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受到像曾国藩这样截然不同的评价。大毁大誊，这是历代学人对曾国藩评价的总结。
曾国藩，誉者奉为精神偶像，敬拜推崇无以复加；毁者指为千古罪人，切齿恨之唾之犹不满足。正是这样的反差，才让我们的历史学界、政治学界对于曾国藩的评价和认识不断更新，形成了经久不衰的“曾国藩现象”。
以咸丰皇帝、慈德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曾国藩尽管疑忌重重，但曾国藩投笔从戎，忠君思想始终不变，镇压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太平天国。所以，清政府一直将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湘军视为“中兴名臣”，尤其在曾国藩死后，更是将曾国藩作为忠君报国的忠臣良相加以歌颂。除对他一生的活动全盘肯定大加褒扬外，还追赐为太傅，谥文正，准入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在原籍和江宁建专祠，宣诏国史馆立传。而且在死后的四十余年里，被抬得越来越高，成为偶像。
清朝重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对曾国藩的推崇几乎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思想、行为、政术、学术虽与曾国藩有异，但总体是继承了他的那一套。
辛亥革命时期，他被“排满革命派”激烈抨击，“汉奸”、“民贼”的称号加到了他身上。民国时期，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者和集大成者。改革开放后，人们从文化上、精神上、人格学问上肯定曾国藩。这些说明，无论是毁是誊，曾国藩是一个影响了百年中国历史的人物。
笔者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曾国藩。或许这正是一个真实鲜活的曾国藩。他严肃保守，却不失变通；他主张仁爱，却纵容手下杀俘；他主张清正廉明，手下却不乏贪赃枉法之人；他拥有一支足以称帝的虎狼之师，却急流勇退，处处看慈禧的脸色……
面对不断前进的世界工业大潮，曾国藩以罕见的远见卓识创造了很多个中国的第一次：第一次主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轮船技术；第一次派人出洋买机器；第一次提出让商人进入国家控制的领域；第一次上奏促成派遣留学生出洋的计划……曾国藩的西学主张，归纳起来，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例如，他不重视西医，子女请西医给夫人看病，他心中十分不快；他主张引进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但对其政治制度、思想体系却贬得一塌糊涂。
曾国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严于律己，克服私欲，弃恶扬善。小时的曾国藩沉默寡言，但是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稍微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心浮气躁，经常争强好胜……这些毛病都在以后每日必做的修身养性的功课中，以坚韧的毅力一一克服了。
曾国藩一生给自己立了“三戒”：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同时，他还写有“三字箴”。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曾国藩还作“五箴”，即立志、居敬、立静、谨言、有恒。他时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每天三省其身。
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取意于求缺于他事，求全于堂上。他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做到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在后来的戎马生涯里，曾国藩仍然坚持修身、记日记，每天把自己的错误记下来，然后不断反省、改过、求知、前进。可以说，曾国藩的精神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诚——诚心、诚敬、诚恳、诚笃、诚朴、诚实、诚挚。
在六十二年的人生旅途中，没有人去苛责、要求他这样做，但是曾国藩出于自我修身养性的内在生命的自觉，将这些习惯保持了一辈子。
正是这样的人格修养，造就了曾国藩屡败屡战、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在困顿江西、困守祁门的岁月里，曾国藩那种不服输、不气馁的坚毅气魄让人印象深刻。
曾国藩一生谨小慎微，这在他乡居两年后最为明显。出山后的曾国藩韬晦有术，从不张扬，没有半点文人的狂傲之气，这让他的朋友、敌人都惊讶、佩服不已。正是这种隐忍，使得曾国藩能够在朝廷的猜忌、地方官员的排挤、满清贵族甚至朋友、家人的责难中挺下来。他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处处不忘适可而止的态度，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他的辉煌一生。
同时，曾国藩还十分节俭，立志要做一名清官。曾国藩常年穿的是一件又短又小的马甲，睡的是布被草席，每顿饭通常只有一个菜，被时人称为“一品宰相”。他的随身之物没有一件珍奇贵物，只有两口小木箱装书。他要求自己的子女、家眷维持乡居的生活，不准奢华。
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而言，引起争论的是立功，而在立德、立言方面，曾国藩无疑是后人的精神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