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前，在康有为与荣禄等重臣进行的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中，荣禄曾先发制人，说过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出自荣禄之口的一句话，表明了当时其对维新运动的态度和立场。同时，这种态度和立场代表了西太后的意志，表明后党是维新派的劲敌，而荣禄则是其中坚。正是由于后党对维新派的镇压，最终导致了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兴起的“富国图强”的维新运动的失败。
1.投靠慈禧，步步高升
荣禄（公元1834年—1903年），姓瓜尔佳，字仲华，别号略园，满洲正白旗人。祖父名塔斯哈，曾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父亲名长寿，曾任甘肃凉州镇总兵。
荣禄于咸丰二年（公元1853年）十一月因荫庇而初任主事。同年十二月，19岁的荣禄又承袭了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从此，他踏上仕途，一帆风顺。咸丰三年，他在工部任职，咸丰九年，又调为户部银库员外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十月，醇亲王奕伕将他升为神机营文寨处翼长。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七月，他统领神机营全体官兵奔赴蓟东剿捕马贼，并到喜峰口、铁门关察看边口情况。九月，他又领副都统的官衔，管理健锐营事务。之后不久，他因督练营兵有功，被升为神机营专操大臣，很快又充任神机营威远队专操大臣。任此职期间因其才能突出，旋又被授予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不到半年，他又调任镶白旗满洲副都统。同治七年（公元1808年）正月，荣禄跟随恭亲王治理巡防事务，镇压北方捻军起义，不久，捻军被镇压。同治帝赞其防剿有功，又赏其头品官衔，以资鼓励。此时，大学士文祥也很欣赏荣禄，称其“忠节之后，爱惜声名，若界以文职，亦可胜任”。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荣禄又升任工部右侍郎，并兼管钱法堂事务。三年后，又兼任吏部左侍郎，并授予正蓝旗护军统领。接着他又被授予总管内务府大臣之职。他善于观色，长于逢迎，后来投靠了慈禧。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初五下午，因患天花发生病变的同治帝载淳，在养心殿东暖阁中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而此时慈禧已作好让载湉继皇位的打算。薄暮时分，宫中忽传出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的命令，宣召枢要大臣火速入宫，商议要政。当皇太后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后，在一片片呜咽的哭声中，立刻传下了“懿旨”，其中有一项是“命荣禄预备各种仪仗，通接载湉入宫”。旋即，荣禄便执行“懿旨”。然而，当荣禄迎接载湉入宫时却又踟躇不前：“载湉既然是嗣皇帝，那么进宫穿什么服装呢？”他不得不去请示慈禧。慈禧看了看荣禄，轻松而舒缓地说：“嗣皇帝的小皇冠、小龙袍早就准备好了，你到储秀宫（慈禧的宫室）去取就行了。”善于察言观色的荣禄马上心领神会，匆匆看了一眼慈禧就离去了。不一会儿，荣禄就将龙袍取来交给太监们，吩咐他们给正在熟睡的载湉穿上。一切准备就绪后，载湉被抱上了暖舆，在荣禄等人的簇拥下，被抬往紫禁城。十二月初六，慈禧颁布“懿旨”，宣布载湉继位，为光绪皇帝。不久，慈禧以光绪尚小而国事艰难、事务繁杂为由，又颁布诏书，由自己“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三月，荣禄又兼署步军统领。光绪四年四月，荣禄充任紫禁城值年大臣，五月又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又擢升工部尚书。八月荣禄因病乞假，皇上因其差务较繁，解除其工部尚书的职务，同时又任他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差使之职。光绪十一年（公元1886年），荣禄因滥用枪支，被降职二级，光绪十三年，他又被授予镶蓝旗蒙古都统的官衔。第二年九月又署镶蓝旗汉军都统。皇上大婚时，充任扈从凤舆大臣和专操大臣。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荣禄被授予西安将军的称号，接着荣禄又请求添加五百人入练洋枪步队，作为西安威远队，其请求立即得到了支持。光绪二十年十月，皇太后六旬大寿时，荣禄入京祝贺，又授予步军统领之称。当时日本正侵扰我国，山海关关内外的防军连连失利，京师大受震动。在此情势下，荣禄上疏陈述紧急固守的根本之策，大致内容如下：“对付外国不外乎‘和’与‘战’两种策略，但必先以‘战’为根本，而后才能以‘和’来了结。光绪十年（即1884年）法越之战，在谅山一地获胜，才与对方讲和，不可能有不受惩制而与对方讲和的情况。用兵不外乎‘战’与‘守’两种方式，但必先以‘守’为根本，而后才能以‘战’获取成功。咸丰、同治年间的粤、捻之役，畿辅首先得到有力的防守，这样敌方势力逐渐衰弱，不可能出现不固守畿辅就能与对方言战的情况。所以我请求依照咸丰三年、同治七年的经验教训，设置巡防局，以亲王为首领，专门治理军务，并精简督理五城防务的大臣，以求实效。同时任用老将如前任湖北提督程文炳、甘肃新疆提督董福祥、凉州镇总兵闵殿魁，并招募重兵驻守京畿，以备缓急之用。”此提议立即得到皇上的赞许，旋即命令其参与商议军内要事。不久，荣禄又受命在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上行走。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6年）六月，荣禄任兵部尚书。不久，他请求变通武科举：“武科的设置，原期望用以抵御外侮。自从火药类武器盛行以来，弓箭类武器已失去其特有的功效，与八股文和试帖考试的弊端略同。追根溯源，国家衰弱的根基就在于此。试查看应试的武童，各州县少则百人，多则数百至千人。如果以每县二百人为标准来计算，将各省全部合起来，其数量可达三四十万，这些武童都年轻气盛、身强力壮，假若每省再聘请数10个精通洋人操练之法的人，就地教练，一年之后，可成精兵。学习三年后才可成为武生，再从武生中挑选武功突出者，进入武备学堂学习格致，地理等知识，三年后由督抚考试，列入优等者，作为武举人，其名额不得超过本省旧名额的二分之一，此为武备特科。这三年一试的武科，暂时按旧制举行，但须酌情减少旧名额的一半。等到新制度试行有效后，再将旧制度废除，并将这些特科武举人送到京师大学堂，以三年为限，由兵部奏请钦派大臣考试，列于优等者，作为武进士，其名额与常年会试中举名额，各为一半。各路军营，自哨长以上，均用这些武举人、武进士补充，以备干城之选。以上种种都参酌了中外兵制，对于造就将才，于国家的富强实有裨益。”这个要求刚提出，便引起众人的议论纷纷，所以没有马上得到实施。但后来罢武科举，以及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最终还是按照荣禄的建议施行的。
2.戊戌改变，囚禁皇帝
公元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些爱国志士认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以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为标志，爱国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于是，亲政以后的光绪帝准备召见康有为，商量变法事宜。而荣禄等人说康有为根本不够资格直接拜见皇上，请求皇上让他们自己来处理就行了。荣禄对康有为一向甚为痛恨，他曾公开对人说：“康有为设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还没有死，就是亡国也不劳他来保。他如此狂妄，非杀不可！”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初三下午，总署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召见了康有为。这实际上是一次大论战。当谈到变法问题时，荣禄先发制人，态度冷傲地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早有准备，面色从容地反驳道：“任何事都得因此变通。就拿总署这个衙门来说吧，祖宗当年就没有设过，现在则增设了。形势不同，这种变化是免不了的。”荣禄被康有为驳斥得哑口无言。这次召见，从午后三时直到黄昏，荣禄对康有为抱有极大的政治偏见，没等接见完毕，便先行告退了。
同年四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宣传保国、保种、保教，荣禄大加诋毁，攻击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要康有为“小心脑袋”。
同年六月，“百日维新”开始，荣禄等人与慈禧密谋策划扼杀维新运动，先由慈禧逼迫光绪帝罢免其老师及亲信翁同龢。慈禧罢免翁同龢后，很想让荣禄入军机处，而荣禄很会察言观色，并懂得兵权的重要性。所以荣禄极力推辞，他冠冕堂皇地说：“去一汉员，仍宜补一汉员。”他推荐王文韶入总署，他自己则乘机代替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把持军事大权。这样，荣禄轻而易举地节制了北洋三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并被授予大学士衔，成了权倾内外的重臣。
就在这个时候，荣禄等人已经开始策划废黜光绪的问题。荣禄再三恳请慈禧再一次出来“垂帘听政”。慈禧一方面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又不无顾忌地说：“我不是想躲在颐和园里享受，只是怕人家又要嘲笑我好揽大权了。”荣禄则谄媚讨好地说：“所谓‘揽权’，是对臣下讲的，怎么能指太后呢？明白事理的人不会说这种话，说这种话的人无足轻重。”
荣禄曾遍邀王公大臣联衔恳请慈禧垂帘训政，其目的是造成一个声势煊赫的吁请慈禧垂帘的运动，以便上下勾结，夺取光绪帝的皇权。虽没有达到目的，但他这些邀宠的举动，使慈禧更加宠信他了。
戊戌年六月，顽固派诸大臣见光绪废科举、兴学校，又听说要裁撤衙门，都感到非常恐惧，纷纷劝荣禄设法阻止。而荣禄却笑着说：“等到他们闹到剪辫子的时候，自然有办法，这个时候你们就这么着急干什么！”荣禄的一席话表明慈禧一党早已打定主意，只等一有时机，就立即扑灭新政，取代光绪。
当时盛传慈禧准备于九月带光绪去天津阅兵。而实际上到天津阅兵只是荣禄为了迎合慈禧喜欢游玩的心理而上的奏折。但维新派认为，顽固派可能用阅兵之机逮捕并废黜光绪帝，推翻新政。此时此刻，维新派才感到有抓住军权的必要。经过仔细筛选，他们将目光移向了袁世凯。他们打算鼓励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兵围颐和园，逼慈禧交出政权。于是维新派志士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在谈话过程中，袁世凯假惺惺慷慨激昂地表示：“杀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嗣同听后，甚为满意，放心地走了。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发生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一是光绪帝明发上谕召见袁世凯，二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这两件事荣禄都是当事者。在前一件事中，荣禄负责转达谕令，而在后一件事中，荣禄曾亲自宴请伊藤。身为慈禧亲信的荣禄马上将所掌握的有关情况全部电告了慈禧。同时荣禄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他见袁世凯被召，马上调兵遣将预为防备。首先调聂士成守天津，以断袁军入京之路，接着调董福祥军密入京师，做好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的准备，然后又唆使御史李盛铎奏请光绪帝侍奉慈禧同往天津阅兵，借以乘机下手。
而西太后得到了光绪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伊藤博文的消息后，大生怀疑，认为光绪要“勾外国谋我”，于是便于八月初四返回清官，以监视皇上见伊藤的举动。西太后回到清官时，荣禄也尾随而至。伴随荣禄的是十营聂士成的武毅军开进京城，于是京城轰动，人心惶惶，政变的乌云已经覆盖了北京城。
此时，袁世凯既看透了新的势力斗争的结局，又摸到了维新派的底细，这在他看来似乎又到了“立功”的绝好时机。正好此时荣禄向袁世凯传去消息，诡称英、俄在威海卫开战，各国调集兵船于大沽，命他回天津防堵。于是袁世凯速回天津。回到天津后，他匆忙拜见荣禄，把维新派的计划和盘托出。荣禄闻讯，大吃一惊，急忙趁着茫茫夜色，奔回北京，连夜向慈禧作了汇报。
第二天清晨，慈禧大怒之下，宣布“今日始”重新由西太后“训政”，从而结束了光绪帝的“新政”时期。慈禧还不甘心，甚至想将光绪废掉。于是荣禄忙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请皇太后三思而行，等捉到康有为之后，是非自然清楚。”荣禄这样说并不是想保全光绪，也不是因为“是非不清”，他是怕引起天下的动乱，尤其摸不清外国人的态度。第二天，荣禄带领一队兵士，传太后命令，将光绪囚禁于南海的瀛台。
3.废立之谋，高人一筹
政变后的几天中，维新派和支持变未能的帝党官员或被捕、或革职、或遭终身监禁，无一幸免。对于一切新政，当然要一律推翻。慈禧为了表明她“勇于纳谏”和并不专权，一天，她询问大臣：“新政和祖宗的法各有什么利弊？”在场的荣禄装着很公允的样子说：“变法是为了富强，也不是不可以。但富强之道，无非是开矿、通商、练兵、制造机器罢了。其他治国的大经大法，祖宗早就替我们想得很周到了，决不允许有什么变更。”与此同时，朝中的满族官员还联名上疏，请求慈禧废除新政。这样已经废弃的八股制度，已经裁撤的衙门，已经罢免的官员又统统恢复了。
慈禧是一心想废黜光绪的。但是，了解中外大事的军机大臣荣禄不赞同此事。然而劝说慈禧谈何容易，荣禄为此内心极为焦躁。适逢大学士李鸿章受谕任两广总督。在上任前，他向荣禄辞行，见荣禄面带忧色，就问道：“什么事令你这样烦忧？”荣禄忧心忡忡地答道：“南海虽边远，但实在是一大都会。你到那儿任职，朝廷就无南顾之忧了。你此次出行将高举远引，跳出是非之圈，福诚无量。而我受恩至大，责任也最重。近日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接着，荣禄把慈禧欲废黜光绪帝的谋划和盘托出，告诉李鸿章。李鸿章还未听完，便急切地高声说道：“此等大事，现在怎能这么做？试问你有几个头颅，敢于尝试此事？如果尝试，必定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会有仗义声讨之举。你应该速去密陈太后，成败利钝，在此一举！”荣禄闻此言，怅然若失，感到非同小可，马上请求单独召见。
慈禧召见了荣禄，荣禄问：“传闻将有废帝之事，是吗？”慈禧反问道：“你认为废帝之事行吗？”这时并不同于朝堂之上、群臣之前，荣禄用不着拐弯抹角，他直率地说：“太后要行废立之事，谁敢说不行！但现在他的罪状还不充分，一旦废弃，难免会引起混乱。所以，奴才以为这件事不可不慎重！”荣禄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自政变之后，舆论纷纷，人情汹汹。“皇帝有病，生命垂危”，甚至“要换皇帝”这类传说遍及全国。有的报纸还公开作了宣传。大臣们对废黜光绪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些大臣反对废帝，而有些大臣却极力策划废帝活动，如崇绮、徐桐等拟就请求废帝的奏疏后，曾拉最受西太后宠信的实权派官僚荣禄署名，准备让他领头搞联名奏请。但荣禄此人更有心计，他对内外的反应一直有所顾忌，尤其是惟恐惹怒列强以致不好收拾。因此，荣禄不愿在废帝的事上搞得过分露骨，对崇绮、徐桐的再三鼓励没有明确表态。荣禄看慈禧面有难色，于是献上了一条“妙计”：“现在皇帝年龄已大，一直没有皇子，不如选择宗室近友为大阿哥，当皇上的嗣子，兼嗣穆宗（同治帝），皇帝当年接任的诏书中已经讲了这层意思，别人不会说长道短。太后可把大阿哥弄来，养在宫中，慢慢用他来取代皇上，这不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吗？”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900年）腊月二十四日，慈禧宣布以光绪帝名义颁发的立储诏书：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
4.抗外乏计，晚年敛财
继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在中国又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不久就产生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对义和团是抚还是剿，慈禧犹豫不定，群臣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荣禄善观颜色，并作了周密的思考，他表面上反对招抚义和团，而暗中却支持纵容义和团来对付洋人。
恰在慈禧犹豫不决时，载漪抓住了西太后内心活动的症结，唆使人伪造了一个“清太后归政，废大阿哥”等为内容的“外交团照会”。这个照会是通过荣禄传到西太后手中的。而荣禄收到这一密（禀）后，没有经过一番研究和推敲，也没有与当时熟悉外情的许景澄、袁昶等人详密商量，确定其消息来源是否可靠，就火速禀报了太后。这样，西太后大发雷霆，决意向洋人宣战。
这次战争除天津方面的战斗外，在北京，主要是清军与义和团共同包围攻打使馆。攻打使馆的主要是两支部队，一支是荣禄统辖下的董福祥的甘军，另一支是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这两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猛烈地进攻了使馆，但是进攻的对象也是有所选择的。
义和团和荣禄、董福祥的军队攻了十几天后，并无进展，于是又把武卫军的炮队调去助攻，大炮架设在城墙上，距使馆咫尺之地。只要大炮一发，使馆将夷为平地。但炮队的统领张怀芝却想到了后果，立即找荣禄说：“现在不怕使馆攻不下，就怕攻下后引起麻烦。到时候，我将成为罪魁祸首了。请中堂大人发一道手令，我好遵照办事。”荣禄稳坐在他的虎皮交椅上，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张怀芝又说：“中堂大人不说话，我是不会走的。”荣禄无奈，才慢吞吞地说：“横竖大炮一响，宫里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恍然大悟，就命令炮队向使馆后的空地上射击。一天一夜，炮声不绝，耗费了弹药无数，使馆却未损分毫。
慈禧等人在大敌当前、困难深重之际仍然致力于清算戊戌变法，孤立乃至废掉光绪，接连下令杀害曾支持戊戌变法和光绪帝的官员。荣禄对慈禧的举动有点担心，在杀五大臣时，荣禄曾对慈禧委婉地说：“祖宗时不轻易杀戮大臣，臣诚请太后三思而行。”但荣禄的委婉规劝丝毫无效，反遭到慈禧的一顿怒斥。只是在杀大学士王文韶时，荣禄又出面劝解，以“文韶忠谨，历事多，人言不足信”为由，王文韶方才获免。
听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了，慈禧惊惶失措，同荣禄策划，准备西逃。荣禄建议道：“应当首先给使馆一封书信，请求停战、议和，我想，他们是会同意的。”慈禧听后似感到绝处逢生，连连点头，但又担心光绪会落到洋人手中，所以还是决定西逃。
慈禧西逃后，荣禄充任留京办事大臣。不久，慈禧又命荣禄为全权大臣，与洋人议和，但洋人不允。荣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曾以武卫中军攻打使馆，而董福祥又是荣禄的部下。洋人杀祸首，荣禄自然在名单之中。荣禄于是求救于李鸿章。李鸿章与荣禄交情甚笃，又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经他出面求情，荣禄才得以脱身事外。
慈禧逃到西安后，成立了督办政务处。不久，荣禄赴西安，成了督办政务处的要员，管理户部事务。荣禄在西安呆不久，又得到准备回京的上谕，之后又被封太子太保的头衔。几个月后，荣禄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的称号。此时荣禄以老病为由，诚请解除各项重要差使职务，让其它官员顶替，但没有得到应允。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二月，河南沁阳县教案发生，荣禄上疏民、教相安的策略，大致内容为：教案的发生，层出不穷，大多因为中国人人心涣散。地方官对于案情的曲折，不能详细分析辨明，致使平民被抑制，难免会引起民愤。加上教堂赔款，无非是向地方摊派，地方又向老百姓收敛。教会的惩罚愈重，仇视教会的怨愤愈深，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事非同小可。所以应当马上惩前毖后，正本清源。应当妥善订立规条，通行各教士，一律照办。对于民教交涉之案，也应公平审理。只有民教相安，国家才能安定稳固。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应允。
公元1901年屈辱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集团开始搜刮金钱。主持朝廷大政的荣禄也热衷于卖官得钱。天下无耻贪婪之徒，投机钻营之辈，都聚集在荣禄门下，他本人所得到的金钱以亿万计。荣禄利用其重权要职，大肆受贿，甚至军国大事，只要有金钱，他也可以“通融”。曾有一个叫陈泽霖的军官大发国难财，侵吞了大批军饷。开始，荣禄严令催逼，并要治他的罪。陈泽霖就赶紧托人送给荣禄4万两白银，20斤白燕窝，4箱绸缎。于是，荣禄马上同意陈泽霖以“行军遗失”的名目予以报销。这个时候，政以贿成，天下大事大抵都由荣禄来决定了。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荣禄病死，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从出道任职到死谥文忠，荣禄走过了一条风雨坎坷而又显赫、扶摇直上的人生之路。他能言善变、察言观色，博取了曾控制清王朝近半个世纪的西太后的欢心与宠信，从而成为大权在握的重臣。他虽不能称为保国之忠臣，却有忠太后之赤心，为西太后的统治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
荣禄曾镇压维新变法运动，帮助太后册立“大阿哥”，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对义和团又表现出似剿实抚的态度，以此来对付洋人。后人评价荣禄，或是或非，莫衷一是，但他在清末历史舞台上对当时的时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