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寡妇征西”所征的“西番新罗国”，既不是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也不是西部边陲的西夏，主要原型就是播州西南面的“古罗氏鬼国”，当然也混合着征讨吐蕃、蒙古军的痕迹。
在《杨家府演义》中，最后擒杀鬼王的大战发生在江水里，鬼王虽多有变化，但仍然不能逃脱，最后被杨宣娘撒下的天罗地网罩住生擒，这条江应当就是杨家将与罗罗人交战的主战场乌江之写照。
杨家将小说现实主义色彩淡化，魔幻色彩凸显。杨宗保居然也擅使法术，杨文广和部将魏化都能幻化人形。这种风格的变化，很可能受了播州风俗文化的影响。当时的播州，基本上还处于部落氏族时代，部落首领既是统帅又是宗教首领，在族人眼里，他们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所不能的威力，在疆场上呼风唤雨、念咒画符也就不是太过奇怪的事了。
另外，杨家将小说增加了众多的女将故事，也与播州的风俗有关。故事传奇虽然多系虚构，但总要有一定的灵感源泉和生活基础，不可能完全凭空臆造。在宋朝，女将参与作战的故事不能说没有，但与杨家将的关系太远，更形成不了杨门女将那么大的规模。杨门女将的传奇故事，历史上没有，宋元以前的戏曲中也没有，在明代以后才大量出现，越演越盛。
杨氏土司的亲家永宁土司，自洪武末年起(1398年)，大权时常为母族奢氏所控。奢氏与杨氏媾姻，是一个女豪频出的少数民族部落。在播州一带由土司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因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少，丈夫去世由妻子接任土官，女人站到前台主持政务、军事的情况屡有发生，当时播州附近各地女土官也经常被朝廷征调出征，有功也一样接受封赏。最为有名的当属与杨氏土司为邻的女土司秦良玉，以及前文提到的女土司奢香、刘淑贞等人，她们的事迹在明代即名满天下，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此外，杨家将小说中皇帝遇险、十大朝臣被围、六郎被困双龙谷等情节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新增的故事与明朝的某些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大郎幽州保驾替主赴难的故事，与明代正统年间英宗被俘，申佑舍生取义之事极为相似。
三 大郎舍命救主的历史真相
大郎杨渊平舍身救主一事，宋史没有根据，明史却有原型，而且也与播州有关。这位舍身救驾的英雄名叫申佑。申佑在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乔装成英宗皇帝，吸引蒙古瓦剌大军，掩护英宗突围，最后战死于乱军之中。申佑只活到24岁，但他的一生极具传奇和悲壮色彩，“虎口救父”、“冒死救师”、“舍身救主”，他是名副其实的“三忠三烈”之士。
申佑于1425年出生于贵州婺川火岩垭(今婺川自治县太坪乡龙潭村)。童年时的申佑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力壮孔武。一日他随父亲上山耕作，忽然从林中窜出一只黄斑猛虎，申佑父亲躲避不及，被老虎拦腰一口叼住。年仅7岁的申佑，操起杀猪用的棒槌，用力猛击老虎，老虎也许是被吓怕了，丢下申父窜入林中。《思南府续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逞猛虎之威，竟出黄童之手，震惊乡里，孝扬六邑，声蜚一邦。”
申佑晨耕暮读慢慢长大，正统五年(1440年)，15岁的申佑考入北京太学(即国子监)。当时英宗皇帝朱祁镇软弱无能，朝中大权尽由太监王振操纵。王振掌握着锦衣卫，权倾一时，专横朝野。国子监的祭酒(“祭酒”是学府的最高官，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李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一向敢言直谏。上书朝廷呼请改建国学，英宗委派王振前去考察。由于李时勉向来瞧不起不学无术的王振，言谈举止多有流露，得罪了王振。王振找了个借口，将李时勉套上重枷，站在国子监门前示众。
国子监师生因为害怕王振势大凶残，大多敢怒不敢言。这时申佑站了出来，号召国子监学生联名上书营救李时勉。申佑的义举，受到不少好心人的劝阻，让他不要去招惹王振，以免性命难保。申佑听罢大笑：“难道我申佑是贪生怕死之徒吗？我相信国子监不缺男子气概！”申佑与监生李贵、石大用等人，集结学生千余人前往朝廷请愿，声称愿以己身代师赴死。做贼心虚的王振担心事情激变躲了起来，通政司将申佑、石大用等人的奏章呈给英宗，又经孙太后从中斡旋，英宗终于下旨释放李时勉，并将其官复原职。《思南府续志》称赞：“公(申佑)之所为，皆人所不敢为也。”
正统十年(1445年)，经过几年的国子监历练，20岁的申佑荣中进士，不久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申佑仍然以言行正直著称，颇受同僚称道。明英宗时国势渐衰，防务松懈，蒙古族瓦剌部落经常侵扰边疆。1449年七月，瓦剌四路大军进逼中原，也先亲率大军攻打大同。手握兵权的太监王振老家是大同，他担心大同遭瓦剌洗劫，怂恿英宗御驾亲征。明朝廷紧急拼凑了50多万人随帝出征，申佑亦在阵中。明军先锋与瓦剌军在阳和交手，被打得溃败不堪，几乎全军覆没。坐镇大同的英宗异常惊恐，急令撤军，途中遭遇瓦剌军多次截杀。七月，英宗退守土木堡，土木堡是一片高地，瓦剌军切断水源，围困土木堡。
为了尽快拿下土木堡，也先用计诱兵，先是派人讲和，接着佯装撤退。毫无作战经验的王振以为机会来了，迅速指挥明军移营突围。瓦剌骑兵四面围杀，申佑随驾左右，为英宗挡敌开路，战斗中，申佑舍生忘死，身上的鲜血都溅到了英宗衣服上，但因为瓦剌军太过凶猛，明军始终不能脱困，也先率骑直闯明军中营，欲生擒英宗皇帝。
英宗下令在群臣中挑选与自己相貌相似的大臣，代乘帝舆突围，最后申佑被英宗选中。受命于危难之时，申佑迅即乔装打扮，乘上英宗的帝驾，吸引瓦剌围兵，掩护英宗突围。瓦剌兵把申佑当成了英宗，将他重重围杀，申佑最后死于乱军之中，年仅24岁。可叹的是，申佑的壮举没能改变时局，英宗皇帝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却沦为瓦剌的阶下囚。杨家将小说中杨大郎舍身救主也是学的这一招，杨业与六郎、七郎保车驾出东门，大郎化装成太宗与其余众兄弟出西门诈降。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连下五道敕命诏告天下，褒奖土木堡之变中代帝殉难的申佑及其家人。申佑已去世的父亲被特赠进阶文林郎，母亲及妻子封为孺人，儿子申链被特赐恩生。(“文林郎”不是实职，一般授予正七品的官员，相当于县处级干部。“孺人”是妇女的封号，明时用以封赠七品官员之妻。一品、二品官员的妻子封夫人，三品是淑人，四品是恭人，五品是宜人，六品是安人，七品到九品都是孺人。如果因为子孙的功绩而封夫人的，称为太夫人。恩生则是一种世袭方式，明代品官子弟有官生和恩生之别。申佑的级别不够恩荫子孙，所以朝廷特赐。)
申佑是可敬可叹的英雄加楷模，古人云：“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天下之三本。”申佑孩提之时，杖策救父于虎口；弱冠之年，挺身护师于帝前；随驾出征，又为救帝而殉难于沙场。在他24年的短暂人生中，集救父、护师、代君死三节大义于一身，他一以贯之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实在是万世之少见。但就是这样一位万世罕见的忠义之士，死后也有冤情。
重返中原的英宗，于景泰七年(1456年)再次登基，他对“土木之变”的死难之臣均予追封、厚赏，但唯独不提申佑，为什么如此可歌可泣的人物，却被历史尘封与遗忘，明代以及后世的有识之士为其大声鸣冤。在英宗的功劳簿里，申佑的名字“不挂一字，谥与荫典不及一言，而土木堡忠臣庙渺焉无闻”，嘉靖年间的御史萧重望对此愤愤不平，他指出，如果没有当年申佑代驾之功，英宗后来何以能够坐享太平，为什么改元登极之时，往事被一笔抹杀？
当年跟随英宗殉难的十六人中只有申佑没有受到表彰，有些人给出了原因：申佑出身于偏远之乡，朝中无亲朋好友为官，朝中无人为其死难呼鸣，而英宗正值“国步艰难之际，倥偬丧乱之秋”，无暇顾及，故而在谥萌祀典死难之臣时遗漏了申佑。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英宗之前的代宗就曾对申佑大力表彰，可见其事迹应很确凿。英宗的表彰名录缺少申佑，不是疏忽而是有意回避。
申佑不被表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申佑之死触及了英宗内心的隐痛，申佑代驾死难是英宗自己想出来的主意，那是他的尴尬而非骄傲，有损帝王的光辉形象。
后来的杨家将故事把这件事进行了升华，改编成杨家父子主动提出要代驾突围，这样处理之后，君臣两方面的形象都高大了起来。但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些事实，在英宗回国之前就已写进了历史，英宗再要更改不那么容易，所以只能回避，以便忘却或掩盖那段令人难堪的回忆。为了讨好皇上，也有人为英宗不表彰申佑的做法开脱。他们辩白说，土木堡之役中有些死难的臣子虽然忠心耿耿，但并没能匡救英宗于危难，而且又发生了太监喜宁降敌、王振伏诛等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褒恤不宜滥施。
这样的说法显然也不能服众，英宗改元登基之后，对有过无功的王振都立庙祭祀，怎么表彰有功之臣反而成了滥施褒恤呢？不难想见，申佑的功绩被掩盖完全是有意为之，英宗不仅自己不提申佑血溅帝衣、代驾死难之功，还压制下级对申佑功绩的评叙。然而申佑的冤情能够瞒过一时，瞒不过一世，公道自在，天理难泯。英宗之后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朝堂之内多有大臣反复为申佑死难之事申冤，要求为其建祠，还以公道。
嘉靖皇帝在位时，终为申佑赐谥“忠节”。嘉靖十年(1531年)，巡按御史郭弘化下令为申佑立祠祀之。第二年，申佑的家乡也开始立祠，称“申忠节公祠”，祠内有联称赞：“虎口活父，剑下全君，生民以来无比忠孝；天上游龙，人间瑞凤，霜露所坠莫不尊亲。”“北地风霜尽，千载来吹不散忠臣气魄；南天日月明，百世后犹照见孝子精魂。”申佑的忠烈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仡佬人。
申佑的事迹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有义举、有冤情、有奸人，三者俱备，活脱脱杨家将故事的翻版。明以后文人整合杨家将故事时，很可能借鉴了申佑的故事。杨家将故事中大郎替宋太宗殉难，杨业死后蒙冤，奸臣通敌卖国等情节与申佑事迹非常神似。
不仅如此，明代的杨家将小说，还有很多事情都与贵州、川南、云南一带流传的故事有关。明代历史究竟为杨家将提供了多少素材已无法确切统计，但明代新增的杨家将故事，很多都能在播州一带找到线索。这个思路可以解释明代小说为什么突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但之前的杨家将小说为什么突然消亡没能流传下来呢？这与播州杨氏的解体与消亡有关，播州杨氏的兴盛与衰亡，影响了明代以后杨家将故事的发展和编排。
四 播州杨家将惹恼了谁
播州杨家的兴起与衰落，与明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明初杨家将小说深受播州杨氏家族的影响，但当播州土司成了朝廷的反臣，那些被极度渲染过的故事，一定是政府所要禁止或控制的。
播州杨氏的壮大与解体，说起来有着悠远的历史。古代“播州”曾是夜郎国的属地，介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唐朝始划归四川管辖，那里“林木慰荟、田畴丰美”。
公元前111年，夜郎国归降汉朝之后，开始农耕生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播州编制。播州辖地很大，控制着今重庆一带自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播州强盛时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还向西扩张到滇池。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土司府衙从白锦堡(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遵义由此成为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神宗平定杨应龙(1551-1600年)反叛，把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从876年杨端统治播州，到1600年杨应龙被灭，杨氏统治播州历经29世，724年，成为贵州土司中势力最强的一支。
在这700多年间，中原及四川地区历经五代十六国之乱、金人之乱、蒙人铁骑统治、元末大乱，播州之境岿然，巴蜀流民多有归附。播州杨氏保疆垦土，屡有战功。这样一个家族为什么突然消亡了呢？这跟明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密切相关。
土司制度始于唐，盛于明，播州杨氏土司在明时也盛极一时。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取道播州，准备平灭元军在四川的势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元军，他派使者前去劝降播州杨氏。播州土司杨铿审时度势，率领大小官员来归。朱元璋非常高兴，对播州杨氏大加赏赐，让杨铿仍旧领命播州，部下大小官员任命等事务一切照旧，政府不向播州征收赋税。
1374年，中书省提议向播州征取贡赋以作军储，标准是每年纳粮2500石(一石约为120斤)。朱元璋否决了这一提议。他指出，播州杨氏在各少数民族中，是最早率众附归的，于朝廷统一有功，所以决定免掉他们的赋税，任其自由支配。由此，播州杨氏正式获得了包括税赋豁免在内的很大特权，他们只是每三年象征性地向朝廷纳贡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