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曾国藩如何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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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在京城的日子(3)

穆彰阿听罢心中也不免起疑,凑近细细一端详,果然如曾国藩所说,心中不由暗自佩服曾国藩的才华,于是赶忙扶起曾国藩。从此不仅多了同好之谊,而且对曾国藩另眼相看。

由此可见,第一,穆彰阿虽然是贪官,但肚子里也是很有些真材实料的;第二,穆彰阿虽然结党营私、权势盖天,却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刚愎自用、不可一世;第三,穆彰阿相人确实颇有心得,当年道光帝见过曾国藩,给了一个“面容不雅”的评价,但是穆彰阿却慧眼识珠。在那之后,穆彰阿没少在曾国藩的仕途上予以帮助,比如在觐见圣上这样的升官之路的节骨眼上,穆彰阿指点曾国藩,用四百两酬金从一位太监那里换来了圣上面试的问题,之后果然押题命中,对答如流,让皇上十分满意。诸如此类,明里的举荐、暗地的阴功,穆彰阿为曾国藩谋了不少的机会。而曾国藩也用自己的成功印证了穆彰阿的眼光,乃至后来力抗太平军、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整个清王朝,从这点上讲,提拔了曾国藩的穆彰阿,虽然难洗蠹虫之名,但对整个大清朝而言仍然是功大于过的。

就这样,曾国藩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之下,度过了人生事业的第一个高潮期。按照这样的发展,曾国藩可能会成为清朝历史上无数碌碌无为的一品大员中的一个。可是曾国藩怎么也没有想到,官场的浮沉来得是如此之迅猛;更没有想到,在他飞黄腾达之时,西南偏远的广西,一点小小的火种,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4.这个人发疯了

历史翻到这一页,让我们暂且把镜头从曾国藩身上移开,转向偏远的南方。

一名背负着改天换地的使命的男子,一位命中注定与曾国藩命运纠葛的男人,在经过了童年、青年漫长的混沌与蹉跎之后,终于彻悟了自己的宿命,于是在偏远的西南起步,踏上了他撼动天下的征途。

对于曾国藩来说,这名男子几乎要了他的小命,但也成就了他不朽的功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著书立传的角度讲,这名男子才是超越曾家父母、道光帝、穆彰阿而影响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人物。

这名男子叫洪秀全。

洪秀全,1814年1月1日,也就是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十日,出生在广东省花县芙蓉岭下一个叫作“福源水村”的小村庄,本名洪仁坤,乳名火秀。较之曾国藩“大蟒转世”的神奇出身,这位农户之家的三儿子实在是过于平淡无奇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后来在大清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留下的那一笔,要比出身轰轰烈烈的曾国藩浓墨重彩得多。

历史是成功者写就的,“塑金身”的殊荣,也只有成功者才有资格享用。在太平天国败亡、满清继续苟延残喘的后几十年,又有哪个不怕死的敢为长毛子立传、为太平天国招魂呢?反过来,如果当初太平天国获胜,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版本了。

洪秀全的童年充满了苦难,相比之下,曾国藩童年的那些忧愁,就更近似于富家子弟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的淡淡忧伤了。洪秀全童年时期的清王朝,早已过了鼎盛时期,一方面国力盛极而衰,另一方面康乾盛世时官员过于奢靡骄纵深埋下的腐败祸根也终于开始发芽了。官员们一面拼命享乐,穷奢极欲,一面疯狂地压榨人民。地主、官僚和高利贷者勾结在一起,贪婪凶残地兼并土地,搜刮钱财。当时流行一首歌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租米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在重重剥削下,农民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生活异常艰难。洪家以务农为生,是一个自耕农,人口多,田产少,每年收入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官绅的欺压和勒索,一年辛辛苦苦打的粮食,能剩下来的,简直少得可怜。为了躲避苛捐杂税,寻求更好的土地和收成,洪家几度搬迁,而少年洪秀全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背井离乡的屈辱和痛苦,对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的不满情绪,开始慢慢地在心中生根发芽。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身体不甚高大强健、只能用幼稚的眼光恨恨地盯视着那高墙衙门、傲慢官差的小屁孩,后来竟然掀动了整个江山,“敢叫日月换新天”。

后来,洪家为了让自家能够从世代务农的命运中解脱出来,决定把希望押在自小聪颖的三儿子洪秀全身上。夫妻俩节衣缩食,将洪秀全送入私塾,以期能够求取功名。而洪秀全也非常争气,十三岁时“就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达到了“经史诗文无不博览”的程度,老师和族人无不称赞他为“才学优俊”的“神童”和“奇才”!而且洪秀全少年时代就很有个性,他喜欢读书却没有书呆子气;他对人热情,性格活泼,又举止庄重,谈吐诙谐。对事情的是非,有自己的主见,不随声附和别人。平日里,作罢功课,也不忘帮助家里务农,田间耕作,放牛放羊,俨然一个阳光少年。比起按部就班地读书的曾国藩,洪秀全的童年经历看起来更像一个“主人公”。

1828年,洪秀全十六岁了,正值风华正茂,他肩负着父老乡亲的重托,满怀信心地踏上了科举考试的征途。他到花县参加“县试”,名列前茅,但是到广州参加“府试”时,竟名落孙山。这对于一个一向学习出类拔萃、自信又自负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洪秀全颇有些灰心,不过很快又振作起来,接受朋友的邀请在乡下做了私塾老师,一边挣钱养家,一边潜心读书,为下次考试作准备。1836年,洪秀全再次赴广州应考,再次不中。

所谓事不过三。这第三次的中与不中,终于使洪秀全与曾国藩这一对命里注定的路窄冤家,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

屡试不中对洪秀全的打击不仅是心灵上的,也是肉体上的。洪家本来就不宽裕,洪氏夫妇勒紧裤腰带供洪秀全念书,让洪秀全从孝道上倍感压力巨大,三次不中的打击彻底击倒了他。得到落榜消息的洪秀全大病一场,高烧不退,脑中出现了许多幻象。有记载说:

他的病情极为严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躺在病床上,许多光怪陆离的幻觉,在他脑海里出现,一会儿天旋地转、云山雾海……待头脑稍微清醒一点时,他便开始大骂孔子,骂孔孟的经书不是真理……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噙着泪水对父母说:“恐怕我的时日不多了,爸爸、妈妈啊,你们那么辛勤地养育我、爱护我,可我的回报是多么糟啊!我再也不能去获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和显亲扬名啦!”……在这种精神状态之下,加上头脑中不时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梦,终于,他大叫着“斩妖!斩妖!”从床榻上蹦将起来,手持菖蒲当剑挥舞,口中大叫:

“斩妖!斩妖!斩呀!斩呀!”

他的这一举动,将父母、亲属吓了一大跳,欲待上前拉他,却见他双目如燃,喷射出灼灼光芒,透出一股杀气,倒也有几分威慑力,使人不敢轻易近身。父母及亲属呆在一旁,愣愣地瞅着他,他因无人拦阻,便在室内兜圈儿奔跑,跳跃窜纵,手中的菖蒲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这个角落戳戳,那个角落甩甩,嘴里叫得更响亮了:

“那是一个妖,这是一个魔,斩呀!多少妖魔,经不起我一剑!斩呀!斩呀!”

洪秀全的父亲以为洪秀全被妖魔缠住了,忙请了当地有名的法师来捉妖驱鬼。洪秀全大叫道:“再多的妖魔我也不怕,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

184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从自己的书橱中发现了第三次去广州应考时在路边随手捡到的一本《劝世良言》小册子,才明白自己当年病中的种种幻想从何而来。

这《劝世良言》乃是清人梁发编写、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小册子。既然称之为“小册子”,可见其规模不大,内容也不甚丰富,文字不甚通顺,尤其是将基督教的精神和中国的仙妖神魔结合在一起,看似平易近人,实则驴唇不对马嘴。然而就是这么一部小册子,却给了洪秀全莫大的启示。

洪秀全经历了四次科考不中的惨痛,1837年的落榜已经让他在精神上和儒家以及科举为官渐行渐远,这次落榜之后他终于决定彻底与统治体系决裂。在那之后,洪秀全就一直在暗地里思考如何与这个看他不顺眼、他看着也不顺眼的统治体系对抗,但是读过书的他也担心贸然举起反旗师出无名,不好笼络人心。且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是活不下去了才一涌而起,开场轰轰烈烈而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被镇压,而辛苦得来的胜利果实最后都被打着“义师”、“勤王”、“匡扶”等旗号的士族势力巧取豪夺了去。可见,在中国,没个喊得出口的“名号”、举得起来的“旗帜”,想成大事,难上加难。

现在,洪秀全苦苦寻求的“旗帜”、“名号”,就在这本半土不洋的小册子里了。

洪秀全吸收了《劝世良言》中援引自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创作了《原道救世歌》、《原道警示训》等一系列作品,指出:

“开辟真神惟上帝”:上帝才是开天辟地的唯一真神,而朝廷所尊崇的“真龙”、“孔圣”,都不足为训。

“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天下不是你大清的天下,不是你爱新觉罗的天下,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天下,从过去到现在自古流传的。

“天下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天下本来就是一脉相连、一气呵成的,为我们所有人所共有,又怎么能是你帝王一家私有?甚至连“部分私有”都是不合理的。

“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天下人本来都是兄弟,为什么你帝王就高人一等?天下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又凭什么你帝王一个人以“天子”自居?

诸如此类。

平心而论,这些混杂了基督教思想和朴素的共产主义观点的宣传文字,在逻辑上和思想体系上都是一片混乱,称之为狗屁不通亦不为过。但是,就像现在口出雷人之语就可以博得出位一样,洪秀全通过这些文字表述出来的人人平等、上帝唯一之类的理论,对于习惯了“真龙天子”、“帝王天下”说辞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把种种不平等当成理所当然的老百姓们听了之后,原本堆砌得就不完善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开始迅速土崩瓦解:听起来没错啊,是啊,为什么啊?凭什么啊?!

无数的封建王朝,就败在一句“凭什么”上。

1843年之后的中国,端的是一片狼藉。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让清朝元气大伤。虽然老百姓不太清楚也不怎么关心朝廷如何在洋人那里吃了败仗,但是付出巨大赔款之后变本加厉地从老百姓骨头上刮油,老百姓却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增加的赋税、越来越过分的腐败,加上1849年前后广西连年的旱灾,把老百姓逼上了“不反则死”的绝路。就在很多人寻思着是去做土匪还是去做海盗的时候,洪秀全来到了广西,带着他的《原道救世歌》和创立的教会——拜上帝教。

洪秀全的平等思想让潦倒到极点、几乎放弃了做人尊严的穷苦农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做“人”的感受。能做人,为什么要做奴才?能做主人,为什么要做流寇?洪秀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提出“戒鸦片”、“戒赌博”、“不诲淫诲盗”等诸多方针,条条正中老百姓的心窝。于是在老百姓眼前,一边是清政府的官老爷们腆着大肚子高喊着:“交出你的钱,然后像狗一样滚蛋、饿死在路边吧!滚出去!”一边是散发着人性光芒的“上帝”在柔和金光中微笑着说:“来啊,来和我一起创造天国吧。”一边把人往死路上挤,一边敞开怀抱等你来。毫无疑问,不选择后者都是脑袋饿晕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的想法没这么复杂:当匪,吃饱饭,早晚是个死;造反,吃饱饭,也许死,也许做大爷。

无论如何,借着清政府昏庸无能、毫不亲民的地方官吏和天灾的“庇护”,洪秀全在广西找到了他的“死士”。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自称上帝次子、耶稣的二弟,自号“天王”。

起义之初,地方官员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次平凡无奇的农民造反。当时由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中华大地尤其是广西一省起义之多,在地方政府看来则有如打地鼠一般,打下去一个冒出来两个,天天拆东墙补西墙地疲于奔命,最后索性“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料定这群屁民也闹不出什么名堂。直到洪秀全宣布建国,才发现事情要闹大,自己兜不住,于是上报朝廷。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提督向荣率部一万余人前来镇压。清政府和这两位钦差大臣显然也没对洪秀全部产生足够的重视,结果让洪秀全率领一群农民在江口圩、屈甲洲连败两阵之后安然脱逃。接下来,太平军反复穿插于各个城镇之间——3月19日在台村、灵湖伏击清军,几乎全歼;5月15日夜,攻占象州古城;6月9日,夜袭独鳌岭清军大营;8月15日向新圩转移;9月份,大军直指永安,沿途不断吸收慕名而来的有生力量,许多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如陈玉成、李秀成都是此时加入的。清军发现,这支反贼不仅清剿不净,反而还越剿越多。

9月4日,太平军攻陷永安,洪秀全借此机会开始完善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诸种制度:12月,册封诸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史称“永安建制”。至此,太平天国要城池有城池,要军队有军队,要制度有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政权。太平天国政权与清政府南北对峙,再也容不得北京朝廷的半点小觑了。

5.曾国藩的烦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