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写春秋丰碑立天地——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年)，我国气象学、地理学家，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省上虞。1910年，竺可桢赴美国留学。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8年，其在南京主持建立了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1948年，竺可桢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66年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二三十年代开创气象教育事业，创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组建早期的中国气象观测网，开展物候观测、高空探测及天气预报等业务。竺可桢在台风、中国季风及大气环流、气候区划、物候、气候变迁等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精辟地指出台风眼中有下沉气流存在，西太平洋台风路径之变化受远东四个大气活动中心所控制。并在中国首先提出季风系统这一概念，首创区域气候研究，提出划分亚热带的指标，确定中国八大气候区，确立了气候区划和自然区划的基本轮廓。竺可桢主持并参加我国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治沙和西部南水北调工程及华南热带生物、云南热带资源等综合考察，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称其是“管天的人”。
【毛泽东评点竺可桢】
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摘自宋一秀、杨梅叶编著的《毛泽东的人际世界》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
——摘自朱寄萍主编的《根系中华——著名归国科学家采风》第43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竺可桢小传】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个米行商人之家。东关镇是个山水秀美、人文荟萃之地，经商和读书是当地人追求的理想道路。父亲竺嘉祥为给孩子取一个学名，到镇上私塾找先生商议，最后决定用“可桢”，意思就是将来可以成为栋梁之才。幼时的竺可桢聪明好学，从两岁开始认字，5岁进学堂，7岁开始写作文。1905年，他在家乡天华寺中心小学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当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绍兴、余杭一带的革命党人的英雄事迹到处流传。富于进取心的竺可桢萌发了外出求学以见广阔世面的想法，但其家境拮据，无力供他继续念书，幸好一位很器重他的老师慷慨解囊，资助他到上海读书。15岁那年，竺可桢进入上海澄衷学堂。
在澄衷学堂里，竺可桢用功学习，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一次，学生们组织的一次罢课活动触怒了校方，校长勒令全班停课，双方对峙了很长时间。之后，竺可桢转学到上海复旦公学继续学习。在复旦公学读了一年时间，竺可桢受到当时“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的影响，北上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在土木工程科里学习。唐山路矿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开办的一所理工科学校，当时任教的大多是英国人，他们对中国学生的歧视和侮辱使竺可桢十分气愤。从这个时候开始，竺可桢就立志要认真读书，学好本领，将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他心里明白：个人的尊严要由国家的强盛来支撑。竺可桢在这所学堂里刻苦学习了一年半，他在所有的五次考试中，门门功课都名列全班之首。他身材瘦弱，同班同学胡适之讥笑说他活不过20岁。竺可桢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的身体始终健康。
1910年，竺可桢与赵元任、胡适之等同学一起，以优异成绩取得了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资格。同年8月16日，竺可桢带着立志报国的宏愿登上开往美国的远洋货轮，这时候他年方20岁。这艘远洋货轮抵达美国港口后，竺可桢在华盛顿“留美学生监督处”领到了第一张入学志愿书。竺可桢认真地思考着，他认为中国万事以农为本，因此他选择了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农学院作为自己的志愿学校。后来，他发现气象学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这门新科学在中国还是空白。于是，1913年秋天，他在农学院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研究院的地学系攻读其幼时即喜爱的气象学。竺可桢除了上课和参加学术讨论，每天总要挤出时间到图书馆里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对来自祖国的每一条消息，特别是关于自然灾害方面的，他都要细心阅读，有时还逐条记录。那时候，台风、干旱和洪涝给祖国人民造成的灾害连绵不断，竺可桢的心情很不安。有一天，他找到研究导师，说要着手研究中国的雨量和风暴。导师有些犹豫，提醒他说：“这个题目太困难啊。”“但是这个题目很有意义，应该去做。”竺可桢坚持着补充说。导师很理解这个中国学生的事业心和热爱祖国的感情，他点了点头，表示赞成。确实，在当时研究中国的雨量和风暴，困难是很多的，首先遇到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气象观测资料十分缺乏。困难在勇敢者面前总是要低头的。竺可桢一头钻进图书馆里，花了十几天时间，终于找到了记载中国雨量和风暴的书籍。1916年，他的第一篇气象学论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发表了。这篇论文从季风的强弱、地形的高低、风暴的路径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降雨量的分布和多寡情况，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竺可桢的父亲和长兄先后去世，但他克服经济困难坚持学习，直到取得博士学位。
1918年秋天，竺可桢带着对祖国的浓浓的思念与扎实的农业学、气象学知识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
回国后，好几个条件不错的地方都盛情邀请他去就职，其中海关监督这个职务待遇优厚，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职务，但被竺可桢谢绝了，他不可能放弃自己所学的专业，为了高薪而改变初衷。他来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的前身)，从事地理学与气象学的教学。1920年，他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改名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任教。1921年，竺可桢在这里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地学系。他带领学生们在学校东南角建了一个小小气象站。这个小气象站只有一间房子，设备也很简陋，但是它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气象站。当时中国的气象观测被外国列强所控制把持，竺可桢为中国气象学的落后现状焦急万分，他发愤工作着，他明白，只有建立自己的气象事业，才能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夺回国家气象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此，竺可桢编写了我国近代以来最早的地理学教科书——《地学通论》。他带领师生在学校附近的农场内建起了一个气象测候所，进行连续观察。正是由于竺可桢等人在气象学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为中国气象学的发展创造了十分必要的条件，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
1920年，他与当时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张侠魂结婚。
1925年，竺可桢因故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就任《国际百科全书》编译室主任。在此期间，上海《申报》一篇报道湖南久旱、政府祈雨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湖南全省久旱不雨，省政府官员先是恭恭敬敬迎两位真人神像入城，并将真人神像供奉在长沙玉泉山庙以祈求雨水，但仍不见老天降雨，又向中药店索取龙虎骨，将之投入深潭，使其龙虎相争，形成波澜以得风雨，但依然不见风雨的踪影。最后，政府在公署内设祭坛，请僧道念经作法。读到这则消息，竺可桢心中仿佛有一块巨石压迫，十分沉重。他想，想不到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还有如此迷信愚昧之举，而且还是政府倡导的。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教育与科学。科学不昌盛，迷信才会大行其道。于是，他撰写了一篇《论祁雨禁屠与旱灾》发表于《东方杂志》上，文章猛烈抨击了当时湖南省政府的愚昧无知，呼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雨旱情况，掌握自然并利用之。文章最后说：“旱灾之多，在世界上我国当首屈一指。则政府人民当利用科学以为防御之法，研究预知之方，庶几亡羊补牢，惩前或可以毖后。若恃禁屠祈雨为救济之策，则旱鬼之为哉，将无已时也。”
1928年，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年在南京建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气象研究所设在南京市内的北极阁，他天天东奔西跑，在气象学的荒原上开始艰辛的创业。
一个浓雾弥漫的冬天，南京鸡鸣寺周围几十米以外，看不见人和物。竺可桢和同事们在一个直径为两米的大气球上挂了一架小时钟，还有测温计和测压计等仪器。这是他第六次放气球了，前五次都有去无回，杳无音信。
“放！”竺可桢一声令下，气球冲开浓雾，冉冉上升。500米、1000米、2000米……
不一会儿，空中突然刮起了狂风，到了晚上，又飘起了鹅毛大雪。
“遭了，恐怕第六个气球又要遭厄运了吧！”竺可桢心里忐忑不安地挂念着。
三天过后，消息传来，说是气球坠落在江苏如埠县境内。非常幸运的是，气球上的仪器都完好无损。记录表明，气球飞到7000米上空，最低温度为零下63度，最低气压是73毫米汞柱。
接着，竺可桢又和同事们用气球测风。经过160次气球测风，终于弄清了南京3000米上空的风向，及其与地面24小时内天气状况的相互关系。
竺可桢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一篇《南京3000米高空之风与天气预测》的论文。论文的观点是前人没有过的。他指出：当南京3000米高空出现西北风，并且风是从地面向上逆转，这时南京地面就会是晴天或多云天气，雨水很少；如果高空刮的是西南风，那么，南京24小时内就会出现雨天。这种预报天气的办法很有用，它证实，中国人能够自己管天了。
为了使中国的气象科学改变面貌，竺可桢还要随时准备与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有一次，在香港举行的远东气象会议的晚宴上，中国代表被排在最末席。竺可桢认为，这是对中国气象事业的歧视！他和另外一位中国代表商量后，愤然离开会议室，表示抗议。
他还要求洋人管理的气象台站，废止英制记录，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制，坚持所有气象预报统统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
竺可桢用了八九年时间，东奔西跑，苦心经营，终于在各省设立了40多个气象站、100多个雨量观测站；还先后开展了高空探测、无线电气象广播和天气预报等各种工作。至此，我国现代气象测候网络和正规气象预报体系终于初步形成。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13年间，他为浙江大学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提出“求是”二字为校训。抗战期间，浙江大学为避免陷入日寇铁蹄之下而向山区搬迁。竺可桢为选校址在外奔波，妻子张侠魂与次女竺衡先后病逝，浙江大学师生闻讯后均为之感动不已。抗战胜利后，竺可桢对浙江大学师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爱国运动给予支持，所以，校内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始终占上风，以致国民党特务骂浙江大学是“共产党的租界”。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竺可桢坚决抵制了国民党政府三番五次要他去台湾的胁迫要求，前往上海等待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迎来了新人生的重大转折。
1949年7月，竺可桢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在随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郭沫若任院长）。他首先着手组织成立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又主持完成了划分中国自然区划、制定国家大地图案等工作。他还先后组织了多次大型综合考察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1962年6月，他以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时，他深情地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