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戎著书
温斯顿·丘吉尔降生于1874年11月30日。丘吉尔身材魁梧，但并不英俊，说话有点口吃且发音不清，非常自信和固持己见。丘吉尔上学伊始成绩不好，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其父母为此苦恼异常，费尽心血。终于他勉强考进了桑赫斯特军事学校的骑兵学科。
丘吉尔来到桑赫斯特军事学校之后，烦恼、苦闷之态为之一扫。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像在哈罗那样令人讨厌的拉丁文、希腊文及其他课程。况且这里不是参谋学院，而仅仅是一所学习时间仅为18个月的骑士学校。
跑马场上的训练给丘吉尔带来很大的乐趣。他多年来一直喜欢骑射，渴望像他的祖先约翰·丘吉尔，即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那样，从事戎马生涯。这位未来的骑兵军官惟一感到不安的是，世界上尚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他无法大显身手、出人头地。
1895年1月24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军校学习期间，他父亲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了，后因医治无效，突然去世，终年46岁。父亲的死，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同年7月，温斯顿又遭到一个不幸，他依恋不舍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夫人也死去了。在这一年中温斯顿变得懂事多了。他在桑赫斯特的最后一次考试成绩是，在150名毕业生中名列第八名，这对丘吉尔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骑兵学科毕业后，温斯顿认定他最理想的服务地点是第四骠骑兵团。他的母亲经过周旋，使英国陆军总司令坎布里奇公爵和团长布拉巴宗上校同意她儿子在这个团任职。就这样，这位年轻的中尉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1895年，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发展成为游击战争。温斯顿正好有5个月的例行假期，他决定同他的伙伴巴恩斯中尉一起到古巴闻闻火药味。最后，取得西班牙政府同意之后，英国最高统帅部让他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去了古巴，去报道该岛正在进行的战争。
到达古巴后，丘吉尔受到了西班牙当局的欢迎。他和巴恩斯随西班牙人的一个后备队在丛林里度过了3天。11月30日，丘吉尔21岁生日那天，他第一次经受了战火洗礼。不久他们便乘船返回英国。丘吉尔和巴恩斯都被西班牙授予红十字勋章。
回到英国后他准备接受第一个军事任务：去印度服役八九年。
1896年秋，丘吉尔随第四骠骑兵团到了印度，被编入班加罗尔驻防部队。在班加罗尔的岗位上，丘吉尔有不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决定好好地利用。他往往连续打几小时马球，最后成了一名优秀的马球手。他也开始给自己补上在学校中未能学到的那些知识。
丘吉尔刻苦努力，专心致志，在短时间内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从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加之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所以后来他不仅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而且成为举世闻名的著作家。
丘吉尔急于成名，惟恐天下不乱。他认为时势造英雄，因此渴求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事业。他迫切希望在报纸上扬名，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不久，机会来了，印度东北边境马拉坎德山口的一个帕坦人部落起来造反了。布莱德将军率领的3个旅组成远征军前往镇压起义，丘吉尔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这次远征。起义者拼死作战，使英国人遭受惨重损失。丘吉尔参加了真枪实弹的战斗，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向伦敦的两家报纸发去了战地报道，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后来他又把这次战争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并把手稿寄给母亲，母亲为他找到了出版社。
这样，丘吉尔的第一本著作《1897年马拉坎德野战军的故事——边境之战插曲》于1898年3月问世了。全书约300页。经过作者修订后于1899年出了第二版。这对于一个学历非常浅、年仅23岁的尉级军官来说，自然是一大成就。这本书使丘吉尔得以跻身于新闻界并有了名气。
1881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反英起义。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被击毙。英国用了很长时间准备“为戈登复仇”，并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当这次战争的决定性战役迫近的时期，丘吉尔打定主意要参加这次战役。
丘吉尔参战的请求虽然得到了陆军部的同意，但却遭到了在苏丹指挥作战的基钦纳将军的断然拒绝。最后，温斯顿能干的母亲通过一切关系为此事斡旋，终于使儿子加入了这位总司令麾下的一个团。
丘吉尔来到苏丹照例不仅是为了打仗，也是为了报道战争情况，他及时赶到了作战部队，参加了1898年9月的决战。这是英国军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一次令人震惊的、最残忍的进攻。这也是丘吉尔从军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战争结束后，丘吉尔乘轮船沿尼罗河下行来到开罗，着手考虑撰写他的第三部著作——《尼罗河上的战争》。在写书的同时，丘吉尔思忖着今后的军事生涯。现在时代不同了，丘吉尔懂得，要升到能够指挥一支像样兵团的军衔，必须经过多年循规蹈矩的军人生活，也许还要到帝国最边远的驻军服役。因此，他必须另找出人头地的途径。这也许是艰难的，但可能是更快达到目的的途径。
正如他已看到的那样，新闻工作在当时为他出名和挣钱提供了机会，以后他可能通过这个途径扬名四方。他仅在1个月里，从苏丹寄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镑的收入，当时他这个中尉的薪水不过12．5英镑。新闻工作还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向上爬的一种手段，而他的确越来越想从事政治活动。
1902年，《尼罗河上的战争》再版时，丘吉尔将两卷本改为一卷本。即使这样，这部书仍畅销不衰，使丘吉尔跻身于英国名记者的行列。
写作使丘吉尔体会到亲身体验战斗生活有别于自己出人头地，于是他便争取机会上战场。
1899年10月，4年的英布战争拉开了序幕。丘吉尔作为《晨邮报》记者随军奔赴南非。
丘吉尔一来到前线，就迫不及待地随部队参加了一次侦察行动。他们乘装甲列车深入布尔人占领区，遭到了狙击，几节车厢脱了轨，机车和部分车厢被阻塞。丘吉尔不是军人，但他奋力使机车和剩下的车厢脱离火力网，抢救伤员，并把装甲列车上的人员带到安全地带。丘吉尔趁着他的老朋友、步兵指挥官霍尔登用火力掩护装甲列车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枪林弹雨中排除了道路的阻塞，使机车带着几节剩下的车厢往回开动了。但是撤退并不顺利，先是霍尔登和他的士兵被俘，接着丘吉尔也被南非民兵俘虏了。
丘吉尔被带到了敌军的俘虏营，后来随一批英国俘虏被送到司令部，大难不死，辗转到了比勒陀利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丘吉尔再三要求把他作为随军记者予以释放，但毫无结果。于是他同霍尔登和另一名军官准备逃走。
一天晚上，趁着卫兵打瞌睡的时候，丘吉尔爬出了学校的围墙。他的两个同伴没有来得及跟他逃出来。
丘吉尔落在敌人的这座城市里，没有伙伴，没有武器，远离前线。他决定奔向铁路，以便乘火车穿过布尔人控制区，逃往葡萄牙殖民地。在比勒陀利亚街上，没有人拦他。他来到铁路旁，爬上缓缓开来的货车，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下面。黎明时分他下了火车，因为担心白天卸煤袋子时会被人发现。
他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布尔人正在竭力搜寻逃跑者。他的脑袋被悬偿25英镑，钱倒是不算多。第二天晚上，丘吉尔未能像他打算的那样爬上过往的火车继续赶路。夜里，他忍受着饥饿，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地向着一所窗口亮着灯的房子走去。他这样做，冒着重新落到布尔人手里或者被告密的巨大危险。但是他这次很幸运。原来这是在几十英里之内惟一的一个英国人居住的房子。
布尔人留下这个英国人是要他照料已被封闭的煤矿的。这个英国人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把丘吉尔藏到矿井里。过了几天，布尔人不再搜寻了，就把他藏到开往葡萄牙殖民地的一节货车车厢里。1899年12月19日，丘吉尔逃到了葡萄牙控制的殖民地。
在南非的奇遇出乎意料地给温斯顿·丘吉尔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他一获得自由，就立即向《晨邮报》发了一份描写他从战俘营逃跑的详细报道。丘吉尔没有提及那位把他藏起来的英国人，以免给他带来危险。这篇报道被当作惊险小说阅读，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丘吉尔回到南非的德班时，英军司令部把他当作英雄热烈欢迎，欢腾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向他涌来。
围绕丘吉尔出现的这种喧闹场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遭到一连串的严重失败。这是英国人自克里木战争以来遭到的最大损失。在英国和布尔人的战争史上，这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的“黑暗的一周”。丘吉尔英勇无畏地、成功地逃脱危难，是“黑暗的一周”中惟一的亮点。
为了转移各界的注意力，英国报刊抓住丘吉尔的奇遇大作文章。报刊把他逃出俘虏营的事当作轰动一时的新闻刊登，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甚至杜撰了一些绘声绘色的细节。一个投降被俘的记者，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
丘吉尔的形势一片大好，彻底改变了他的不利局面。布勒将军不但接见了他，还不顾禁令将他编入了部队。
步入政坛
丘吉尔从南非归来，成了英国的民族英雄，同时也获得了政治资本，为自己跻身议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11个选区询问他是否愿意代表他们去当选议员。如今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不仅传遍了英国，而且随着电波扩散到了全世界。
英国首相——保守党人索尔兹伯里，于1900年解散了议会，宣布举行下院选举。保守党人明白，付出巨大牺牲才赢得的对布尔人的胜利还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只有闭目塞听和不懂政治的人才会以为，英国人占领布尔人两个共和国的首都会使战争结束。布尔人是顽强的敌手，他们采用游击战的策略继续斗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保守党人预见到这种可能性，便利用英布战争期间席卷英国的沙文主义狂热举行议会选举，以便攫取多数席位。他们在演说中提出的口号是，“把南非战争进行到底”。他们的对手自由党由于对战争的态度不同，发生了分裂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中有一派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自由党人，另一派是亲布尔人的激进主义者，还有一个中间派。保守党人张伯伦在竞选演说中说：“政府在议会中失掉的每一个席位，都将是布尔人赢得的席位。”人民群众虽然不赞成保守党人的沙文主义观点，保守党人在选举中获得的议会席位比以前少了一些，但在下院仍然维持了多数。
毫无疑问，丘吉尔是保守党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之一。他现在是作为一位战争英雄参加竞选的。在竞选中保守党人充分利用了他的逃跑经历进行宣传，为他编写了诗歌，谱写了歌曲。歌唱家在音乐厅为他唱赞歌。那位大人物约瑟夫·张伯伦亲临奥德姆选区支持丘吉尔。
丘吉尔的堂兄马尔巴罗公爵同他一起来到奥德姆，答应出400英镑作为竞选费用，并许诺每年向当地党组织捐款100英镑。丘吉尔由于得到这些支持虽然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但胜利是勉强的。他仅仅获得了130票的多数，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当上了议员。
为了应付官场上唇枪舌剑的斗争，丘吉尔练就了一套“过硬的”演说本领。诚然，他的演说刚健有力主要不是由于思想深刻和逻辑性强，而是对听众有感染力。
英国议会传统是新议员来到下院后不能立即发表演说，他们至少经过1个月以后才能发表演说。丘吉尔不满意这个传统，他不想浪费时间去等待，于是只过了4天就发表了自己的首次演说。
丘吉尔把英国与布尔人的战争，作为自己首次演说的题目，因为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当时南非发生的事情。可是他这篇演说主张比较温和地对待战败者，与保守党的路线背道而驰。他在演说中对布尔人表示一定的同情，他说：“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没有像布尔人那样在言论上得到如此多的同情，而在事实上又得到如此少的实际支援。”
他从“左”的立场出发攻击自己党的领袖，而他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左派”。
丘吉尔，除了拥有能蛊惑人心的两片嘴外，在他周围还结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派别集团。他们都是与他相仿的沽名钓誉的年轻人。这个小组的著名成员之一就是首相的小儿子休·塞西尔勋爵，小组的名称“休里干斯”就是从他的名字引伸出来的。不久，这个名称就流传得走样了，后来人们就干脆称它为“胡里干”了。丘吉尔组成的小组常与各著名党的活动家会晤，共同讨论政治问题。1902年4月，该小组邀请约瑟夫·张伯伦共进午餐。临别时，张伯伦告诉他的关于“关税壁垒”是将来的政治实质，这对丘吉尔以后是大有益处的。
丘吉尔从来相信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创造历史，他坚信自己能统治英国人民。1901年，他进入下院的席位，把下院当成他精神上的寄托。
丘吉尔是一位非凡的公众演说家，他的讲演，在会堂里能使几千人屏息，通过广播扩音器可以让几百万人入迷。他善于把对英语的精通与自己的翩翩风度结合起来。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演讲之所以激动人心，是因为他本人也为他为之奋斗的理想所激励。但对他来说学会演讲并非轻而易举。开始的时候他写出并熟记每篇讲演稿，对着镜子研究说话的手势，甚至试验以各种方法使用咬舌音，以增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