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一别就是23年。周世钊常常挂念自己的老友并赋有一诗，其中有一句为“九州明月系离肠”。当毛泽东在延安和重庆时，周世钊曾冒着风险致函问候。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教师，联名向毛泽东致贺电贺信，由周世钊领衔。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迭接电示，又得9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业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周世钊看到回书，深受鼓舞，总是乐呵呵地对人说：“毛润之称我“骏骨未凋，尚有生气”。此后两人的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
周世钊先生毕生工诗，1915年在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就写出了《五律·濯清亭》及《五古·挽易昌陶》这样高质量的诗词。1917年湖南一师举行“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得49票(其中文学9票)，名列第一；周世钊得47票(其中文学22票)，名列第二，并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文学部部长。由此可见，周世钊先生在青年时期就是爱好文学，具有文才诗才，是深受同学推崇的人物。他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认真学习并批判地继承了我国优秀的古典诗词和民歌的传统。努力进行诗词创作实践，写出了大量的诗词作品，遗憾的是，他早期的大部分作品散佚了。数十年来，他的部分作品已在书报刊上披露，深受诗词爱好者喜爱，争相抄读。1974年和1976年，周世钊先生的一些好友曾将其诗词刻印过两次，题为《周世钊诗词稿存》。
周世钊先生的诗词创作，除了刻苦学习，浸透汗水外，还有赖于与许多诗友切磋交流，才得以迅速提高、成熟。在众多诗友中，毛泽东对其作用最大。周世钊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往，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当年，他们互相交流，切磋诗艺，写作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一次赠阅的诗词就达几十首之多。1915年，周世钊与毛泽东均著有《五古·挽易昌陶》，诗风颇为相近，流传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周世钊的许多诗词均呈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诗词选》中就收入了毛泽东答和周世钊的《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水调歌头·游泳》及《七律·答友人》三首诗词。1950年下旬，毛泽东的一位亲戚由京回湘省亲，毛泽东嘱托她便道邀周世钊偕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50年9月28日恰是中秋佳节，在他们由长沙赴京时途经许昌，稍事停留，周世钊对境感怀，口吟《七律·中秋北上》和《五律·过许昌》两诗。不久，周世钊赠《五律·过许昌》诗给毛泽东。6年以后，毛泽东致函周世钊：“……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1972年10月2月晚，毛泽东与周世钊在中南海长谈三小时，谈到林彪问题时，毛泽东念了明朝李攀龙的诗《七绝·怀明卿》和杜甫的诗《咏怀古迹》，并各戏改了两字，以讥讽林彪。1976年初，周世钊还写下了学习毛泽东新发表的诗作的体会文章。纵观周世钊的诗词创作史，在众多的诗友中，毛泽东是他的第一诗友。同样，纵观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史，在众多的诗友中，周世钊是他的第一诗友。人称周世钊与毛泽东是诗交最早(1915年，甚至更早)、诗交时间最长(60年，甚至更长)、谈诗论词信件最多、酬唱奉和颇欢的互为“第一诗友”的诗友。所以，周世钊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往，成为诗坛佳话。
在纪念毛泽东90诞辰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毛泽东给亲朋故旧的信函中，给周世钊的最多，共选入了10封，从谈论诗词，酬唱奉和，到研究唯物主义，探讨对受任新职的态度，既有对他从事教育工作的鼓励，也有对他接触实际的督促。这些书信，情意拳拳，不拘形迹，亲切感人。
1958年7月，在湖南省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他感到十分突然。周世钊思绪万千，担心挑不起这副担子，于是就求助于毛泽东。他于10月17日致函毛泽东，陈述矛盾心情，只隔一周，毛泽东就复函给周世钊，鼓励他任好新职。毛泽东在信中写道：“赐书收到……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得而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我认为聪明、老实二字，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封长信，给周世钊极大的鼓舞，使他在工作上得到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周世钊是一位热爱教育事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人。从协助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创办工人夜校到前往修业小学任教；从支持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到解放后担任一师校长，他的那颗赤诚的心一直扑在教育事业上。后来他被选为湖南省副省长，除了兼任省政协的职务外，仍然是一位主管教育的“官员”。“为官一任，兴教一方”。1963年上半年，周世钊到湖南农村参观和视察了一些中小学校，了解到当时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这年下半年，他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无论大会发言，还是分组讨论，他都对教育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会议期间，当毛泽东约见他时，他再次向毛泽东陈述了他对教育工作的看法和意见。毛泽东听罢周世钊的陈述，称赞周世钊既在其位，又谋其政，他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但由于当时国家的财力有限，他不能按照周世钊的意见增加教育经费，以解决目前教育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指示周世钊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他说：“正规的学校要办，非正规的学校也要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位友人的友谊经受着新的考验，是袖手旁观，还是火上加油，抑或直言谏劝？周世钊看到运动兴起，很不了解，当即向毛泽东陈书，要求面见，毛泽东答复函称：“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1967年，红卫兵抄了周世钊的家，周世钊曾进京见到毛泽东，陈述了被抄家之事，搞乱了他的好些旧书，毛泽东曾风趣地说：“这对不起你，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拿去……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周世钊答道：“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庙可以重修嘛，我出点香火钱。”
1972年8月，周世钊再次坦率陈书于主席，恳切地陈述了八个问题。在当时的气氛下，如果他没有来自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没有畏友、诤友、挚友的气魄，怎能够仗义执言呢！？
正当周世钊老骥伏枥，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时候，想不到疾病开始缠上他，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1971年3月5日，周世钊从长沙坐火车去北京，火车途经信阳时，他的右手突然发麻，拿不起东西，到北京后，吃饭时因右手有疾，竟将筷子掉落到地上。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他在北京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护理，病情得以控制并好转起来。第二年国庆节期间，周世钊抵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参观了清东陵和天津等地，对国内形势的好转感到欣慰快乐。1974年和1975年，周世钊又两次住进北京医院。1975年10月，毛泽东专门派遣他的保健医生到医院为周世钊进行仔细的检查，因病情比较严重，毛泽东嘱咐医院安排周世钊进住领导人病房，12月，他的病情好转，回到了长沙。
1976年初，周世钊旧病复发，住进了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因年迈体弱，他的病情日趋加重。毛泽东得知周世钊病危的消息后，即刻指示有关部门，从北京医院选派两名著名医师，于4月20日乘飞机专程赶到长沙为周世钊治病。不幸的是，在他们抵达长沙前，周世钊已于当日凌晨与世长辞了，终年80岁。
就在周世钊逝世几个月以后，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也离开了我们。毛泽东与周世钊自1913年相识，从同窗学友、应对唱和的诗友到亲密无间的诤友，相遇贵相知，知心重交心，两人保持了63年的深厚友谊，它将永远流传后世，光照人间。这两位生前函来信往、晤面畅谈的挚友，倘若在天有灵，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他们的珍贵友情。
【作者点评】
周世钊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民教育家，从童年上学始，到晚年离开教务止，和课堂、教鞭、粉笔打了70余年的交道，他懂得教育，热爱教育，为振兴中华教育做出了积极而实在的贡献。
周世钊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始，就热切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参加新民学会、文化书社等进步组织，在《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任职，教书育人，努力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教育工作上走过了曲折的人生历程后，周世钊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成为了新中国的主人，从此他积极参加人民革命事业，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光辉的革命业绩，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建设贡献出了全部精力。
周世钊的一生，是未敢忘忧国的一生，是未敢忘人民的一生。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我们将永远缅怀这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献出毕生精力的教育家。
（康红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