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学习抓得不够紧”折射出一些同志对“为什么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今天，对我们每个人的学习都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不重视学习，主观上可以说是认识不够，客观上是不是由于自己与单位的工作要求都还不够高，外部与内部的竞争压力都还不够大？姑且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学习抓得不够紧”还折射出一些同志对“学什么”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面临着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又需要抓住发展机遇的挑战，如果不善于学习，不对学什么有理性的认知，不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退步落伍是必然的。我们还有些同志满足于浅尝辄止，有的借口“工作太忙，没空学习”，有的认为学习是个“细活、慢活”，不必急在一时。那么，又到底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起呢？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日子就这么过去了。再则，“学习抓得不够紧”也折射出我们对大家的学习管理缺乏“硬约束”，缺少落实“怎样学”的制度安排，一般性地号召学习多，有效督促检查少。何时学、学什么、怎样学、学多学少、学好学坏全靠个人的自觉和兴趣爱好，在制度和程序上没有建立严格的考评机制。
今天，“学习型组织”在我国社会中已经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有关建立“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报道也在媒体上频频出现。而对于传播这一理念的新闻传媒来说，更迫切地需要将自身建设成学习型组织，因为这项工作将决定媒介的核心竞争力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换言之，新闻传媒要提高质量，一个紧迫的任务是培养新闻工作者的学习力。
据国外研究机构测算，现在人们原有的知识正以每年5%的速度不断“报废”，如果不随时进行知识的更新和补充，十年后就会有50%的知识陈旧和老化。就如被《财富》杂志列为世界500强的大公司，堪称全球竞争力最强的企业。然而，1970年的全球500强，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三分之一销声匿迹，到20世纪末则所剩无几。这一嬗变，一方面反映了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新经济产业不断替代传统产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许多大企业不善于与时俱进，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最终丧失了竞争优势。人的学习力，是所有企业和组织最本质的竞争力。能力以知识为根本，知识以学习为前提。在校教育已不是人生教育的终结，而是打基础阶段，人必须一生受教育，不断接受新知识。“一次性教育”已经演变为“终身教育”。新闻从业人员作为传播新知识新信息的专业人员，更加必须参与到终身学习中去。
工作忙怎么办？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学习性工作、工作性学习”的模式，把学习内容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学以致用，追求实效。比如：可以将策划组织重大新闻报道与学习相结合；可以将发现新闻报道方面遗漏和不足的“新闻监测”“专家阅评”等与学习相结合；可以将媒介不断地调整栏目、改版与学习相结合等等。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强学习，每个人都能够不断进步，《东南商报》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基础，我们就有信心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
同样是写新闻稿，同样用那几百、一两千个字，因为是否学习，是否学有所获、学有所长，写出的文章就不一样，甚至是大不一样，截然不一样，阅读与传播效果也不一样。
1948年12月17日，毛主席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一个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那般信笔拈来、挥洒自如，使人不由地佩服老人家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文学家。广播稿如下：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做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既义正词严，又妙趣横生；既坚定有力，又随意轻松，一派大家风范。
1942年2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这个演讲更是充分体现了毛主席令人震撼的才气，嬉笑怒骂，机智灵动，妙语连珠，生气勃勃，开启了一代崭新的文风：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作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作八大罪状吧。
毛主席接下来分别控诉了党八股的罪状：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无论和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
毛主席还提出了党八股的第五条到第八条罪状。这里再说一下第六条罪状：
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只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的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作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在这篇文章里，毛主席批评道：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作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这样生动的、生活化的、富于生命力的语言，值得我们终生学习啊！
还比如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