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明先进”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项基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思想和主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新中国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1949年9月他又提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页）毛泽东是把文明先进同政治自由、经济繁荣一起作为我们建设新国家的基本要求提出来的。毛泽东曾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3页）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早在民主革命时，毛泽东就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建国后全国展开了广泛的政治学习运动，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东西，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积极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继续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为青年“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0页）当时开展的全党整风，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发行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学习雷锋运动等，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人们精神振奋，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建国初期，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方针。在5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的文章或讲话，提出要建立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中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做到“又红又专”。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阐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有61人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
当反右斗争中出现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和简单粗暴对待学术文化问题的“左”的倾向后，在1962年3月广州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坚持了对待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方针。
他们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进步的，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属于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页）周恩来在二届三次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科学论断批驳了当时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对象的“左”的错误观点。但十年“文革”中，经毛泽东肯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却作出了错误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观点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阵营，使我国知识分子和教育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迫害和摧残。
老一辈革命家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也强调：“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但后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使我国的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
毛泽东曾提出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他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必须具有时代的民族的特性。为了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毛泽东于1951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页）这一方针后来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
毛泽东主张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1964年2月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一封来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批判吸收古代的、外国的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要形成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作家要深入生活；要开展正常的文艺评论等一系列正确的文艺方针。同样，由于“左”的指导思想，1963年后毛泽东在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批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收效甚微”，“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人民日报》1967年5月28日）随后开展的文艺界的阶级斗争，使“双百”方针难以贯彻，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被全面否定。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愈来愈“左”的偏差，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三、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富思想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一，进一步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来经历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从生产力的发展角度把人类社会进步状态概括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以及西方文明、东方文明等，从纵的方向概括了社会发展规律。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进一步概括为，在每个社会发展阶段上，文明又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就是畸形的，就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阶段，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起来，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的巨大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作了科学界定，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深刻阐述了两个文明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他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国民经济翻两番“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同上，第88页）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有巨大反作用，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同上，第144页）总之，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保障。两个文明互为条件，互为目的。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未来社会探讨时，主要是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力三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特征的。过去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也主要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行计划经济等方面，理解不够全面。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来阐述，他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67页）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告诉我们，把握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这些重要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作了重要发展，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
第三，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理想目标。马克思曾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终将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然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带来的，物质基础只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要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加强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人的素质是历史发展程度的指示器。
邓小平关于培养“四有”新人的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他把能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四有”公民，看作是检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败的根本依据，又看作是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我们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去认识培养“四有”公民的极端重要性，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才能真正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发展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7页）1988年他又鲜明地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这些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研究，指出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是由生产决定的，同时指出科学技术一旦被物化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的技能，它就变成了直接而现实的生产力，因而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邓小平的贡献则在于，他深刻洞察了当代科技的决定性作用，及时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出未来世界，范围的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他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地位作用、发展方向、基本任务、战略重点、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论述，形成了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五，阐明了爱国主义在当代的科学内涵。
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理论。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爱国主义在当代的科学内涵。邓小平认为，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首要要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就无从谈起；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最集中体现。发展才是硬道理，加快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每个公民将自己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倾注到为中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中，就是热爱祖国的具体体现；以祖国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根本的要求；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最突出的体现。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使新型的爱国主义成为激励人们为实现祖国统一，为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精神动力。
第六，丰富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学说。
邓小平说，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党，“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65页）这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要求各级党组织始终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抓得好，精神文明抓得不好，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领导。是不是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是不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标准，是党性强不强的表现，是政治水平高低的表现。
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党，还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面临着执政、开放、搞市场经济的考验，在一些党员干部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影响着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执政党的党风已成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也是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败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77页）他提出，要端正党风，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缺一不可，这就为我们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指南。
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在新的实践中的发展
一、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