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防有事，家里要把钱雪梅送到地区精神病医院做检查。
精神有毛病，牵涉到人的声誉，妨碍着正常的社会交往。对于精神病患者，别人都提防着，不会听你说话，你说什么，即使是很正经的，都会说你是胡说，甚至为了不惹麻烦，还像躲避瘟疫一样离得远远的。
这是很严重的，钱雪梅坚决不去。
但是，母亲周秀兰已经说得发了火。“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过，她知道她的脾气，知道她不是能够强迫的，又说，“我们是为你好，是叫你去检查一下，又不是硬说你精神就有问题。你去检查了，真的有问题就治疗，没有问题，家里人也好放心！”
钱雪梅坚持自己没有病，但是又没办法改变母亲要她去医院的决定，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去就去嘛！”
去看这样的病要保密，决不能让外人知道，就是自己的家人，不该告诉的也不要告诉。周秀兰做得很好，只同老头子钱家吉商量了一下，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不知道。
那天，谁也不知道周秀兰要出门，她同往常一样。等上班的上班去了，上学的上学去了，人都走了，她才同钱雪梅出门到铁桥头等公共汽车到火车站现买车票到绵阳。
这个行程钱雪梅是不情愿的，一路上没有主动同母亲说一句亲热话。周秀兰说什么，她只是“嗯嗯嗯”地答应，有时“嗯嗯”声还是从鼻孔里发出的。周秀兰倒是主动，一会儿笑着说这，一会儿笑着说那。刚到十二点，就问钱雪梅吃什么。钱雪梅不回答，她就起身到餐车随便吃了一点东西，而对钱雪梅却精心地挑选了一份她平时喜欢吃的饭菜端到座位上。钱雪梅吃了饭，还是一句话都没说，碗筷往小桌上一推就把脸侧过去看着窗外，周秀兰赶快收起来送还到餐车去。
到了绵阳，母女俩径直去了医院。
绵阳精神病医院是全地区唯一的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虽然建院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它的唯一性，病人很多。
钱雪梅母女走进去，正是上班时间，挂号室窗前排着长队。一走拢，周秀兰就赶快去排在后面。
“怎么这么多人？”周秀兰一边随着长队往前移动，一边抱怨。
“这是下午，人少多了，要是上午，那才人多。”排在她前面的一个农民说。
“这么多人得精神病！”周秀兰心里想，越想越感到自己这次带钱雪梅来检查的决定是正确的。想到这里，周秀兰白皙细腻的胖脸绽放出得意的笑容。
挂了号，来到诊断室门前，母女俩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等了很长时间，才听到里面叫钱雪梅的名字。
周秀兰陪着钱雪梅走了进去。
医生问：“哪个叫钱雪梅？”
钱雪梅响亮地回答：“我！”
一个四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的男医生听钱雪梅回答的声音，抬眼观察了一阵她的神情，说：“你可能精神上不会有啥问题吧？”
“就是嘛，我说我精神没有问题，他们硬是要叫我来。”钱雪梅看着母亲周秀兰对医生说。
“不要说其他的，既然来了，就好好地检查一下。”周秀兰插话说。
“你是她什么人？”医生问周秀兰。
“我是她妈。”
“你女儿平时有些什么反常的表现？”
“她没给单位任何人说，一个人跑到北京去……回来以后就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发呆……”
“这些不能说明她精神上就有病。”
“那……你们有啥检查仪器没有，给她检查一下，我们坐了半天火车赶来，有病没病要弄清楚心里才有个数。”
“精神上有没有病，主要看她的语言行为有没有异常，仪器检查是辅助手段。”
周秀兰再三要求，医生开了一个检查脑血流的单子。
还好，做脑血流检查的地方人少，没有多久就检查完了。
二十多分钟后，拿到了检查结果，给诊断的医生看，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钱雪梅的精神有问题。
周秀兰不相信，要医生好好给看看。
医生有些不耐烦了，说：“你这个人，有病就是有病，没病怎么能说有病？她睡眠好不好，如果睡眠不好，我给她开点儿药？”
周秀兰没有说话，看了看钱雪梅，钱雪梅说：“睡眠不很好。”
“那我给你开点儿药，把睡眠调整一下。”医生说着拿起处方笺一边开药，一边对周秀兰说，“你们回去再观察一段时间，不要杯弓蛇影，胡猜乱想。”
医生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周秀兰听起来很难受，因为这证明了她的失败。钱雪梅却心花怒放，笑着对周秀兰说：“你们说我有病喃？”周秀兰红着脸没有开腔。
交了费，拿了药，母女俩又坐火车回江城。
回来时恰好相反：一路上，周秀兰没有说几句话，钱雪梅又说又笑。
回到家里，钱家吉问起医院检查的结果，周秀兰没好气地说：“说没病喃！”
“没病就好！没病就好！”钱家吉说。
绵阳一行，医院定论她精神没有病，她清白了，父母不能再怀疑她这怀疑她那了，钱雪梅心情好了许多。她几乎忘记了到北京被收容的晦气，一天出门进门都和颜悦色，时常口里还哼着爱唱的歌。
对这时的钱家来说，她好了，全家人都好了，就都高兴了。
钱雪梅每天上班下班，仍然白班夜班轮流转。上白班，中午在单位食堂里吃饭，已经上小学的钱华也到旅馆来同她一起吃。上夜班，或者在家里吃了饭去，或者到单位食堂去吃。这顿饭，钱华也有时候到旅馆吃了回家，有时放了学回家同外爷外婆、舅舅姨姨们吃。上了夜班，白天就休息。有时没有瞌睡，她就看报纸、杂志或者小说，生活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但是，钱雪梅不安于这种有规律的舒适平静的生活，心里老想着要亲手交给中央的那封信。她把信拿出来好多次，反复进行斟酌，觉得自己没有错，她所说的情况中央还不知道。
她又焦躁不安起来，决定再到北京。
她向单位请了假，说自己有事耽误，几天假加上当月的法定休息日，一共有一周多时间，她估计应该够了。
一切准备好以后，她仍然谁也没告诉就又一个人走了。
这次她坐的是夜车，白天过西安，对于这座自己出生地城市，前一次没有看到什么，这次本可以好好地看一看，但是她没有那么想看。因为她心里有事。也因为她想，她在这里呱呱坠地后，才几个月、还在襁褓中就离开了，什么记忆也没有，而且时间的车轮已经滚过了三十多年，西安跟每一个地方一样，也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她想那个小院她是找不到的。
过黄河时，看到河水波涛汹涌、横无际涯的样子，想起“不到黄河心不甘”这句话，她禁不住笑了。她欣赏自己一而再地不惜耗费宝贵的时间、金钱并且备受屈辱地去做一件认为值得做的事情的举动。这不正是一种执着和坚韧吗？
这几个月，她一直在怪自己前一次到北京太没经验，为什么要那么急，才下车一会儿看到一个开会的地方就往里闯，就认为那里有中央领导呢？这一次，她时时告诫自己，不要莽撞，要看准了才能把信拿出来。她设想了多种方案，比如直接到中南海门口、在天安门交给卫兵、找可靠的人转交等等。
可是，千谋万算，她这次仍然归于失败。
她坐的车到北京，天已经快黑了。
深秋时节，冷风飒飒，寒意袭人。钱雪梅走出车站，连打了几个寒噤。她到处去找旅店，准备先住下，休息一晚上再说。
她找到了一家僻静的旅馆。这家旅馆规模不大，却很干净，价格也不贵。这正符合她的要求，心里很高兴。
她拿工作证登了记，进了房间，把包放下，到公共洗漱台洗漱了一下，然后出去吃饭。在不远的一个小店，吃了一碗面条，出来小走了一下，看了看街景，就回旅馆洗澡洗衣服。
九点多，钱雪梅正准备睡觉，外面响起不轻不重的敲门声。
她走过去，问：“谁？”
“查夜！”
她把门打开，一个警察和两个治安联防员出现在面前。
三个人进了门，把房里扫视了一遍，没有什么可疑物品。转过来打量钱雪梅——一个三十六七岁的漂亮女人，穿着打扮还挺洋气。接着，他们按照惯例盘问。
“你是哪里人？”
“四川人。”
“四川哪里人？”
“四川江城人。”
“有证件没有？”
“有。”
钱雪梅在旅馆工作了这么多年，派出所到旅馆查夜，她见惯不惊。听说问证件，她不快不慢地从包里拿出了工作证。
他们接过她的工作证，看了一下，问：“你到北京干什么？”
“我来交一封信，给中央交一封信。”她从来不说假话。
“信可以邮寄嘛，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到北京来交？”
“我写了好多封，都没有回音，所以亲自来。”
“你的信拿出来我们看看！可以吗？”
钱雪梅见他们很有礼貌，说话客客气气，笑了笑说：“有啥不可以。”于是边说边到包里去拿那封信——她两次千里迢迢来亲自送的重要文件。这份文件在家里收拾行李的时候，她把它放在包的最底层，一路上检查了好几次，生怕弄丢了。她打开包，翻起上面的衣物，伸手掏出了一个胀鼓鼓的牛皮纸包，这就是她要交给中央领导的信。
她把信递到警察手里，警察把拿在另一只手里的工作证还给她，在房间里的椅子上坐下来，认真地翻看起钱雪梅递给的信。看着看着，警察的脸上严肃起来。
“你到北京来，你的单位和家人知道吗？”警察问。
“啊——我没告诉他们。”钱雪梅没听到警察问她，好一阵才回答。
“这些事也是你该想的？”警察问钱雪梅，又像是自言自语。
“啊……”钱雪梅没有回答。
警察把信还给了钱雪梅，说：“你把你的东西收拾好，跟我们走！”
“我为啥要跟你们走？”钱雪梅急了。
“我们不会乱来的，请你配合——你在旅馆交费了吗？”
“我交了押金。”
“没问题，我们叫他们退给你。”
钱雪梅无可奈何，只好跟着他们走。出来的时候，登记处退了她交的押金。
她怎么也没想到，她又被作为影响首都治安的盲流收容到了功德林！
功德林收容遣送所的人都认识她，见几个月前被收容在这里的她又来了，开玩笑地说：“你还舍不得我们这儿呀？我们这里对你那么好，回你们四川才几个月又来了？”
钱雪梅自认倒霉，乜斜着眼睛狠狠地白了他们一阵。
在收容所那些人眼里，钱雪梅是一个少有被收容过的年轻漂亮又有正式工作的女人，也因为她不久前被收容在这里，又被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领出去，所以对她还是很照顾。
这次，她被关在一个特殊的单间里，里面的桌椅床铺比前一次的要好，也要干净许多。但是，一日三餐还是菜汤加玉米面馒头或窝窝头。
屋子里，没有书读，也没有报纸看，钱雪梅觉得寂寞无聊。
突然，她发现墙壁上有一些字迹，有的看得见，有的模糊不清。她一字一句地往下读，竟然是些诗句，有些是古人，有些可能是曾经住在这里的人的作品。那些自作诗，有抒怀言志的，有发泄内心愤懑的，写得很有水平。是谁也在这个屋子里关过？听说“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元帅很长时间被关在一个屋子里，难道是这个地方？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三生有幸，愿意永远在这里关下去了！她不禁欣喜起来。她每天都要把那些诗作读几遍，一读就有信心和希望升起。每当这时，她的心飞得好高好远，完全忘记了这个屋子的门紧锁着，自己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
钱雪梅又是好几天没有回家，女儿钱华到旅馆去找，没有找着。
她又到哪里去了？
父亲钱家吉、母亲周秀兰和钱哲元又到处去问，同学、朋友和知青战友都说不知道。
一家人又着急起来。
那天，钱哲元回来，钱家吉和周秀兰问：“你今天有你姐姐的消息没有？”
钱哲元说：“哪儿有嘛，我估计她可能又跑到北京去了，她那个人我了解，自己要想做的事，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又到北京去了？”二老面面相觑，既不相信，又觉得有可能。不相信的是，她前一次去北京，花了钱、耽误了时间不说，还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的委屈。觉得可能的是，熟人朋友那儿找遍了，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哲元说得对，依照她那个人的性格，准是又“上书”去了。
到底是不是又到北京去了，又被那边收容了呢？可以再找江平帮忙，请她爱人再去打听一下。江平是个好女子，是个爱帮忙的人，她的爱人贺蒙生也是个热心肠。但是，一家人都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人家。再者，假如又被那边收容，也惹江平和贺蒙生笑话。
去向定了，全家人急归急，却没有再去找她的打算。为什么呢？一是，她这个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也该让她吃点儿苦头，吃了苦头，才知道回心转意；二是，她已经被收容过一回了，虽然吃了苦头，但是人家没把她怎样。顺其自然，让她自己去处理。
一家人把事情搁在心里，上班的还是上班，上学的还是上学。
就在一家人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满腹埋怨的时候，钱雪梅已经在遣返途中——北京那边在钱雪梅之前，就收容了几个四川去的真正的盲流，这次一起遣送到各自所在县的收容遣送站。
一天，钱家吉正在上班，办公室叫他接电话。钱家吉过去，拿起电话问，对方是市（这时这里已建市）收容遣送站，说他的女儿钱雪梅流窜到北京，被那边遣送到了他们那里，叫他们家里去领人。电话是在公司办公室接的，里面几个人办公，人来人往，钱家吉拿着听筒，满脸尴尬，没法多问对方什么，只听对方说，他“嗯，啊”地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