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青春最有意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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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高考前13个月

5月27日之重大事件: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要开始学做人了。

在这之前,其实B就对我说过十万八千次了。她说:“解颐,你是真的也要好好学学做人了。”她说这种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她活像我妈。从前,A也说过自己像我爸的。这样一来,A是我的爸,B是我的妈,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我每次把这美好的想法透露给A,他都会很快、很响地反应道:“哦——哟!”过了一会儿,又同样地来一声:“哦——哟!”我说:“干什么?”他说:“什么?不干什么。”他的脸于是飞快地红了一红。我说:“你脸红!”他很镇定地两手紧插在裤袋里,说:“我脸红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有什么稀奇。”

言归正传,B每次要叫我“做人”,我都说:“做了十几年了,吃饭睡觉,什么稀奇?”B就耐心而严肃地教导我:“你不要搞!”我就不搞。B又说:“我说的做人,是非常实际的。就是在世界上,在这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站住脚,站稳,站舒服。”她这样说,就好像是吃准了我没有站稳站舒服。我只好不响。

5月27日,我在整理书。我把每一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翻,穷翻,翻完了再放回去。后来我拿出来一本英汉词典,是B送给我的,我于是就想到B了,再就想到B要我学做人。我就思考:B凭什么这样要求我呢?

B的名字叫刘舒美,跟一种“Sweet Memory”的美国贺卡的中文牌子同名,我们就“舒美”“舒美”地叫她。她这个人做事桩桩顺利,人又好,又会做人,老师同学家长都把她当宝一样,拥护得不得了。我站在书架前面,把B送我的词典翻来翻去,想想B的确很好,我是一样也没有她好,可见我是要开始学做人了。

我个人认为,我在5月27日做出的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伟大、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伟大的决定,假如没有第二个人分享,就太可惜了。我就在书架前默念:襄没城,来电话。襄没城,来电话。这样,A果然来电话了。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了A。A问我:“你怎么那么听刘舒美的话?”他对B总是很不客气,连名带姓地叫。我说:“我又没有说是舒美叫我的。我是自己觉悟而已。”他在电话那头用鼻子出气,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还听见马路上汽车开来开去的声音,好像还有一个人在讨价还价:“二十块,卖不卖?”我说:“你在马路上啊?哪条马路?”他说:“不要管。说出来你也不认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意见。你不要总是跟刘舒美在一起。”“干吗?她有什么不好?”“她蛮好。不过你就是不适合跟她在一起。”我笑起来:“那我难道适合跟你在一起?”他那边那个人还是在讨价还价,态度强硬地喊:“二十块,就二十块。”卖主却没有反应。A答道:“你是宁愿和我在一起,也不要和她在一起——你不要用鼻子出气。我这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只好说:“我笑死了。”“你笑死也不要听她的话。听了没用,懂不懂?”他说。我气起来,说:“屁!”他大声叹气:“哎呀,你不要屁屁屁的呀……”还没来得及说完,电话里“嘟嘟”地响起来,没几下,就断了。

我还是很气,把电话听筒一扔,倒在沙发上看天花板。天花板是雪白的。我明知它被粉刷得很平,可总是觉得看起来有点凹凸不平。我搜寻着想象中凹凸不平的地方,越看越气,越气越心痒,恨不得马上跳上去、飞上去,用一种随便什么方法上去,把它们统统填平。不过我再笨也知道,一个地方填平了,就肯定有另一个地方凹凸不平起来,这样一来,我就只有一刻不停地填,直到累死到万世不得超生为止——这种道理简单得即便是一个白痴用脚指头想也想得出来,真叫人耻于称这种道理为道理。我就是一个只懂得这种道理的人,我这种人确实是只配给像A或者B的人教导、训斥、栽培、修理、批判、改造,等等。

他们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他们的每根头发都是一个理智的舵,指引他们勇往直前。我是连屁的理性也没有。(A又要叫我不要屁屁屁——我连这点理性都没有。)B叫我学做人,A叫我不要跟B在一起——他们都充满智慧,都是正确的。我呢?我明知道有许多题目该去弄懂,有许多概念该去背熟,有许多笔记该去整理,有许多道理该去领会、吃透,直到滚瓜烂熟,直到学会做人或者学会不听B的话,而我就是不在状态。我情愿这样盯牢天花板,像一只原生动物一样无所事事。我是歇斯底里地不在状态。所以他们都比我思路清晰,比我行动敏捷,比我生活充实——总之,比我好就是了。

像B,她就是比我好的典型代表。我的父母对她推崇备至,总是要她“教育教育”我,好像把我卖给她了。他们认为B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比我刻苦,比我懂事,比我会做人,连穿的衣服也比我好看。我想我现在跟B这么好,很可能就是由我的父母一手造成的。大概他们认为,即便我一无是处,交了这样一个优秀的朋友,也是一个值得夸奖的优点。我发现小孩确实不该去琢磨父母的心思,因为一琢磨就会以为他们居心叵测,那还怎么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差来差去、教育来教育去呢?的确,的确。

B这个人对任何事都有明确的观点。比方有一次,她说高中生的爱情是最纯真的,到大学里,就要考虑前途、事业、经济负担能力,等等,就不那么好了。可是高中里谈恋爱,因为人不够成熟,就很难成功,所以她宁可留到以后谈。她说的时候,就像她已经上过八十次高中、一百六十次大学一样。我听了,就问她:“那么,什么时候的爱情是既纯真又成熟的呢?没有吗?”她很以为怪地瞄瞄我,说:“这种问题,也就只有你会问出来。”本来我还想问,难道恋爱是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的吗?看到她根本不屑于回答,也不好意思问了。我不问,她就请我吃了一份冰激凌。

至于A,他是从来都不请我吃什么冰激凌的。他总是带我去吃小摊上的臭豆腐干、油墩子、羊肉串一类的东西。吃完了,他会很负责地告诉我,这个油已经用了九九八十一天,这个羊肉里也许有细菌,这个冰糖葫芦的山楂是用洗脚水洗的……然后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嗯,蛮好。”他就得意扬扬地、脑袋打着圈子说:“所以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总是脏一点的。懂吗?”我说:“哼,毒害少年儿童。”说是这样说,因为吃了父母禁止的东西,我开心得要死。和A在一起,总是开心的——做坏事,怎么会不开心?

A和B,那么不同的两个人,都非常聪明。A喜欢说:那么你想怎么样?而B喜欢说:喏,你应该怎么怎么样。A总是把跟我在一起当成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而B为了我好,言传身教给我许多道理,可惜全让我忘光了。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在争取我,都好像非把我拖过去不可。5月27日,和A通完电话,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我立刻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被重视的快感。

不久,我和A有了一次谈话的机会。

是星期六。自从上了高二,学校每个星期都叫我们“从双休日中拿一点出来”测验。于是我们就拿了一点出来——确切地说,是一上午。每个学校都这样:该起劲的时候,拖拖拉拉;不该起劲的时候,一天到晚打我们私人时间的主意,不要脸。那个星期六,破例没有测验。给我们开了个年级会议,说大家就要升高三,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选文科选理科的事情啊,“3+1”选什么科目考虑过没有啊,明年高考的严峻形势展望过没有啊,等等。要我们赶快回家跟家长商量,决定“3+1”的科目,准备战斗。意思就是说,要分班了。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大家要各奔东西了。

整理书包准备回家的当儿,A走过来,问:“带你去我的小学,好不好?”我看看他,他的脸色灰扑扑的,不是很健康。我说:“好。”点点头。他问:“你不感兴趣喽?”我说:“好好好!”总是这样:假如你不表现出一种欣喜若狂的姿态,人家就以为你不感兴趣。

我们从校门口走出去,走到马路上——就是那条让我逛厌逛腻逛恶心死了的马路。我们走过了许多条马路。经过一家婚纱摄影馆时,我们看见里面坐了许多新娘子,每个人都有化妆师在摆弄。A说:“我以后决不会让我的新娘子在这种地方被画得面目全非。”我说:“你要替她?”他大笑,转而对我说:“你以后是一定要步行结婚的——那么喜欢走路的人。”我笑了两声。他又说:“前面就是我的小学。以前我上学一直经过这里的——以前这里是一家布店,布多得都摆到街面上来了。”我说:“噢。”我连个布店的鬼影子也看不出来。

A的小学正在装修门面,校门口搭着脚手架,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从脚手架下面走进学校的时候,一直在担心上边会不会突然掉下来一块砖头,或者倒下来一根铁柱子,把我砸死。A却很自如、很自信地往里走,大模大样,好像他不是学生,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一样。“喂!喂!”从门房里跑出一个老爷爷,大叫。A回过头,很奇怪地看看他,放慢脚步,继续往里走。“你干什么?”老爷爷问。“我过去是这里的,来看看。”A停了一下,说完又走。老爷爷叫:“今天没人,看什么!”我叫:“不要紧!看教室也可以!”A笑笑。我们就这样顺利地走进了A的小学。

“我一年级的时候在这儿。二年级在这儿。三年级、四年级在这儿。五年级在这儿。”A伸展手臂,对着四层教学楼指点江山。教学楼是湖绿色的,玻璃窗又高又大、闪闪发亮,整幢楼看起来真是清凉,像盒薄荷糖一样。我说:“你们这里倒是很好的……很有钱吧?”他笑笑,说:“是吧。”

“喏,我就坐那儿。”“哪儿?”“那儿。第三排,第四个座位。看到吗?”我和A的头凑在一处,贴着门玻璃,往教室里张望。我用了那么大的劲,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我说:“嗯。噢。你们这里蛮舒服的——连黑板擦也好像很新。”他笑道:“又不是我当年用的那一个。”片刻,又说,“我在墙上踏了总共有一百五十个脚印,现在全没了。脚印这种东西,不保险。”

我们参观了整个校园,A又带我走上一道黑洞洞的窄楼梯,跑到大楼平台上,看天。A说,这个地方不大有人知道怎么上来,他上小学时常常在这里看天的,这里是他的天文观测台。我说:“天有什么好看的?”A不响,抬头望着苍白的天空,眼睛一眨也不眨,很久,很久,很久,才开口说:“天嘛……天是很好看的。”我听了,就和他一起看,也看了很久,很久,很久,除去看见一只鸟飞过去,一无所获——天空实在太空了。A又说:“你不觉得,这个天从我们生下来起,就一直不大吗?”

我和A,要么嘻嘻哈哈地说话,要么就很沉重地说话。我坐在空荡荡的平台上,同A一道执着地仰视天空时,就知道,今天将有一场声调很低很低的谈话。A这几天一直不大对劲,神经质的敏感在他脸上冒出冒进——他酝酿这次谈话,已经很久了。

“要分班了。”A说。说着动了动,伸出手,在想象中抓住了天上的一只鸟。“分班呀,分班么就是无言的结局。就是无言的结局。我么总归是铁定读历史的。你么总归是铁定读物理的。不用说了。”

我听他说完,忽然发现自己难过死了。分班真是不可理解,不可理喻。我不知不觉敲起自己的膝盖来了: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生下来就一直一个人也就算了。偏要几次三番地把一群人牵扯在一起,培养出一种叫‘感情’的莫名其妙不知为何物的东西,然后再拆开。真是,既费神又费时,何必呢!”我说。我开始觉得那苍白的天空很好看了。

“刘舒美会选哪门课?”A突然问。“政治。”我答。这好像很滑稽:两个脑子很清楚的人去读文科,我这种人却读理科。我看着A直勾勾望天的眼睛——里面很深很深,深到差不多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微漾笑意。A说:“你相信我一次。你不适合跟她在一起。她选政治就好,你就不会跟她在一起了。”

我惶恐地瞪着A——A望天的样子活像一个预言家。我说:“你跟舒美的关系不是也挺好的吗,你干吗说得这样吓人?”A微笑,答道:“以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要过很长时间。”他慎重考虑之后,慎而又慎地说。“什么时候?”我死缠烂打。A又微笑,执着地仰望苍白的天空,好像那里就是他的归宿。我现在已经很喜欢这样望着天空了,因为它那么远,那么空,那么干净,什么也没有,连透明也没有。A的声音很近,很亲切,空得一无所有。“上海很好吧?至少,不错吧?可你有时候觉不觉得它没什么好?你有没有觉得厌烦,想逃?想不想飞上去——”他把头抬得极高,好像已经在云层背面了,“飞上去。升上去。上去!随便哪里,只要另一个世界就好……要另一个世界——不仅仅是另一个地方……想不想看着自己离开这里?离开。脱离。到上面去,上面……”

A简直不像是A。我看着他,听着他,执着地仰面对着苍白的天空,流着眼泪,又庆幸,又惋惜——在那上面……5月27日的重大事件是什么?我一千年前就忘记了。

我和A站在商店家用电器柜台的一台电视机前面,二十分钟没挪动地方。电视机里,成龙正从高楼顶上往下跳,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来劲得紧张得不得了。奇怪的是,成龙跳到一半不跳了,就那么以并不优美的姿势停在半空当中;等了足足十秒钟,他依然悬空在那里——天和地的正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A说:“暂停。”我这才发现电视屏幕右上角绿色的“暂停”二字。扭头一看,柜台旁靠立着的营业员正在不失时机地瞪我们。“啊!”我不禁说。“你看好,如果三分钟之内我们还不离开,这台电视机就要被关掉了。”A在我耳旁悄声很有预见地说着,捅了我一下,拉着我撤离现场。

跟是跟着A走了,我还是说:“就走啦?干吗不接着看?”

“看什么啊?看成龙挂在那里?我们再看下去,那个人大概要把电视机敲掉了。”A又预言一次。他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严肃地说:“人做事,要多用用脑子,懂?”

我本来是想跟他抬杠的,可是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算了。两年以来,襄没城教育解颐的次数不是随便数得清的。不过,我再了解再清楚不过,这副一本正经的面孔后面藏了多少非凶恶成分——一种自以为的长辈对自以为的小孩的湿湿润润的宠溺味道。人要知足。

从A的小学出来,我们就这样在路上走来走去,看来看去,到处流窜。A说:“解颐,我一旦跟你在外面荡,就觉得自己是不良少年。”我想了想,说:“所以世界上许多人都居心叵测。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路上走而已,偏有人说我们不良。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中了这些人的毒,你懂不懂?”A大笑。我说:“你不要笑。你只要记住我说你是好人,就可以了。别人又不认识你,只有我认识你。对吧?”A大笑着点头。

说起来,我们真是好孩子。我们打电话回家去说今天晚回去,要在学校做功课,父母都相信我们。可我们现在在上海的马路上,用A的话来说,在荡。究竟什么算好人呢?反正我是随便怎么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A也不会。

我私底下摸到A在近旁的手,抓住用劲握了握,问:“我们不是坏人,对吧?”A说:“不是吧,我猜想。”我又问:“我们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对吧?”A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也用劲握握我的手——比我刚才更加用劲。

不知为什么,我们正走着的人行道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朝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弄得我们两个人变成了某种障碍。照常规来说,明明是他们在逆向行走,可是,每个人都对我们怒目而视,好像在说是我们走错方向了。我不由得叫了声A的名字,A说:“走,走,走。”我就跟着他走。我一直说A比我清醒、比我理智、比我好,那么既然连A这种人才也不以为意,我还以什么为意呢?A说:“人做事,要多用用脑子。”

走着走着,A说:“我要在这附近一带租房子——最好是买房子——最好是老死在这里。我从小就对这里有特殊的好感。这里地段实在是太好了。”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这里地段太好了,因为随便哪个白痴都会说这里地段太好了。能住在这里的人,可能钱多得不得不深居简出,以免被人害死,所以我从没见过这号人。这时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正中间立着一个岗亭——空的。岗亭很圆,玻璃窗擦得极亮,晶莹剔透的样子。我捅A一下,说:“喏,你睡这个岗亭好啦。便宜得很。这个地方也不错,闹中取静,你一个人住也够了。”

A很不可思议地看看我,看了很久。路口的红灯变成绿灯,绿灯又变成红灯,变来变去,忙得不能再忙。我说:“干什么?”A摇摇头,叹着气答道:“我么是小脑有问题,你么是大脑有问题。”

红灯又变成绿灯了,我们过马路。我扭头看着A,问:“何以见得?”

A没有马上说话,而是伸手拉了我一把,把我拉近他一些。一个人骑着助动车“突突突”和我擦身而过,过去之后回头说了句什么,没好声气。我说:“他说什么?”A说:“他叫你走路长眼睛。”我很气地说:“这不公平。我从来最恨骑助动车的人。”A笑起来:“呵呵呵!你这不是大脑有问题的症状吗?”他拉着我过马路,像爷爷拉着孙女。不一会儿,我们就站在路口,转身望着马路对过儿——就刚才,我们还站在马路对过儿望着现在站的地方呢。生平第一次,我发现一条马路有两个马路对过儿。

“为什么?”我穷追猛打。

A愣了一下:“什么为什么?”

“小脑大脑这类的事情呗。”

“有关你的大脑,”A笑眯眯地说,“我也不多发表意见了,反正已经有公论,对吧?”

我急于知道他的小脑,无暇他顾,就说:“暂且算是这样。那么小脑又是怎么一回事?”

A哈哈笑起来:“咦,你不在乎啊?真的大脑有问题啊?”

我们笔直地往前走。到处是杂七杂八的东西——车、房子、人、电线杆……独地平线失落了。因为看不见地平线,所以没有停下的念头——东西实在多,多得叫人一点办法也没有。A呢,在我的旁边,慢吞吞地说起他自己来了。

“直到现在,我走路有时也会摇来摇去。小时候,我这个人好像两个人一样,而且这两个人还总是作对,没有统一步调的时候。我小时候走路老是左脚踢右脚,要么右脚踢左脚,总之是互相踢。老师叫我们往左转,我往右转;老师叫我们往右转,我往左转。老师叫我们举左手,我举右手;老师叫我们举右手,我举左手。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你看我现在样子还可以吧?我小时候是说不出的怪,虽然五官端正、四肢发达,但是看上去就是有什么地方难受。我有时想,说不定我真是两个人,阴差阳错成了一个人,也未可知。后来慢慢好了些。现在想起来也还是有点吓人——你想,有两个什么人在我里面滚成一团地厮打!他们都说我小脑有点不发达。我自己更倾向于认为我是两个人。唉,也不知道那两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我瞪着A,说实话有点怕。A看起来态度和善,表情安详。当我的目光遇上他的目光时,我看不出什么两个人——可是,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他眼睛里很深很深,深到什么也没有的地方……A注视着我,半晌,突然笑出声来,说:“喂,不要怕呀,你!”我于是也笑了。我们又一次从一个马路对过儿走到另一个马路对过儿。

我们还在走,一直走,不知疲倦地走,穷走,大走特走。脚下的世界是最实在的,而身边的世界是最玄虚的。到底哪个世界更大一些呢?

“我的成长历程,”A接着说,“可以说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进行的。或者说,是那一个人否定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又反过来否定那一个人——不断地否定来否定去;我自己觉得没意思,可又由不得我。这样一说,好像变成有三个人了,变成我自己是另两个人之外的一个人了,那我倒没有考虑过。总之不清楚。”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爸对我要求很高。我做一件事,他总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又如何如何。有点烦,对吧?但问题在于我发现他似乎说得很对。你知道吗?我爸爸不是那种思想贫乏、随波逐流的货色。他说什么,我就有充分的理由想:嗯,是这样的。于是我不停地反省自己。我里面的两个人不停地否定来否定去,有时也势均力敌。别人不明白我这种情况,总是说我小脑不对劲。我想:知道什么啊,你们!假如也有两个人在你们那儿针锋相对,你们就懂了。虽然如此,父亲的要求还是使我的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挫,造成现在这种状况。”

我问:“现在是什么状况?”

他深深吸口气,吸了好多好多气,胸腔明显扩大一圈。过后,又长长吐气。全世界都是他吐出的气,真不可思议。他回答道:“腼腆。”

我大笑:“什么?太离谱的话别说嘛。”

“腼腆并不单指看见陌生人或者谈话时脸红不好意思。我说的腼腆,是指心底对外界一种本能的抵抗。懂不懂?”

我没再笑。走路成了我和A谈话的一部分——并不是谈话成了走路的一部分,是走路成了谈话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正在走路,我很可能会害怕起来,逃掉,也可能会不当一回事地大笑。走路使我和A彼此信任,使我们的谈话变得无比沉重,重得像天边最大最黑的积雨云,叫人不大好受,胸闷。

我问A:“你爸是干什么的?”

我没料到,一听这个问题,A马上流露出一种强烈厌恶和抵制的情绪,满脸不悦的神色,说:“什么叫我爸是干什么的?”我立刻改口说:“我的意思是你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看看我,脸色舒缓下来,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些许时候,又回复了平日的和气,笑笑说:“我爸爸啊。他啊——他很喜欢管人。”说完,停了停,最后一个字还在空气里悬浮了一会儿,刚要消失,他又说,“我爸他很喜欢管人的。”

接着,A望着前方的眼神突然兴奋起来,他叫道:“哦,看那边——那边——嗯,嗯……”手臂伸得老长老长,嘴里却怎么也说不出个词儿来。我大笑,往远处看——原来太阳在往下倾斜,苍白的天空静静地燃烧起来。我说:“嗯,很好看。”A奇怪地瞥我一眼,好像说:很好看?我理直气壮道:“总是好看喽。”

A撤下手臂,定定地望着在燃烧的天空,说:“我小的时候,喜欢玩火——喜欢玩火,懂不懂?蛮正常的事情。烧东西。再也没有比烧东西更好玩的事了。有一次,我爸拿来一个扁平的盒子,外面用白纸包着。我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就用火烧。我认为,把盒子烧掉嘛,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不一定真的不懂,只是极想烧;现在想来,假如肯相信,好像也并无不可。于是一盒巧克力被我烧掉了。”他顿一下,接着说,“你想想看,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会露出什么来呢?”

说到这里,他看看我,眼睛里没有问询,只有问询以外的一切表情。“很多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很热切地期待揭晓这个谜底: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仍是天空。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是天空,是天空,又是天空,还是天空,总是天空,没完没了的天空。所以我想,我们一直说宇宙是伟大的、神秘的,其实宇宙是伟大而不神秘。伟大到顶的东西就没有什么谜了。总之天空烧来烧去还是天空,天空背后仍是天空。我们所笃信的常识之类玩意儿,大概只在离地一万米的距离内有效,一万米以外,我们算什么东西,你说?——真烦死人。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真是。”

A颓唐地结束了他对天空的一番议论。他再议论,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也弄不清他是比较倾向于烧还是比较倾向于不烧。他的话里有些什么,我也听到了,听听好像很有道理,只是越听越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世界末日难道真的要到了吗?

我说:“哎,我跟你说呀,我很喜欢走路。”A说:“谁不知道?你要不要印许多广告单去发?”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走路吗?”“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上海的马路。”A说:“当然了。你是什么都无所谓的。你只要有地方给你荡就可以了。”

我问A:“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A说:“我有什么不开心?我不要太开心哦。你看我还一直在笑。”我就不说话了。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知道A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不管是谁,只要站在随便什么地方看看,就会发现没有理由开心。不开心。没劲。

我看着燃烧的天空底下,公共汽车怒火冲冠地跑过来,怒火冲冠地跑过去。车里的人自然麻木不仁,不知道车子着火了。实际上整个地球都着火了。灭顶大火灾。我们电影看得太多。未来水世界,火星撞地球,怪兽哥斯拉——电影里越凶险,我们越安全。其实地球真的天天着火,撞车、分班、煤气泄漏——谁是安全的?谁?

我找到A的手,暗暗握了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