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兵荒马乱的时刻，人自保不暇，白隆平为何要将这样一份玄奘灵骨千里迢迢、神秘地移交到蒙文通手上呢？原来1943年2月3日，南京的《民国日报》刊载了发现玄奘灵骨的消息——1945年6月24日由王揖唐等人发起立“玄奘灵骨塔记”，简述玄奘灵骨沿革及发现经过——时在北平的佛教界知名人士、西充人白隆平等人，便以全国佛教徒的名义要求日本归还玄奘灵骨，后日本归还部分。1944年1月6日白隆平等人携三份玄奘灵骨到北平，其中一份预留给自己的故乡四川（全世界玄奘灵骨舍利有十处，除中国外，日本和印度共有三份）。白隆平的《唐三藏法师玄奘灵骨隐显转移之迹》一文，以及蒙文通先生一份玄奘“灵骨转移说明”，已经道尽了玄奘灵骨如何安存成都的经过。其中更多更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看大慈寺自己所办的内部杂志《大慈》2007年第二期。
但蒙文通先生的确不愧是“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大学者，其中说到玄奘灵骨从近慈寺、川西博物馆转到大慈寺供养的时候，他说，“1950年又移于大慈寺供养，以蜀中宿传有奘公受具足戒于此寺之说故也”。蒙先生对玄奘的唯识论和巴蜀文化都深有研究，但以他的精谨，他也只能说玄奘受具足戒于大慈寺是个“宿传”。如果有非常过硬的证据，以蒙先生对玄奘佛学的精研和情感，以他对巴蜀历史的深透了解和兴趣，常能形成不刊之论的考证功夫，要证实玄奘是否真在大慈寺受具足戒，并不是件难事。玄奘法师与大慈寺有些历史渊源这不假，但是否在大慈寺受具足戒，却是至今仍无过硬证据的悬案。
无相禅师和英干
大慈寺创建的历史极有趣，仿佛是为了印证外来和尚好念经，无论传说还是可以坐实的历史，都与外来的和尚有关，前者为宝掌禅师，后者为无相禅师。无相禅师作为新罗国圣德王金兴光第三子——另据有人研究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金乔觉亦为新罗国王子——为避开王室争斗、兄弟阋墙，浮海西渡，于728年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召见，而受命赐住长安禅定寺。随后入蜀问道，寻师访友，于资中德纯寺（今宁国寺）拜谒五祖忍弘的弟子智诜禅师和再传弟子处寂禅师。732年处寂禅师圆寂前授衣钵予无相禅师，是为禅宗七祖，而马祖道一又随无相禅师学习，终成禅宗八祖，奠定了无相禅师在中国禅宗史上无可辩驳的特殊地位。
正是无相禅师到资中访师问道之际，大慈寺也处于开辟草莱的阶段。“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和群臣匆忙逃到成都，镇守成都的封疆大吏自然对其甚好，就是蜀地各阶层包括寺僧，对广大逃难民众也格外照顾，这里面或许就有759年冬天逃难到成都的诗人杜甫。在接济众多逃难民众的场所中，最为有名的便是大慈寺僧人英干开设的施粥场。英干开设施粥场的同时还为国祈福，感动了唐玄宗，御书“大圣慈寺”，并赐田1000亩敕建大慈寺。在这过程中，唐玄宗即把无相禅师招来规划大慈寺的建设。关于英干生卒年均无可考，其他史料也很缺乏，查不少佛学大辞典均无载。但宋代志磐的《佛祖统纪》关于他的资料十分珍贵，兹照录如下：
上驻跸成都，内侍高力士奏，城南市有僧英干，于广衢施粥以救贫馁。愿国运再清，克复疆土。欲于府东立寺为国崇福。上皇悦，御书大圣慈寺额，赐田一千亩，敕新罗全禅师为立规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
在受唐玄宗之诏建大慈寺之前，在社会上流传着成都县令杨翌本想害无相禅师，最后因其法力无边作罢。于是他在皇上的支持、官僚的协助、民众的帮助下，“由是遂劝檀越造净众、大慈、菩提、宁国等寺，外邑兰若钟塔，不可悉数”（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九）。全禅师是否无相禅师？没有明说，但《佛祖统纪》又说“全禅师后往池州九华山坐逝，全身不坏，骨如金锁，寿九十九零十二月”。如此看来，无相禅师和全禅师不是同一人，但史料却都记有他们应唐玄宗之诏规制大慈寺的事。如果按后来的研究显示，或许这个全禅师就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金乔觉亦未可知。但两相比照下来，我还是觉得无相禅师参与规制大慈寺的说法比较靠谱。无相禅师在大慈寺建设的过程中就圆寂了，亦说圆寂于757年，亦说去世于762年。不管是逝于哪一年，总是大慈寺正处中兴之良机。
无相禅师不仅是对中兴大慈寺有功，还兴建了众多的寺庙。在武宗灭佛的时候，净众寺里的寺宝大钟曾移入大慈寺妥为保存。武宗灭佛，大慈寺是成都唯一没有被毁的寺庙，因为此乃唐玄宗敕建。这大钟后来在大中年间（847—859）再次移回净众寺，雍正年间被镇守四川的岳钟琪移往鼓楼，作为报火警之用，敲击它可声闻数里之远。后来喑哑，于是改为鸣铁炮，直至抗战时停用此法。净众寺外西北一隅，后名万佛寺，有《四川通志·寺观》可证。四川文史馆的馆员曾作过考察，“见大钟为青铜质，有阴文铭识，虽甚模糊，亦可辨识。其一面刻‘贞观四年造’，另刻‘嘉靖戊午蜀府承奉正谷藩□□□重建造’。又一行为‘嘉庆戊寅五月二十一日立’。下署：‘四川提督罗思举以守备周□□监工。’足以证钟为唐代净众寺之物，经过明清两代之改铸”（四川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P300），今存文殊院。
无相禅师之功，不只是中兴了四川许多佛寺，最重要的是他还与其弟子无住禅师共同创建了净众——保唐禅派，成为四川七大禅派中最有名的一支，马祖道一和其弟子百丈怀海便是他们的精神苗裔，是为禅宗八祖、九祖。他们提出“无忆”、“无念”、“莫妄”的六字主张，保持禅宗的本色。“无忆”即对过去的事情不要挂怀并留下印象，而“无念”则指当下不要有任何念头，“莫忘”则要保持无忆及无念的状态，而不要忘记。这些观念对四川禅宗的发展起着很好的开辟和指引作用。另外，据传无相禅师在金谷山石崖静坐参禅的过程中，为了解乏提神，常饮茶而开创了禅茶之法，据再传弟子所形成的《百丈清规》中载，寺院有专供僧俗品茶的地方，配有茶头，设有茶鼓，对如何上茶和接待客人，都有一系列自身的讲究。因没有看到过更多的文献并亲自观看，笔者不便进一步深说。
宝月大师惟简
宝月大师惟简（1002—1095），其于大慈寺的重要性，文献所记并不多。但因其是大文豪苏轼的同宗堂兄而备受僧俗史家的注目。苏轼本来与佛门中的人事均深有瓜葛，何况这位是他同宗堂兄。其间交往，偏重于苏轼部分，我将另章叙述，此处只及惟简与大慈寺有涉的部分。
惟简9岁到大慈寺胜相院（唐代名中和院）拜慧悟大师为师，披剃出家，19岁即于大慈寺律院受具足戒，成为大慈寺的正式僧人。惟简一生除了管理大慈寺胜相院外，还运用他在佛教界广泛的影响力管理包括郫县在内的许多成都地区的寺院，广做善事，建桥27座；勤于佛事，请塑卢舍那佛等大型像；广建殿宇，为这些寺院建佛宇精舍173间。惟简不仅弘扬佛法，还广结善缘，对于穷苦民众多有施药救治。正因其在蜀地广泛的名声，到了宋庆历元年亦即1041年的时候，惟简29岁即被仁宗皇帝赐予紫袈裟，七年过后亦即1048年仁宗皇帝又赐封他为“宝月大师”。这种由世俗世界最高首领皇帝来颁赐的称号，对一个佛教界人士，应该是一种空前的荣耀，虽然从信仰独立、政教分离的角度来看，对宗教未必不是一种低看。但在佛教界已普遍形成了对世俗政权较为依附的评判标准和宗教需要在世俗帝国求生存的境遇之下，这实属难得的恩宠。
惟简在四川佛教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他帮助其师兄文雅大师惟度管理成都府、眉、蜀、彭、汉等20府州僧尼万余人，直到后来惟度圆寂后，接任惟度成都府路僧统之职，并主持大慈寺胜相院。胜相院是大慈寺鼎盛时期较大的一院，惟简为胜相院第六代主持，其所传弟子中有士隆、士贤担任过成都府路副都统。1054年与苏洵交厚的张方平知益州，于是1055年9月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第一次同到成都，来大慈寺，在中和胜相院见惟度、惟简，事载《中和胜相院记》，其中还记述了与惟简一起观览药市的情形。三苏父子曾多次到大慈寺来看望惟简，苏轼与惟简的交情，直至惟简圆寂为止。
1095年6月22日凌晨，一代高僧惟简安然坐化，6月26日惟简灵骨入成都城东智福院寿塔中。圆寂后，惟简弟子士隆、士贤派其徒孙法舟、法荣千里迢迢到惠州，请被流放到那里的苏轼写塔铭。关于法舟远赴惠州求苏轼为惟简写塔铭的事，现存《法舟帖》与此有关，兹录如下：“轼近以痔疾，发歇不定，亦颇无聊，故未和近诗也。郡中急足，有书并顾掾寄碑文，达否？成都宝月大师孙法舟者，远来相看，过筠，带子由一书来。他由循州行，故不得面达，今附上。
轼再拜。”此以“法舟帖”为名的书信是写给他姨表兄程正辅（之才）的第十五封信。苏轼在写塔铭前写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小传，后世所采惟简生平资料多秉于此，中有赞语：“师清亮敏达，综练万物，端身以律物，劳己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为，趋成之。”这对惟简实在是个无以复加的赞语，苏轼所写塔铭如下：
短短六十四个字，概括十分精当。将惟简祖上出于赵郡即今天的河北（栾城）和他受具足戒的历史沿革、“领袖万僧”的能力、“蔽芾其荫”的业绩，一一道来，清晰而简洁。苏轼自是心细若发、情深意永之人，他写毕宝月大师塔铭，再给宝月大师嫡传弟子士隆、士贤（亦作绍贤）亲写“慰疏”，以示节哀深慰之忱。疏曰：“某慰疏言。不意宝月大师宗古老兄捐众示化。切惟孝诚至深，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毕大事，忽复更岁，触物感恸，奈何！奈何！某谪居辽琼，无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怆不已。惟昆仲节哀自重，以副远诚，谨奉疏慰。不次，谨疏。正月日，赵郡苏某慰疏上。”“慰疏”尚嫌不够，且专门修书一封以显至情：“舟、荣二大士远来，极感至意。舟又冒涉岭海，尤为愧荷也。宝月塔铭，本以罪废流落、悲玷高风，不敢辄作，而舟师哀请诚切，故勉为之也。海隅漂泊，无复归望，追怀畴昔，永望凄断。”
苏轼敦睦亲友之情，我们看他与姨表兄程正辅接续前情时便不难以窥一斑：“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绝”。因此他与宗兄惟简的情感也并非泛泛套话。他在《题所书〈宝月塔铭〉》里继续说道：“予撰《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硅墨，皆一代之选也。舟师不远万里，来求予铭，予亦不孤其意。绍圣三年正月十二日，东坡老人书。”十二月至正月，两月之内数次提及，从精用纸、笔、墨等材料及文辞上，在在彰显出苏轼与惟简的交情非同一般。
由于法舟、法荣来苏轼处之前，二人先到苏辙处敦请其作文纪念惟简——前述所谓“带子由一书来”——苏辙也写了《祭宝月大师宗兄文》和《成都僧法舟为其祖师宝月求塔铭于惠州，还过高安送归》诗。而苏门四杰之一、文豪黄庭坚也应法舟、法荣之请写了《宝月大师简公画像赞》——时黄庭坚在黔州（彭水）贬所（胜齐《宝月大师惟简》谓黄在戎州贬所，误）——极尽赞美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