的女人之手，这实在是近代中国的莫大不幸。
慈禧太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统治，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她的自私和贪欲大大加速了清王朝的最后灭亡，近人王照撰的《方家园杂咏纪事诗》中，戏称慈禧是推倒满清之先锋；另一方面，由于慈禧主持下的清政府将近代化特别是政治近代化的任务一直拖到20世纪初，致使中国近代化的格局更加复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初中国近代化步履维艰、阻力重重的格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她统治中国的48年中，我国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慈禧太后是难逃罪责的干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