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杨家将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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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杨继业:中国式武将悲剧(5)

潘美并不同意王侁的做法,但无法阻止他。为了以防万一,他将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不久,王侁得到了杨业战斗失利的消息,顾不上许多,掉头逃跑。监军要走,潘美当不能制。他是受监督而不是实施监督的,监军与钦差大臣无异,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杨业与王侁发生争执而潘不发话的原因。

杨业知道大势已去,忍不住仰天长叹,吩咐部下另寻生路。但将士们誓死相从,无一退却。杀到最后,王贵和杨延玉都壮烈牺牲,杨业身上多处受伤,战马也累得跑不动了,最后中箭被俘。史上记载,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至死不从,大呼:“我杨业一心尽忠报国,无奈奸人逼迫,导致兵败身困,如今我还有何面目见人?”最后绝食三天,壮烈而死。

各种史料,包括《宋史》、《东都事略》、《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杨业之死的描述基本相同。新编《辞海》杨业条:“在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错误指挥下,他孤军陷于陈家谷口,重伤被俘,绝食而死。”《辞海》的解释非常客观,认为杨业身陷绝境是因为潘美和监军的错误指挥。但历来都有学者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杨业为谁所害的争论中,其实这毫无意义。

如果客观冷静地进行分析,说到底,杨业之死只不过是一场意气之争,谈不上刻意相害,更上升不到政治高度。杨业与监军都有些意气用事,如果杨业能够放低姿态,妥善化解矛盾,结果当不会如此惨烈。但由于双方都过于重视自身感受,结果一场言辞之争,演化为生死较量。表面上看杨业确实维护了个人名节,也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还留下了千古美名,但细想之下,他的死于己、于家、于国又何益之有?

杨业之死与其自身性格有直接关系,他自己对此也负有很大责任。杨业在北汉是说一不二的主将,投诚北宋之后角色变了,他不再是主角,只是一个配角。在军事讨论会上,杨业主张避实就虚,强调计谋。王侁主张不畏强敌,直面对手,打出声势。

应该说,杨业的主张更合理些,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而是对监军说,“按你们的主张,只会打败仗”。王侁是何等身份,怎么能由得他这样驳自己的面子,马上反击道:“你号称无敌,现在却如此胆小怕事,难道有什么二心吗?”话语间流露出对杨业的轻视和不屑。

其实,杨业完全可以用商量的方式与监军探讨,不必对不同的意见那么激烈否决,不仅对上级,对同事如此说话也会招致反感,更何况面对的是代表皇帝的监军。诚如此,杨业敏感和脆弱的神经便不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也不会将自己逼上绝路。

史书上讲,“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可见杨业的群众基础并不过硬,有可能性格过于耿直,不够低调,给人留下了一些把柄。杨业的悲剧有一半是他自己造成的。性格即人生,历史上又有多少如杨业一样恃才傲物的人,导演了自己悲剧的一生。性格的悲剧有时就是人生的悲剧,而个人的悲剧有时就是历史的悲剧。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和财富。

一场个人的悲剧,最后演化成了国家悲剧。986年那场战役,十万宋军顷刻消亡,再加上979年的幽州之败,北宋前后丧师不下30万,宋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杨业死后4个月,辽兵又攻占了瀛州(河北河间一带),大将刘廷全军覆没。接着,平州团练使贺令图,高阳关都部署杨重进殒命沙场,数万人死亡,沿途诸郡群情涣散,毫无斗志。契丹军长驱直入,连夺数州。从此,宋在对辽的军事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

986年北伐失败之后,宋太宗开始采取虚外严内的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对内强压,对外妥协,宽外而严内,用好听一点的词形容就是“内法外儒”。“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太宗的这段话表明,在他眼里,内患大于外忧,家贼甚于外寇,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维护政权稳定和如何传位于子上了。

宋太宗的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北宋合计320多年,外患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历受辽、西夏、金、元人的侵扰。敌寇兵临城下,朝中和战之争端不断。即便战事顺利,形势占优,也要委曲求全,屈辱求和。一旦危机解除,便又好了疮疤忘了疼,故态复萌,满足于眼前的平安。靖康之后,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大批朝臣、嫔妃都沦为金兵阶下囚,最后死在异乡做鬼。

在悲剧发生之前,无论是潘美还是监军都没有刻意要害杨业的主观动因。王侁与杨业素无过节,他在宋军北伐时才出任监军。打仗派监军,这是宋朝惯例,并不是特意针对某个人的。王侁指责杨业不出兵是胆怯,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杨业言辞过于激烈,王侁刚一提出自己的设想,杨业马上反驳说,按照他的设想去做,结果只会有一个,那就是失败。

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杨业主张避开强敌,重点保护人民转移。而王侁则认为不能太窝囊,要正面迎敌。应该说王侁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想法是不仅要打胜仗,还要打漂亮仗。杨业久经战场历练,对战争的残酷性认识更为充分,打胜仗是第一位的,没有胜利就谈不上漂亮。

观点的不同,观念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沟通,但因为双方表达方式有误,导致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杨业可能确实不懂吏事,他不知道如何与上司相处,更不知道如何争取上司的支持,所以即便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给他带来了最黑暗的结局。

决策失误与曲意陷害完全是两回事。一事当前,完全没有争论和异议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如何化解矛盾,协商出最正确的办法,这也是为将之道,为帅之法。如果明知决策有误,反而要以身试法,尽管可能一时痛快,但结果可能害人害己又害国。如果是真刚烈,据理力争又如何?还是不够坦荡,又不够世故;性格刚强,又过于软弱,一遇挫折,便只想到玉碎瓦全,摆脱被动的能力、摆脱困境的能力都不够。杨业最后说自己为奸臣所迫,表明他虽久居官场,但并不成熟,或者是在北汉居高官霸道惯了,在宋朝军中做一配角还没有调整好心态。

再说潘美。有人认为潘美对杨业之死要负主要责任,理由是他没有支持杨业,没有主持公道。其实这是一种曲解,完全不理解宋朝的监军制度。宋代对武将一直放心不下,实行监军制度就是要分将帅之权,防止其拥兵自重。

当时的监军都是皇帝信得过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谁与皇帝关系密切、谁受皇帝宠幸,谁的权势就大。两位监军都与皇家有一定的关系,王侁的父亲是后周枢密使,对于宋太宗来说就是老首长的孩子。刘文裕的姐姑是宋太宗之祖母,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算是“外戚”。他29岁“起家补殿直”,官位很低,但在太宗继位之前,与赵光义有过不少接触,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对他不断提拔。

皇帝派监军到西路军,不是监督杨业的,而是监督主帅潘美的。对抗监军就是对抗皇上,“有异志”者是死罪,监军有权处死心怀异志的战将,有的大臣仅仅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受了贬官的处分,这是有先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潘美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为杨业主持所谓的公道。官场上,不作为有时是立身之道,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

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他处事比杨业更为周到圆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早和其他武将一样被“杯酒释兵权”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在那种场合不会轻易表态,稍微有点城府的人都不会与监军正面冲突,监军的权威是要维护的,否则朝廷也不必派什么监军。

历史上潘美也曾当过监军,对监军的职责肯定有很深刻的理解。宋太祖刚继位时曾对陕州主将袁彦不信任,派潘美去做监军,并授意他随时可以取其性命。但潘美单骑赴任,以大局为重,不但没有简单行事,反而感化激励袁彦,使其诚意归顺大宋。

史书上说杨业不知书,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其性格过于耿直这一点就能看出些苗头来。杨业与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将副将,此前他们之间没有过节,而且能够一起打胜仗。与杨业相处,潘美的心态应该是放松的。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也无法与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南宋的岳飞如此,明代的袁崇焕也如此。

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

七 谁为杨业洗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