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是世界上富有智慧的人。这里的“智慧”，远远高于普通人所认知的“智慧”，他们的思考非常人所理解，这些人在哲学的道路上，用智慧构建自己的观点，并以此影响他人或改变他人。当然，这些观点中有真理也有谬论，就像有天使沉冤地狱，也就有魔鬼浪迹天堂一样，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和认识。
【一切是一】
克塞诺芬妮（约公元前565～公元前473年），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科洛封人。克塞诺芬妮是古希腊哲学家中第一个主张“一神论”的代表人物。
克塞诺芬妮有着坎坷的经历，生活贫苦。他出生在小亚细亚的科罗封，后来由于避难，逃往西西里，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涯。后来他学会了弹唱诗歌，把在各地的见闻，编成词曲拿来歌唱。旅途中每遇到人家宴会赛神，他就献技，挣点微薄的钱。由于他生活贫穷，孩子死了以后，没有资力去埋葬，只得亲手去处置。
克塞诺芬妮虽然过着终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但是却有着非常广博的见识。在他的词曲里，反映着各地的风俗人情，山川水土，叙述中暗含着讽刺。他针对当时的权威荷马和赫西俄德，大胆地批评他们的神话诗，反驳了他们那种拟人的、多神的宗教观。他说：“假如牛马有手能画，它们所画的神也一定像一头牛一匹马。”他认为人类以自己的性格来拟神、拟天，这是莫大的错误。
克塞诺芬妮在哲学上定义绝对本质为“一”，说：“一切是一”，又把一称为神。这个神深植于一切事物内，它是超感官的，不变的，无始无终的，是不动的。他说：“神永远保持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不动，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动来动去对他是不相宜的。”“神可以毫不费力地以他的心思左右一切，他能看见一切，思维一切，听闻一切。”这里，克塞诺芬妮用一切是一来说明大自然，认为大自然里有统一性，认为整个宇宙就是神，形形色色的事物就是现象，这是比前人进步的。他在纷繁复杂的宇宙中，见到统一性，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有趣的是，克塞诺芬妮还告诉人们说：“至于诸神的真相，以及我所讲的一切事物的真相，是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有人知道的。即便他偶然说出了最完备的真理，他自己也还是不知道果真如此。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猜想。还是把它看成或然的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克塞诺芬妮认为宇宙万物是自然而然地演变出来的，人们使用的农具、火具等日用品，都是人类的制作，智力发达的结果。
【“多”是虚幻的】
芝诺（约公元前490～公元前425年），古希腊埃利亚人，唯心主义哲学家。芝诺是巴门尼德的学生，他聪明好学，肯于钻研，因此老师很喜欢他。后来，巴门尼德收芝诺为义子，俩人感情极深。自从芝诺的老师提出“存在”是“一”，“存在者不动，也不变”，“一切是一”以后，当时有许多人都认为这些命题很可笑，他们反对这些命题，甚至针锋相对地提出“存在”是“多”，而不是“一”。芝诺看到老师的命题被嘲笑，很气愤，他站出来和那些人辩论，说“多”是虚幻的，只有“一”是真实存在的。芝诺作了论证，捍卫了老师巴门尼德和整个埃利亚学派的思想。
芝诺从“凡是有矛盾的命题都是假的”这个原则出发，首先提出，“存在”是“一”这个命题没有矛盾，因为“一”不可分割，它没有部分的一，没有大小之分，因此，这个命题是能够成立的，是真实的。反之，说“存在”是“多”就不同了，这个命题本身有矛盾。芝诺说：“如果存在是多，它就必须每一个部分都有一定的大小和厚度，而且与别的部分有一定的距离。对于处在这一部分前面的那个部分，也可以说这样的话。那个部分自然也会有大小，也会有另外一个部分在它前面。这个同样的道理是永远可以说的。同一存在的任何一个这样的部分都不会是最外面的边界，绝不会有一个部分没有其他部分与其相对。如果存在为多，那么它必然同时既是小的又是大的：小会小到没有，大会大到无穷。”
在芝诺看来，如果承认存在是“多”，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这个“多”究竟是大，还是小？这就出现了大和小的矛盾，即既是“大”，又是“小”，这样，存在是“多”就成了有矛盾的命题，因此，它是不能成立的。
接着，芝诺又反驳说：“如果事物是多数的，那就必须与实际存在的事物正好相等，既不多也不少。可是如果有像这样多的事物，事物在数目上就是有限的了。如果有多，存在物在数目上就是无穷的。因为在各个个别事物之间永远有一些别的事物，而在这些事物之间又有别的事物。这样一来，存在物就是无穷的了。”芝诺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说存在是“多”，那么你必须说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说它既有限又无限，这就是矛盾的了，因而，说存在是“多”是错误的，是虚幻的。
芝诺在揭露矛盾的时候，利用了无限分割的方法，认为只要承认存在是“多”，就可以把“多”无限分割，最后分割为“零”，而最后也就没有了存在。这样，说存在是“多”，就更站不住脚了。
芝诺努力捍卫埃利亚学派“存在是一”的思想，利用了揭露矛盾的办法，在当时看来，是雄辩有力的。他在反对多元论，主张一元论上花费了很大气力，他提出了关于矛盾的问题，是个重要的思想，是值得后人赞赏的。
【阿基里斯与乌龟赛跑】
阿基里斯与乌龟赛跑，是芝诺用来捍卫埃利亚学派思想，为“存在”是“一”，它是“不动不变”的命题辩护的又一个论证。这个论证，在今天看来，是很可笑的，但是要反驳它，还需仔细琢磨，认真思考，需要掌握哲学科学理论知识才行。
阿基里斯被希腊人认为是善跑的英雄，他跑得很快。但芝诺却说，虽然阿基里斯善跑，如果他和乌龟比赛，先让乌龟跑出去，然后阿基里斯再去追，无论他跑得多么快，也追不上乌龟的。他提出让乌龟在阿基里斯前面1000米处开始，和阿基里斯赛跑，并且假定阿基里斯的速度是与乌龟的10倍。当比赛开始后，若阿基里斯跑了1000米，设所用的时间为t，此时乌龟便领先他100米；当阿基里斯跑完下一个100米时，他所用的时间为t/10，乌龟仍然领先他10米；当阿基里斯跑完下一个100米时，他所用的时间为t/100，乌龟仍然领先他1米……芝诺认为，阿基里斯能够继续逼近乌龟，但决不可能追上它。
芝诺列举的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的例子，是在否定存在是“多”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存在“不动亦不变”。芝诺认为，动与变是相关的，只要证明不动，也就能证明不变，不动就是不变。所以芝诺提出，善跑的阿基里斯与乌龟赛跑，假如让乌龟先跑出去，那么阿基里斯就始终追不上乌龟。芝诺证明的论点是：假如要到达某处，必须经过距离的一半，未达到这一半以前，必须先达到这一半的一半，而这一半的一半又有其半，如此推下去，半点也动不了。由于乌龟先跑了一步，阿基里斯要赶上它，必须先到达乌龟所到达的那一点，而这时乌龟又前进了一点，又须再赶上去，再经过乌龟前进的那一点，而此时乌龟又前进了。长此下去，乌龟总是领先一点，阿基里斯始终追不上。
我们看到，芝诺在这里把运动假定为在空间可以无穷分割的点，承认了运动的间断性。但他还未认识到运动的物体是既在这个点上，又不在这个点上，而是不断前进的。运动着的物体不可能达不到目的地而停留在无穷可分的1/2的点上，还要看到运动的连续性。
尽管如此，芝诺提出阿基里斯与乌龟赛跑的论证，对人们还是有启发的，这就是芝诺看到了时间空间概念里的确含有这种矛盾性。这个论证不免可笑，但它却是可以引人深思的。
【逻各斯】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以晦涩出名，他常常提出许多古怪的新思想，使人们目瞪口呆，但更使希腊人大吃一惊的是，他说他发现了逻各斯。
逻各斯是赫拉克利特在一次给希腊人讲学中讲出来的。他告诉人们说，有一种东西，人人都共有，它虽然每天都生活在人们的身边，但大多数人却不认识它，不理解它，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个东西就是逻各斯。
人们不明白赫拉克利特说的逻各斯是什么，纷纷要求他解释。他说：“这个‘逻各斯’是永恒存在的，逻各斯虽然永恒地存在，但是人们在听说它之前，或者甚至在初次听见人说到它之后，都不能了解它。虽然万物都依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但是我们在分析每一事物的本性并表明其实质时所说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人们在体会时却显得毫无经验。另外一些人则不知道他们清醒时所做的事，就像他们忘记了在睡梦中所做的事一样。”他又说：“因此应当遵从那人人共有的东西。可是逻各斯虽然是人人共有的，多数人却不加理会地生活着，好像他们有一种独特的智慧似的。”赫拉克利特的这些话，是表示大家不能理解逻各斯，这虽然是正常的，却也是很遗憾的，因为人们还没有这种能力。那么，这个逻各斯究竟是什么呢？他继续说，“世界是一团永远燃烧的永恒的活火，由于火的变化，产生了世界万物。由火变成水和土，这是火沿着向下的道路走着，再由水和土变成火，是火沿着向上的道路走着。一切事物都转换成火，火也转换成一切事物，正如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火所走的道路，火的变化，也就是我要说的‘逻各斯’。”赫拉克利特还说，“逻各斯是灵魂所固有的，它自行增长，这就是说它生活在大家之中，就看大家有没有认识、掌握、运用它的这种能力了。”
我们看到，赫拉克利特所发现的“逻各斯”，按照今天的话说，他发现了自然界不断变化是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而人们是能够认识自然规律的。赫拉克利特常说自然喜欢躲藏起来，是希望人们去认识自然规律，而认识、掌握、运用这个规律，人们是有能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逻各斯也就是人人共有的思维能力，就看人们运用不运用了。难怪赫拉克利特还号召人们：“如果要想理智地说话，就应当用这个人人共有的东西武装起来，就像一座城市用法律武装起来一样，而且还要武装得更强固些。”
赫拉克利特最早将这个概念引入哲学，在他的著作残篇中，这个词也具有上述多种含义，但他主要是用来说明万物的生灭变化具有一定的尺度，虽然它变幻无常，但人们能够把握它。在这个意义上，逻各斯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规律性的哲学范畴。
【鳄鱼悖论】
在古希腊哲学史中，还流传着一个著名的“鳄鱼悖论”：
从前，有一条鳄鱼从一位母亲手中抢走了一个小孩。
鳄鱼对小孩的母亲说：“你猜我会不会吃掉你的孩子？如果你答对了，我就把孩子不加伤害地还给你。”
这位可怜的母亲说：“我猜你是要吃掉我的孩子的。”
于是，这条鳄鱼准备吃掉孩子，可是突然发现自己碰到了难题。如果吃掉这个孩子，那这位母亲就猜对了，就应该把孩子还给她。可是，如果把孩子还给她，那么她就猜错了，就应该吃掉孩子。最后，这条鳄鱼懵了，只好把孩子交还给了母亲。
事实上，无论鳄鱼怎么做，都必定与它说的相矛盾。它陷入了逻辑悖论之中，没有办法不违背它的承诺而从中摆脱出来。反之，如果这位母亲说：“你将要把孩子交还给我。”那么，鳄鱼无论怎么做都是对的了。如果鳄鱼交回小孩，母亲就说对了，鳄鱼也遵守了诺言。如果鳄鱼吃掉小孩，母亲猜错了，鳄鱼就可以吃掉小孩而不违背承诺。
【奥卡姆剃刀】
1285年，威廉出生在英国一个叫奥卡姆的小村庄，后世的人们都称他为奥卡姆的威廉或者威廉·奥卡姆。奥卡姆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成绩优异，完成了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必需的所有课程，但由于在思想上与基督教正统教义相冲突，因而终身没能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奥卡姆成了著名的教士和神学家。由于他在辩论中的机智和敏捷，因而获得了“不可战胜的博士”的光荣称号。
1322年左右，奥卡姆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反对教皇专权，主张教权与王权分离，教会只应掌管宗教事务，关心“灵魂拯救”，不应干预世俗政权。于是，奥卡姆被教皇宣称为“异端”。1324年，奥卡姆被恼羞成怒的教皇拘捕，关进了教会监狱。次年底，教会组织了6个神学家专门研究了他的著作，结果有51篇论文被判为“异端邪说”。
1328年，奥卡姆在一天深夜逃出了监狱。同年6月6日，罗马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下令通缉捉拿。奥卡姆逃往了意大利比萨城，投靠了教皇的死敌——当时的德国皇帝路德维希。他对皇帝说：“你用剑来保护我，我用笔来保护你。”从此，奥卡姆公开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定居在慕尼黑。在德皇的庇护下，奥卡姆展开了对教会和阿奎那正统经院哲学的口诛笔伐，还写下了许多维护王权的文章。可是，20年后，路德维希皇帝去世了，奥卡姆再次遭到教廷传讯。但是，教廷还未来得及给奥卡姆定罪，一场黑死病就在整个欧洲蔓延开了，奥卡姆也没能幸免于难。
虽然奥卡姆著述颇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著作几乎都被人们慢慢遗忘了。可是，他的一句格言却历久弥新，至今仍享有盛誉。这句格言很简单：“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它的意思是：如果不能得到确实的证据，不要提出不必要的概念；一个个实际存在的东西才是可靠的，空洞的概念往往是无用的累赘。奥卡姆的格言就是要把理论中多余的、不必要的术语和废话全部“剃掉”，所以被人们称为“奥卡姆剃刀”。这句话是针对神学研究中烦琐、玄虚的风气而说的，当时的神学家们喜欢故作高深，生造概念，把问题搞得非常复杂。奥卡姆根据“奥卡姆剃刀”证明了许多结论，其中包括“通过思辨不能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这是他被教会迫害的重要原因。
“奥卡姆剃刀”提出以后，受到了科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几百年来，无数科学家用这把“剃刀”磨砺科学理论和科学思维，取得一个接一个的成果。
对于奥卡姆的“剃刀”，牛顿是这样运用的：“如果某一原因既真又足以解释自然事物的特性，我们就不应当接受比这更多的原因。”马赫把“奥卡姆剃刀”改造为“经济原理”：“科学家应该使用最简单的手段达到他们的结论，并排除一切不能被认识到的事物。”在《时间简史》中，霍金说：“最好是采用称为奥卡姆剃刀的原理，将理论中不能被观测到的所有特征都割除掉。”科学家们对简单性原则的重视甚至过了头，以至于爱因斯坦提出不能盲目运用“奥卡姆剃刀”：“万事万物应该尽量简单，而不是更简单。”
【康德的梦】
有一次，康德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他独自划船漂到了南非一个荒芜的岛上，他在海上远远就看见那岛上有两根高耸入云的石柱，于是想凑近去看个究竟，谁知道刚一靠岸就被岛民给抓住了。没等他开口，岛民的首领就告诉康德：如果说的是真话，就要被拉到真话神柱前处死，如果说的是假话，就要被拉到假话神柱前被处死。反正是死路一条了。
康德想了一想，说：“我一定会被拉到假话神柱前被处死！”
如果康德说的是真话，他应该在真话神柱前被处死，可按照他的话又应该在假话神柱前被处死。反之，如果康德说的是假话，他应该在假话神柱前被处死，可按照他的话又应该在真话神柱前被处死。于是，岛民们傻眼了。他们犹豫了很久，最后不得不把康德给放了。
岛民们要杀康德，完全还可以再立一根石柱，专门杀说悖谬话的人，或者说杀真假难定话的人。实际上，在现实中，很多话很难简单地说它是真话还是假话。非真即假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幼稚的。康德的梦至少说明了人类的理性并不是清晰明确的，在很多时候会陷入自相矛盾的陷阱。据说，康德醒来后受到启发，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人类理性二律悖反”的章节，指出了人类的理性并不可靠。
【罗素悖论】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并很快渗透到数学的大部分分支中，成为数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1902年，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提出了一个悖论对集合论进行质疑，这个悖论就是著名的“罗素悖论”。
康托尔给集合下的定义是：把一定的并且可以明确识别的东西（直观的对象或思维的对象）放在一起，叫作集合。罗素把集合分成两类：集合本身不是集合的元素的集合；集合本身是集合的一个元素的集合。那么，任何一个集合，不属于第一类集合，便属于第二类集合，二者必居其一。
接着，罗素进一步提问：把所有本身不是它的元素的那些集合汇总起来，组成一个集合Q，那么Q属于哪一类集合呢？显然，可以看出Q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集合，因为：
（1）假若Q是第一类集合。按Q的定义，显然有Q∈Q，但这又成了第二类集合。
（2）若Q是第二类集合，自然有Q∈Q，但根据集合Q的定义，它的元素都是第一类集合，所以Q又成了第一类集合。
罗素悖论有一种通俗的版本，即广为流传的“理发师悖论”：
萨维尔村理发师挂出了一块招牌：“村里所有不自己理发的男人都由我给他们理发，我也只给这些人理发。”于是有人问他：“您的头发由谁理呢？”理发师顿时哑口无言。
如果他给自己理发，那么他就属于自己给自己理发的那类人。但是，招牌上说明他不给这类人理发，因此他不能给自己理发。如果由另外一个人给他理发，他就是不给自己理发的人。但是，招牌上明明说“他要给所有不自己理发的男人理发”，因此，他应该自己理。由此可见，不管怎样推论，理发师所说的话总是自相矛盾的。
罗素悖论的出现，震动了当时的数学界。当时，有数学家写完集合论的著作正准备出版，得知罗素悖论后，只好推迟了出版计划，并伤心地说：“一个科学家所遇到的最不合心意的事，莫过于在他的工作即将结束时，其基础崩溃了。罗素先生的一封信正好把我置于这个境地。”此后，为了克服罗素悖论，数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由此产生了大量新成果，也带来了数学观念的革命。
【乌鸦悖论】
现代科学的经验基础是实验，也就是说实验是检验科学理论的根本性标准。做几十次或者上百次实验，如果都证明一个结论是正确的，就可以初步认为这个结论是科学的。换句话说，自然科学是通过有限次数的实验来检验命题真伪的。比如说，对“乌鸦都是黑的”这个结论，只能找上若干只乌鸦来验证，不可能把所有的乌鸦都找来验证。退一步讲，就算把所有活着的乌鸦都找来验证，也不能把死了的和没有出生的乌鸦找来验证。
20世纪40年代，德国逻辑家卡尔·古斯塔夫·亨佩尔提出了著名的“乌鸦悖论”来攻击自然科学的这种检验情况。
从逻辑学上看，“乌鸦都是黑的”和“所有非黑的东西都非乌鸦”是相等的，就是说验证了一个就验证了另一个，否定了一个就否定了另一个。那么，按照自然科学的检验方式，就出现了下面的论证：
一只鞋是蓝色的，不是黑的，不是乌鸦；
一朵花是红色的，不是黑的，不是乌鸦；
一根烟囱是灰色的，不是黑的，不是乌鸦；
所以，所有非黑的东西都非乌鸦。
由于“乌鸦都是黑的”和“所有非黑的东西都非乌鸦”，所以乌鸦都是黑的。
实际上，相同的事实也可以证明“乌鸦都是白的”——
一只鞋是蓝色的，不是白的，不是乌鸦；
一朵花是红色的，不是白的，不是乌鸦；
一根烟囱是灰色的，不是白的，不是乌鸦；
所以，所有非白的东西都非乌鸦。
由于“乌鸦都是白的”和“所有非白的东西都非乌鸦”，所以乌鸦都是白的。
显然，这样的证明是非常荒唐的——一只鞋子的颜色怎么能证明乌鸦都是黑的呢？
实际上，乌鸦悖论并不是真正的悖论，而是自然科学检验方式导致的荒谬情形。乌鸦悖论不过是说：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不能仅仅通过一些个别的事实来证实。它说明了自然科学的结论即使在逻辑上也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密。
【举不起的石头】
安瑟伦（1033～1109年），中世纪著名的经院哲学家、神学家，被称为“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位经院哲学家”。他宣称上帝是全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当时，有位法国僧侣高尼罗对他的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在《为愚人辩》中，高尼罗问安瑟伦：“上帝能否创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的石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就应该能够创造一块这样的石头。但是，如果上帝创造出一块这样的石头，他又举不起这块石头，那他就不是万能的。所以，高罗尼说：“或者上帝能创造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或者上帝不能创造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总之，上帝不是万能的。”
安瑟伦陷入两难困境，无法回答高尼罗的问题，“上帝万能说”因此被动摇了。
【论精神文明】
德谟克利特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他对自然界本质的那种大胆而革命的预见，被以后的科学实践证实。在政治上，德谟克利特是古代民主政体的代表，他勇敢坚决地抨击奴隶主的专制主义，他说：“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的‘富足’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他非常关心政治，热爱祖国，他说：“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我们最大的保障。当国家处于健康的状态，一切繁荣；一旦国家腐败，一切都趋灭亡。”他不主张沉溺于个人悲欢的小天地，而希望人们投身于时代的洪流。
德谟克利特在他的著述中多处谈到幸福和精神文明。他认为，幸福是由灵魂平静、和谐和无畏而产生的内心的满足和愉快状态。这不依靠物质享受、财富或身体快感，因为这是短暂的，会产生痛苦并需要重复。幸福依靠快乐适度和生活和谐，欲念越少，越不容易失望。而达到此目的的最好途径是通过精神的宁静和美好的行为来锻炼。他认为正直和团结是最好的品质，而嫉妒、猜疑和心胸恶毒是既制造矛盾又伤人的。他说：“我们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做好人而不做坏人，不是由于怕惩罚，而是出于责任感。”
关于精神文明、幸福与心灵美，德谟克利特认为：“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他还说：“如果对财富的欲望没有餍足的限度，这就变得比极端的贫穷还更难堪。”“当人达到目的或有保证能达到目的时，一切辛苦都比休息更适意。”“要学会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穷和富，是表示缺乏和充足的字眼，因此，凡缺少某种东西的人就不能算富有，而不缺少什么的人就不能算贫穷”等等。
当然，德谟克利特是两千年前的哲人，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他的许多思想对当今的我们并不完全适用。但是，人类的美德和文明是有继承性的，我们今天读历史上一些健康的关于精神文明的警句，完全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地球在运动】
尼古拉（1401～1464年），生于德国摩塞尔的库萨地方，所以人称为库萨的尼古拉，是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文主义者。
地球不动，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围绕着地球旋转，这是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即“地心说”。它是为中世纪正统的基督教神学服务的理论。自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以后，推翻了“地心说”的错误理论。然而，很多人未必知道，尼古拉曾早于哥白尼推翻了地球不动的“地心说”，提出了地球在运动的思想。
尼古拉当时比较注意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数学、天文学都很有研究，他力图研究出更准确的天文图表。唯心主义者一般都认为，宇宙是有限的，尼古拉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没有任何确定的中心。既然没有中心，因而就没有所谓“地球在下，太阳在上”的上下之分了。地球也就不可能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也不可能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既不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就不能不运动，地球和太阳都是运动的，只不过它们运动的速度不同罢了。
针对地球在运动，尼古拉还提出了运动是相对性的。他说，人们之所以认为地球是静止的，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一种错觉。只有对照某些静止的东西，才能探测到事物的运动。假如一个人坐船在河流中航行，他看不见河岸，也不知道水在流动，他是不会知道船是在运动的。所以，人们都以为自己所生活的地球是静止的，而其他星球在运动，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应该说，地球也在运动。
尼古拉的地球运动的思想，在天文学上是有价值的，它推翻了“地心说”，在动摇和反对正统基督教神学方面，更有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
【论魔鬼】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梅利叶担任神父时，曾给教徒们讲地狱里的魔鬼，针对老百姓害怕魔鬼的心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魔鬼就是封建领主和那些贵族、富人。
梅利叶说：“我亲爱的朋友们！人们对你们谈到魔鬼，你们一听见魔鬼的名字就害怕，因为你们听说，魔鬼是某种无法想象的凶恶可怕的东西，仿佛是人类幸福最主要、最可恨的敌人，它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害死人，让人和它一起在地狱里永远遭受不幸。可是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知道，你们应当害怕的最凶恶的真正魔鬼是我所谈到的那些人。真的，没有比世上这些豪门、贵族和富人更厉害更凶恶的敌人了，因为蹂躏你们、折磨你们、弄得你们这样不幸的正是他们。我们的画家在画里把魔鬼画成那种可怕的、骇人的怪物的样子是想错了，是受了迷惑了；我认为他们是在迷惑你们，像你们的传教士迷惑你们一样，画家是在画里、传教士是在布道里向你们把魔鬼描绘成那样奇形怪状、丑恶、难看。画家和传教士最好是向你们把魔鬼描绘成这一切漂亮的老爷、这一切当权人物和贵族、这一切漂亮的太太和小姐们的样子，从外表看起来，他们是这样一些穿戴得漂亮、卷发擦粉、洒满香水、金银宝石闪闪发光的人。因为他们这些老爷太太们，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样，才是真正的男女魔鬼，因为他们正是你们最凶恶的敌人，对你们危害最大。被传教士和画家描绘成那种丑恶的怪物的魔鬼，实际上只是想象出的魔鬼，只能够吓唬孩子和无知的人，除了害怕它们的人所想象的祸害以外，不能造成任何祸害。但是这一群男女魔鬼，也就是我所谈的那些文雅的老爷太太们，他们当然已经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完全现实的，他们的确能够使人害怕；他们给贫民所造成的祸害是完全现实的、彰明昭著的。因此，在这里，在我们面前摆着的也是祸害，甚至是巨大的祸害，即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令人惊异的、极端的不平等。但是，因为基督教容忍、赞同并肯定人间的这种极端，令人惊异的、如此不公正的身份上和地位上的不平等，所以，这就显然证明，这个宗教根本不是来自神的，根本不是神所建立的，因为健全的理性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被认为无限善良、明智和公正的神，是绝不想建立、神化和支持这些令人痛恨的极不公正的现象的。”
梅利叶对魔鬼的论述，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领主、贵族老爷、太太们的丑恶，启发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动员他们起来同封建专制做斗争。
【“前定和谐”说】
莱布尼茨在阐述他的单子论时，提出了全部单子构成一个无穷的连续的系列，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其中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不可分的点。但是连续性和不可分的点之间是有矛盾的，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莱布尼茨提出了“前定和谐”说，他把“前定和谐”说看作是自己的哲学体系，也称为前定和谐系统。
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在创造每一个单子时，就已全部预见到了一切单子的整体发展情况，因此预先就已安排好使每个单子都各自独立地变化发展，而又自然地能和其余一切单子的变化发展过程和谐一致，这样也就不会因每个单子自身的发展而破坏整体的连续性了。整个宇宙就好比一个庞大的乐队，每一件乐器都按照上帝事先谱就的乐曲演奏各自的旋律，而整个乐队所奏出的自然就是一首完整的和谐的交响乐曲。
莱布尼茨还举例说：有两座钟，把这两座钟拨到同一个钟点上，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准确地走着，到时候就会同时报响。自然界中有无数个这样的钟，它们都是按着同样的方式走着，当某一个报响时，其他所有的钟也都会报响，它们之所以报响，并不是因为相互之间的影响，而是一种前定的和谐，是早已安排好了的。
莱布尼茨之所以提出“前定和谐说”，是他看到当时旧唯物主义提出的物质实体不能解决物与心的矛盾而提出来的，这是对的。但他却认为单子之间没有影响，否认了从量变到质变的突变过程，又把这个矛盾的解决归之为上帝预先的安排，这不仅是一种宿命论的思想，而且也是形而上学的。
【自由是人性的天赋】
许多哲学家曾经为自由这一概念做出自己的论断，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伏尔泰的社会理想内容中，“自由”是他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而且他把自由的原则作为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还把争取个人自由放在了启蒙运动的第一位。所以说，伏尔泰所教给我们的就是“走向自由”。
伏尔泰曾经说过：“人性的最大天赋就叫作自由。”而他所谓的自由就是去做那些你的思想所绝对要求去做的那种权利。自由是人性的天赋，是不应该受到任何侵犯的。
在哲学意识形态方面伏尔泰是英国的崇拜者，在政治制度方面又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鼓吹者，他把英国模式看成是医治法国专制政体、缓解各个阶级矛盾和调和各阶级利益的良方。因此，在阐述自己对“自由”的看法的时候，他也经常以英国为例。在他看来，几乎在所有的专制制度下。人们都失去了自身的自由，而唯独英国的法制能够保障公民享受自由的权利。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通信》中这样写道：“建立一个合理的法律国家需要人的理性，以此来保障人身及财产的全部自由、向国家提意见的自由以及信仰的自由。”除此之外，任何一个英国公民还应享有“只能在一个由自由人所组成的陪审团面前才可受刑事审问的自由，以及不管是什么案件。只能按照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来裁判的自由……”
伏尔泰取消特权而坚持自由平等的思想被人们广泛传播，因而他唤醒了人们的理性认识。他的这种思想，也为声势浩大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铺垫。伏尔泰生前并没有经历这次彻底的大革命，但是，他却已经预见到了，他称：“我所看见的一切，时时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无法避免的，可惜的是，我没有办法看到它了。光明已经散布在远近各处，只要时机一到，革命即刻就会爆发。那些年轻人将会经历诸多的大事，这也是他们的福气。”
虽然伏尔泰没有看到发生在他身后的大革命，然而，他却被公认为是思想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以及“18世纪欧洲的思想泰斗”。在运送他的遗骸时，人们在他的灵车上写着：“他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法国启蒙思想家，是他使人类的理性迅速发展，是他培养我们热爱自由。”伏尔泰的心脏被装在一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并且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伏尔泰生前的一句话：“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都是我的精神。”
不错，事实正如他所言，他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反对封建专制和教权主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宣言》这样讲道：“在权利面前，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而且自始至终都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出现的个别社会差别外，其他的社会差别都不能成立。”“人们的自由就在于不做任何危害他人的事情，个人在行使天赋的权利时必须保证他人自由行使同样的权利。”此外，它还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也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所以，每个公民都享有言论、著述以及出版的自由。”这些规定无疑是受到了伏尔泰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伏尔泰的那个时代，人们就对自由充满了渴望，更何况现在的人们。
虽然自由是人性最大的天赋，但是绝对的自由还是不存在的。我们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不要逾越法规，人要为自由而活，但不要被自由所累。
【白马不是马吗】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争雄图霸，不断打仗。作战中，骑兵冲锋陷阵，攻势凌厉，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各国都重视骑兵的发展，马也就被特别看重了。许多国君下令，不许马匹随便出关。
这天，公孙龙骑着一匹白马，大模大样向城关走去。到了关前，他也不下马，继续往前走。守关的小官一面命士兵挡住，一面大声喝问：“你不知道禁马出关吗？为什么故意闯行？”公孙龙勒住马头，微微一笑，回答说：“你是说禁马出关吗？请你细看，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你禁不得我。”守关的听了，张口结舌，不知怎么回答。公孙龙乘机穿过城关，扬长而去。这以后，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说法就传开了。直到今天，人们讲起中国古代的哲学，就会提到“白马非马”的说法。
公孙龙骑马过关，不一定真有其事，但是，他确实说过“白马非马”的话，而且写过好几篇文章，像《白马论》啦，《坚白论》啦，来证明这话说得对。
要说白马不是马，很少有人赞成，可要说白马和一般的马有区别，还真有些道理。
人类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各个概念的确定，经历了千百年漫长的过程。我们现在知道的“人”啊，“马”啊，“空气”啊，“水”啊等等，这些无数的概念都是世世代代的人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和认识，逐步总结出来的。公孙龙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是有贡献的，因为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白马”这个具体的概念和“马”这个一般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他说，“白马就是‘马’加上白色”，“马”是指形体的名称，“白”是指颜色的名称。这就启发人们去思考特殊和一般、个性和共性的相互关系，帮助人们加深对事物的认识。
“白马”和“马”是有区别的。但是，能不能说，“白马”不是“马”呢？当然不能。公孙龙却硬说，既然白马是马加上白色，所以，白马不是马。
公孙龙错在哪里呢？先得说，他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马”的概念。平常，人们指着一匹牲畜，说：“这是马。”那就是说，这牲畜长着强健的四肢，耳朵小而直立，面长，脖子和尾巴上长有长毛；能骑，也能拉车。“马”这个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它概括了所有这种牲畜的共同本质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般特点。但是，作为抽象概念的“马”，和现实生活中那一匹匹具体的活生生的马是有区别的。任何一匹具体的、客观存在的马，除了具有马的共性以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样子、大小、毛色等等。要不，人们怎么能把这匹马和其他马区别开呢？每一匹现实的马，都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有马的一般性质，又有自己的特点。世界上，绝不存在那样一匹抽象的马，不具有任何特点，不带任何颜色，分不出大小，比不出优劣。而公孙龙恰恰认为，那抽象的马不但存在，而且只有它才是真正的马。这样，就不仅白马不是马，其他红马、黑马、大马、小马都不是马了。公孙龙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割裂了共性和个性、一般和特殊的相互联系。用哲学上的话来说，他犯了一个“绝对化”的错误。他不明白，表示事物共性的抽象的概念是从具体事物中概括出来的，事物的共性和它们的个性分不开，而且只能通过个性表现出来。是马，就都有颜色。如果带颜色的马不是马，天下就没有马这种牲畜了。
公孙龙说“白马非马”，违反常识。当时，就有人反驳他。庄子说他，“有其言，而无其实；能服众人之口，不能服众人之心。”后来，有个哲学家，叫韩非的，讲得更干脆，这个“白马非马”论，凭着诡辩的空论也许可以辩倒整个国家，但是用事实去检验它，一个人也骗不了。
【人定胜天】
荀子名叫荀况，是赵国人。他出生的时候，正是战国七雄相争的时代。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越来越大，他们的一套主张，和过去奴隶主阶级比起来，要进步得多。荀子是站在地主阶级这一边的。那个年代，人们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提高了。用铁做的农具，不但翻土除草容易多了，还能开河筑坝，引水灌田。这样，即使老天爷总不下雨，也不必那么害怕了。看来，“富贵”也不非是由“天”定的。
荀子是位聪明好学的人。他研究各个学派的学说，不管对哪个学派，都不盲从。他觉得对的说法，就接受下来；错的，也要搞清楚它错在哪里。这样，他的思想就比较符合实际。他写了一篇《天论》，里面的很多见解，比以前的人进步了。
荀子认为，“天”不是什么“神”管着的，“天”就是星辰、日月、四季、冷暖、风雨、万物等等自然变化的现象。这观点现在看来平平常常，没啥稀奇。可是荀子是两千年前第一个说出这话的。正是经过荀子这样的思想家，还有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和许多科学家一代又一代的实践、总结，“天就是自然界”这个看法才被今天的人们理解和接受。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贡献。
当然，荀子对自然界发生的许多现象，还不能像现在这样，做出很科学的解释，可他的许多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星光一闪，一块陨石（天上流星的碎块）从天上掉下来了，大家都很害怕，有人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荀子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只是由于天地的常规有了变化，事物发生了少见的现象。少见，就会觉得奇怪，但是，奇怪尽管奇怪，却不必害怕。因为日食、月食，还有带尾巴的怪星（我们现在说的彗星）以及风雨失调，有旱有涝，在别的朝代也出现过。这也不过是天地之间自然变化的现象，跟日出月落、寒来暑往是一样的道理，怕它什么？”
《天论》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意思是说，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这规律不是因为世界上有尧那样贤明的君主才存在，也不会因为世界上有桀那样的暴君就消亡。荀子还说过，天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了冬季，地也不会因为人们厌恶遥远就缩小了面积。一句话，自然界的变化，客观规律的存在，不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去向老天爷求雨呢？而且有时候，求过雨，果然就会下起雨来了，这不是老天爷真有灵验吗？荀子解释说：“那是碰巧遇上了。其实，不求雨，也会下雨的。长久干旱以后，总是要下雨的，这是自然变化的规律，这同祭天求雨没什么关系。”
在荀子看来，天不能决定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他说：“人若能辛勤劳动、又省吃俭用，天也不能让他贫困；人若能懂得养生之道，注意保养又经常活动，天也不能叫他生病。只要人的行动循着正确的道路并且坚定不移，那么，天也不能使人遭到祸害。”在荀子看来，人不但能认识天，而且能制服天。他充满信心地问道：“与其尊敬天、仰慕天，何不把天当成物质来控制它呢？与其顺从天又歌颂天，何不掌握天变化的规律，利用它呢？”荀子在这儿，提出了“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
【变了味儿的天】
董仲舒是河北广川（现在的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公元前179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中。他从小就精读《论语》《孝经》一类儒家经典。据说，曾经有整整3年，他闭门读书，连屋子旁边的花园也没进去过。多年的用心苦读，使他对儒家那一套天命论十分精通，谈起来总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董仲舒一心一意想为当时的封建皇帝出力效劳，他越学越觉得儒家学说对巩固皇帝的天下特别有用。他天天盼望有朝一日能被人重用，好实行自己的主张。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他被批准去参加考试以后，就日夜兼程走了20多天，赶到京城长安。他施展出自己的全部本事，写了3大篇文章，一下就考了个第一名。
董仲舒在文章中讲了些什么呢？他提出，天就是老天爷，是世间至高无上的神。他说：“世上五谷生长，都是老天爷安排的，是上天造出来供人们吃穿用的。日月星辰的出现，春夏秋冬的更替，也是老天爷有意安排的。老天爷不仅创造了万物，而且按照自己的模样造了人。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寒暑，人有喜怒；天有白天黑夜，人眼有闭有睁；天有12个月，人身上有12个大骨节。天不仅生了人，而且还给老百姓立了一个皇帝，他是老天爷在人世的代表。皇帝的权力是老天爷给的，老百姓服从皇帝，就是顺从天意，不服从皇帝，就是违背天意。”
有一个主考官看了董仲舒的文章，问他：“怎样才能知道是不是顺从天意呢？”
董仲舒说：“老百姓和皇帝如果都顺从天意，老天爷就欢喜，用风调雨顺，五谷丰收，来表示高兴和奖赏；如果老百姓和皇帝不顺从天意，老天爷就会生气，用狂风暴雨，山崩地裂，来表示发怒和惩罚。”
按照今天的世界观来看，董仲舒那一套说法是谁也骗不了的。日月星辰的运转，春夏秋冬的更替，都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解释。人是由古猿一步步进化的，这早已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识。但是，汉朝时候，人们的认识尽管比几百年前进步了不少，可还是解释不清“什么是天”，“人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尽管荀子、韩非子用唯物论批判过孔孟的唯心论，却因为缺少自然科学的根据，也就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当时信天信神的人还是很多。
【战斗中的无神论者】
《论衡》是东汉时期一位叫王充的思想家写的。在独尊儒术，迷信盛行的时代，王充敢于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批判各种各样的鬼神迷信，真是有胆有识啊！王充不愧是一位古代战斗的唯物论者。
夏季的一天，黑云滚滚，雷电交加，只听得霹雳一声巨响，在树下避雨的一个人被雷电击死了。有人说：“瞧，老天爷发火了。那人准是做了亏心事，老天爷派雷公把他打死了，这是天在惩罚作恶的人呀！”
王充听到这事儿，马上向出事的地方跑去。他对打雷闪电的事早就观察、琢磨了好久。下雨的时候，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像火一样。他怀疑过，雷电是不是火呢？这回，他到了被雷击死的人跟前，仔细观察，发现那人的头发烧焦了，皮肤烫黑了。周围的房屋和草木也被烧坏了。王充觉得自己的想法被证实了，他对人说：“人被雷击死是被天火烧死的，这是碰巧的事，根本不是什么雷公的惩罚。要知道，打雷闪电是自然发生的，因为雷就是火呀！夏天阳气很盛，下雨的时候，阴气出来，阴阳二气‘纷争’，阳气受激就会放出火来。”
王充还利用人们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斥天能赏善罚恶的迷信。他指出，要是说下雨是天喜，打雷是天怒，那么天下雨的同时又打雷，难道这是天又喜又怒吗？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讲到雨的成因，王充的看法已比较接近科学了，他说：“雨根本不是上天降下来的，相反，倒是从地上升上去的。因为雨是地气上蒸的结果。地气到空中凝聚成云，云又凝成了雨。夏天，天热降雨；冬天天冷，雨在空中凝成雪，所以，无论雨雪，都是地气上蒸所产生的。”
王充还解释过“天雨谷”的现象。有时候，天上落下来谷子一样的草籽，有人说是“天雨谷”。王充说，这不过是草籽被一阵大风卷起来，又飞落在另外的地方，这和在烧山的时候，山上树叶随风飞落在各处的现象是相似的，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王充能对许多自然现象做出比较正确的解释，是因为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比较正确。他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并不存在什么有意志的老天爷。他虽然还说不清“元气”是什么，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这“元气”绝不是神鬼，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的东西。王充也不信人去世后会变成鬼，他驳斥起形形色色的迷信说法来，既机智又有说服力。
那时候，许多人都相信，人去世后，人的灵魂（或者说精神）就变成了鬼。有人还说自己真的见过鬼，说鬼的样子和穿戴跟人活着时候一模一样。
王充一下子就抓住了他们的破绽，嘲笑地问道：“你们说一个人去世后，他的灵魂能变成鬼，难道他穿的衣服也有灵魂，也变成了鬼吗？照你们的说法，衣服是没有精神的，不会变成鬼。如果真的看见了鬼，那它该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才对，怎么还穿着衣服呢？”
王充还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不知几千年了。死去的人，比现在活着的人不知多多少，如果人去世后就变成鬼，那么，在路上将到处是鬼了。人要是能看见鬼，就该看到几百万，几千万，满屋子满院子都是，连大街小巷都挤满了鬼。可是，有几个人见过鬼呢？那些见过的，也只说看见一两个，他们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有的人还辩解说：“哪有去世后都变成鬼的，只有死的时候心里有怨气，精神没散掉，才能变成鬼。古书上不是记载过，春秋时候，吴王夫差把伍子胥放在锅里煮了，又扔在江里。伍子胥含冤而死，心里有怨气，变成了鬼，所以年年秋天掀起潮水，发泄他的愤怒，可厉害呐，怎么能说没有鬼呢？”
王充说：“伍子胥的仇人是吴王夫差。吴国早就灭亡了，吴王夫差也早就死了，伍子胥还跟谁作冤家，生谁的气呢？伍子胥如果真的变成了鬼，有掀起大潮的力量，那么他在大锅里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掀起大潮的劲儿使出来，把那一大锅滚水全泼在吴王夫差身上呢？”
王充的议论，对那些信鬼、说鬼的人，真是当头一棒，驳得他们哑口无言。
像上面这些精彩的议论，《论衡》里还有许多。《论衡》确实像一盏智慧的明灯，帮助人们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探求万事万物的规律。
【坚决不让迷信得逞】
范缜一生坎坷，然而他生性耿直，不怕威胁利诱，其中国古典文学名篇《神灭论》，继承和发扬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唯物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作品。
公元502年，梁武帝当上皇帝，他是一个信佛的皇帝。上台后，就定佛教为国教，要王公百官全部都信佛。
梁武帝推广佛教，也怕范缜反对，就把他调回京城，还让他做了个不小的官儿。那会儿，范缜已经60多岁了，可他一副硬骨头。回到京城不久，就正式发表了自己的《神灭论》。于是，梁武帝指使曹思文等64人，前后写了70多篇文章围攻范缜。范缜还是一点不害怕。他用《神灭论》里讲的道理，有理有据，舌战众僧，表现了一个战斗的唯物论者的大无畏精神。
范缜把人的身体和精神比作刀刃和它的锋利。锋利不是刀刃，可是锋利是由刀刃造成的，从来没听说过，刀刃没有了，锋利还单独存在；哪能说，人死了，身体烂了，精神还存在呢？
佛教徒强词夺理地质问范缜：“你说精神是身体产生的，树木也是和人一样，怎么就没有知觉？活人与死人同是一个身体，为什么死人就没有知觉？”
范缜回答说：“人和木的‘质’不同。构成人的‘质’可以产生知觉，构成木的‘质’则不能，并不是所有的物质都有精神作用。活人的身体和死人的骨骼也不同，就像活着的树木和枯死的树木有区别。活树可以结果，枯木却不能结果。活人的身体有知，死人的骨骼却无知。人死则神灭，绝对没有人死神存的道理。”
有的佛教徒又狡辩说：“既然人死神灭，那么有人断了手脚，身体残废了，为什么精神还存在？这样看来，精神还是可以离开身体存在的！”
范缜说：“手和脚并不是产生精神的主体，只有心才是产生精神的主体。断了手和脚，只能影响感官的作用，而不能影响思想的活动，如果把一个人的心挖掉，难道他还有知觉吗？”
最后，佛教徒理屈词穷，无可奈何地问道：“知道人死神灭的道理，又有什么用处呢？”
范缜愤怒地回答：“为了让人们不再信佛呀！你们说信佛是做善事。其实做这种善事，都是为了自私的目的。人们宁可倾家荡产去求神拜佛，也不愿去照顾亲戚朋友，救济穷人，这都是因为和尚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天堂的快乐引诱人。结果使许多人当了和尚，弄得家家骨肉离散，人人子孙绝灭，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和尚吃光，财富被豪华的寺院建筑耗尽，如果不加以禁止，佛教的祸害会越来越严重啊！”
范缜舌战众僧，把佛教徒驳得体无完肤。就连善于诡辩的曹思文，也不得不承认：“真厉害，简直无法辩驳。”梁武帝也没了办法，只好下了一道诏书，说范缜的“歪理”，难于用“道理”来说服，辩论就暂时停止吧。
梁武帝认为范缜讲的是歪理，其实符合唯物论的观点。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的产物。范缜不就是始终坚持了这一点吗？当然，《神灭论》中也有错误认识的地方，比如：它把人的思想认识完全解释成人的生理现象，不了解社会生活对人的思想的影响。他把“心”当成了思维的器官，也是不对的。但是，范缜在1400多年前，自然科学还很不发达的时代，能比较正确地解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坚决地反对佛教迷信，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无处不在的“理”】
据说朱熹小时候聪明好学。他刚会说话，父亲便指着天告诉他：“那是天。”朱熹马上问道：“天上有什么东西呢？”这使得朱熹之父朱松十分惊奇。这件事儿是后来元朝的大臣、学者在《宋史》中记载的，无非是要吹捧朱熹从小就是个天才人物。不过，这也说明了朱熹的一个特点，他成人以后，确实很注意探讨“天上有什么东西”这一类有关哲学的问题，并且通过研究这些问题，建立了他的唯心主义理学。
在父亲的指导下，朱熹苦读儒家的经典，18岁考中进士。这以后，他断断续续做了10年官，其余40多年，除了讲学就是著书。他创办和恢复过好几处书院（藏书和讲学的地方），其中比较有名的一处叫白鹿洞书院。
这座书院在风景如画的江西境内庐山五老峰南麓。为什么取名白鹿洞呢？传说，唐朝时候有一个叫李渤的文人，曾经在这儿的山洞中隐居读书。李渤养了一只浑身毛色洁白的小鹿。他把买书、纸、笔、墨等物品的钱和袋子系在小鹿的角上，小鹿就能跋涉数十里，到江西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东西如数购回。后来，李渤当了官，那只白鹿就插翅升天了。从此，白鹿洞的名字就传开了。后来，有人在这里建过学馆。
朱熹在这一带做官的时候，亲自寻访了白鹿洞遗址。他看到白鹿洞背山临溪，景色秀丽，赞不绝口，认为这是个办学的好地方。于是，他重建了白鹿洞书院。这个书院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朱熹这样热心地办学，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宣扬他的那个“理”。
什么是他所说的“理”呢？朱熹常常爱用扇子做例子来说明。他说扇子这个东西就是“扇子的道理”。在没有做出他手中的扇子以前，“扇子的道理”就存在了。那一把把各式各样的扇子，不管是团扇、蒲扇，还是羽扇、纸扇，都是由那“扇子的道理”产生的。
也许有人会觉得朱熹说的有些道理。人们不是先有了用扇子的需要，先知道了怎么做扇子，先想好了做什么样的扇子，才去动手做扇子的吗？但是，人的这些想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们生来就有的吗？不是。这些想法，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逐渐产生的。人们正热得难受，一阵风吹来，感到凉爽，这样，一次又一次，人们懂得了，风能驱热送凉。有人随手摘下宽树叶左右摆动，有风了，也很凉爽。这事儿一次又一次的有人去做，于是，用宽树叶、荷叶、芭蕉叶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扇风取凉的想法便产生了。这样，才有了做扇子的想法。现在，人们用的芭蕉扇、团扇不还带着芭蕉叶、荷叶的痕迹吗？可见，扇子的“理”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人们的实践中逐步产生的。
但是，朱熹说的“理”，并不是人们在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认识。他不但认为在扇子做出来之前，扇子的“理”就有了，而且认为在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类禽兽产生之前，这一切事物的“理”也都已经有了。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他还说：山河大地都陷了，宇宙毁灭了，这个“理”还是照样存在。一句话，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这个“理”就有了，是它衍生了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它从来就有，还将永远存在下去。看，朱熹所说的“理”不就是孔子宣扬的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不就是宗教迷信里宣扬的那个创造万物的“老天爷”吗？朱熹比孔子和僧侣们更狡猾些，他用“理”来代替了那些神啊、鬼啊的词，因此也就更能迷惑人。哲学上把朱熹的这一套理论叫作“客观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