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上海市政府提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将依法保障改革创新，宽容失败。《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明确：“对依照本决定规定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谋取私利的，在政府绩效考核中对有关部门和个人不作负面评价，不予追究行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抱着善良的愿望，积极实施改革创新的人们，可以允许失败。对此，新华社记者仇逸在《京华时报》中撰文指出，“给一次失败的机会，给一次纠错的尝试，相信改革之路会越走越宽。”
虽然对改革多一些包容，多一些耐心，是一个常理，但能够从法律层面提供保障，还是能够给那些愿为天下计、敢为天下先的有志之士一些切实的安慰和鼓励的。但愿这样的好事，在教育上，也能够多一些。只有当我们学会对教育改革多一些包容，教育成功才会越来越多，教育成功之路，也会越来越广阔和多样。
学校规模能否再小一点？
这是一所享誉国内的高中。
占地六百多亩，一万多学生，仅教职工就有上千人。
校长自称来学校任职三年多了，认识的教职工不到三分之一。他戏称自己是工厂的厂长，以至于不认识大多数工人。
谈起大型学校的管理有什么体会，校长诉苦说，学校虽然名声远播，但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不少。
比如说，校长想听听课，可是听谁的课？校长无法每天听一节课，即便有时间，要听遍所有教师的课起码要三年多时间。
再比如说，要找老师谈话，每天谈一个，同样需要三年多时间。
在当前的背景下，校长会议众多、事务繁杂，要坚持每天听一节课，每天找一个教师谈话，几乎比登天还难。
和老师的交流尚且如此，与学生呢？更不必说了。
校长认真巡视一次校园，需要一个多小时。校长如体质不佳，一趟走下来，早已两腿发酸，哪有什么时间和精力与个别的学生进行细致的交流？
难怪，在学生看来，除了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看到校长，也没有机会听校长讲话。校长对他们而言，就是云端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见尾不见首。哪里还能和校长有什么美丽的“偶遇”呢？
这样的学校，可能成绩出色，奖牌满墙，也可能特色鲜明，闻名遐迩，还可能收益颇佳，财大气粗。当然还会有大批同行前来参观考察，更会有众多领导隔三岔五“莅临指导”。
可这样的学校，总感觉不太像学校，而更像工厂——如那位校长所说。
学校不该是冷冰冰的工厂，不是在制造一个个合乎统一标准的产品，可测可量可控。学校甚至也不该是一个现代化农场，不是在种植一批不会言说、被动反应的庄稼。
教育是要唤醒一个个生命，帮助一个个生命发现和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美丽。教育不需要太多的远程控制，它更需要面对面、心与心的亲近和交流。对教育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面对一群人，而是一个个人，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人。最好的教育崇尚因材施教、精耕细作。
理想的教育中，教师人人高度自觉，理念先进，技艺高超，积极把握和学生交流的节奏和方式，主动地寻找近乎完美的方式来实施有效的教育。但这种情况很少会自动发生。教师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科学而系统的经营和管理，这当中，校长起着关键作用。校长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调动和维护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并对教师聘任、考核、评价、激励、培训等方面负有责任。
校长的作用发挥得充分与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教师的职业心态和生存状态是否健康。对教师而言，校长应当是一个真诚的关爱者和热情的指导者。当教师生病的时候，校长理当前去慰问；当教师取得成绩的时候，校长理当送去祝贺；当教师需要帮助的时候，校长理当伸出双手；当教师遭遇不公的时候，校长理当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
校长应当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教师，研究每个教师背后的真实的生活、家庭、健康状况以及心理状态，还有其每天的教育工作，比如如何上课，如何与学生交往，如何布置作业等等。校长要成为教师之师，并以发展和成就教师为己任。缺失或弱化校长的作用，教师很难有持久的热情。有关研究就显示，大型学校的教师，更容易发生职业倦怠。
不仅对于教师，校长的领导作用不可替代，对于学生而言，校长同样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在学生眼中，校长是学校里的权威，是最值得尊敬的人，是最有学问的人，是最具有爱心的人，是最可信赖的长辈和榜样。校长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一种方向、一种风范。校长应当有充分的时间去研究和接近学生。尽可能地认识更多的学生，走进更多的班级，参与更多的学生活动，走进更多的学生家庭，成为更多学生和家长的朋友。校长还应当成为学校里最优秀学生的标杆和最困难学生的明灯，并成为所有学生的陪伴者、指导者、帮助者和激励者。
校长应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离教师和学生最近的地方。
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校长和老师、校长和学生之间的真诚而经常的交往、紧密而美好的联系。这种交往与联系，不仅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本身。它让师生的校园生活变得温暖滋润，富有生机和力量。
规模巨大的学校，如何能够实现这一切？
到过欧美的一些中小学校，大都精致小巧。鲜有气派的门楼、空阔的操场，更看不到黑压压满操场的人头，一所中学通常不过三四百学生，占地不过三四十亩。即便高中，也大都只有千人左右。
一些学校的校长室就设在校门口。校长经常充当“门卫”的角色，很快就可以认识几乎全校所有的学生和家长。不必说校内，校长和教师、学生之间，彼此亲如家人朋友，知根知底，就是校长和家长之间，也没有隔着千山万水，而是常常成了熟人、朋友，提起他们的孩子，常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来。
你想想，这样的教育，还会有太多的家校冲突吗？
苏霍姆林斯基能够叫出校内许多学生的名字，而且能够对他们做持续深入的研究，写下大量智慧而动人的教育故事。试想，在大型学校里，这一切是否会变得更加艰难？
我们总抱怨现在家校矛盾尖锐突出，抱怨家长越来越不讲理。我们也总抱怨现在校长不进课堂，很少去家访，甚至连进教研组都千年等一回，更不要说叫得出学生的名字、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了。还有人抱怨校长忙，忙得签个字都要让老师等上十天半月。
很多情况下，这和学校规模过大也有关系。校长要忙着讨钱，忙着要人，忙着迎接检查，忙着协调关系，忙着参加会议，忙着赶制文件，忙着撰写总结，更要忙着负责校内数千人的吃喝拉撒，忙着天天防止安全事故，忙着处理各种突发而复杂的矛盾冲突，哪里还有时间进教研组，进班级，进家庭？
可怜可怜这些校长吧。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早已表明，学校大，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但同时也带来人际关系的冷漠和行政管理的僵化，容易导致更多的学生安全和品行等方面的问题。
一些政府官员，至今依然热衷于倾全部之财力物力，打造一两所航空母舰式的初高中和小学。还乐此不疲地把众多原本小而精的学校撤销、搬迁、合并，学校规模日益扩大，动辄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仿佛学校搞得越大越气派，就表明教育越发达，自己就越有面子。
还有越来越多的名校，不断开始走集团化办学之路。仿佛不搞集团，就显得自己没品位、没档次、没影响力。
在世界教育日益走向小型化、小班化、个性化的大趋势下，我们却依然痴迷于打造超大型学校，不是热衷于做精，而是热衷于做大。教育的浮躁和折腾之风依然不曾消退。
母校的母性在哪里？
宋山木出了事。
他出事后，某师大也做了件事，就是赶紧拆除宋山木捐资兴建的大楼上的“宋山木楼”几个大字。
据称，对此“绝大多数学生表示同意”——这好像给出了“民意基础”。
但是，我还想在这里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我以为，某师大拆除宋山木楼牌子，实在是我国“母校”们势利嘴脸的一个缩影。
何谓母校的势利？简单地说，就是在处理学生和学校的关系的时候，不是以学生的终身发展和人生幸福为出发点，而是以谋求学校或教师自身的利益为目标。
在一些学校，学生成了满足学校和老师沽名钓誉、谋取利益的工具。哪个学生发了大财、当了大官、获了大奖、出了成果，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甚至幼儿园、高复班，一个个伟大的“母校”，都蹦了出来，温情脉脉地向你示好，以你为豪，到处为你做宣传。他们将你作为自己的教育成果，或写入校史，或动员你为他们的发展“出钱出力”。而一旦学生有出格之行，犯了错误或者进了牢房，甚至只是选择了自杀，我们的众多敬爱的“母校”们，就选择了集体沉默，甚至急急忙忙地和你“断绝关系”。
学生荣则争与之共享，学生辱则急与之决裂，这是时下“母校”们势利嘴脸的形象刻画。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已经蔚然成风，人们习以为常。这种令人心寒的风气，还在四处扩散，侵蚀着每一所学校，侵吞着教育的良知。
马加爵，朱海洋，药家鑫，还有众多大学生，在犯罪后，有多少母校曾勇敢站出来，说“我们有责任，我们为此感到遗憾，我们将深刻反省”？
没有！他们甚至唯恐自己被人肉搜出是那位学生曾经的“母校”。有的不惜动用各种关系，逼迫媒体用“某校”掩藏自己的身份。
宋山木是某师大短期进修班的毕业生。他在后来的个人简历中，都把某师大作为自己的母校。这一点，某师大恐怕是无法抹杀的了。
从有关报道来看，宋山木过去是以自己的“母校”某师大为荣的，所以给某师大捐款100万元，以表对母校的感念之情，这恐怕也是事实，某师大也是无法抹杀的。
几年前的某师大以宋山木为荣，也从宋山木那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100万元的捐款，建造了宋山木楼，并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是无法否认和抹杀的真真切切的历史事实。
至于现在，宋山木出了事，这又是另一件事情，是和那段历史无关的另一段历史。对现在的宋山木的感情，不应当逆推到过去的宋山木向母校捐款这一善意和善行上去，从而将其沾染上任何不道德的色彩。
而现在，某师大好像急着和宋山木做一个切割，做一个了断：宋山木和我没有关系！
这种做法在赢得一部分人的赞同的同时，是不是会令更多的理性尚存的人们痛感母校之势利与丑陋？
稍有头脑的人，是不会同意拆除的。
古人早说过，“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我们对一个人、对一件事，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判断，要多方面地看待，不要武断和片面。
我们的母校们就如某师大一般，却好以功举人，也好以人废功。
一个在师范教育方面成果丰硕、地位显赫的著名学府，居然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应对这种“危机”，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我想，面对棘手的“宋山木事件”，英明的某师大的决策者，有几点是可以考虑的：一、要敢于承认宋山木是自己的学生，哪怕是短期的培训班的学生；二、要敢于肯定当时的宋山木对母校的一片赤子之心——除非现在掌握充分的证据可以推翻这个判断；三、要拿出母校“母亲”般的博爱、包容和勇气来，不要干那种落井下石的事；四、不妨以此楼作为一个警示楼，警示自己的学生乃至所有的校友做一个让母校永远引以为豪的人，让宋山木的学弟学妹们为宋山木犯了不该犯的错误而感到痛心和遗憾。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可显示某师大的大气和底气来；二可以展示某师大永远是一所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学；三可让人感受到宽容和爱的伟大力量；四可显示对社会舆论的理性引领；五是最主要的，可以勉励宋山木改过自新，激励某师大的学子们更加坚定地追求卓越和高尚。
一个能够包容孩子缺点，允许孩子犯错，并且有决心有信心去帮助他改过自新的母亲，才是伟大无私的母亲——具有这样的“母性”的学校，才配称为真正的“母”校。把孩子当作谋利获名的工具，一旦孩子一无所有或者犯了错误，就断绝关系、将他扫地出门的母亲，没有资格做母亲——自然，这样的学校也不配被他的校友们称为“母校”。
某师大作为著名的高等学府，而且是师范类大学中的杰出代表，无疑应该多从教育人、拯救人的角度，来处理这件事情，拿出应有的胆魄、心量和眼光来，给众多的本已陷入功利主义怪圈的学校做一个好榜样。但这次，某师大的仓促之举着实令人感到失望。
与此相反，颇为值得我们借鉴的是，美国对待凶犯的态度。美国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中，有32人死亡。但是，人们发现，在为受害者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
原来，师生们把那名枪手——来自韩国的赵承熙也当作一位受害者来悼念。在为赵承熙准备的一块悼念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旁边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纸条：“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