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至今已将满100周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已满60周年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两次伟大的革命，而且都是民主主义革命。两次革命的时代环境不同，因此其社会意义亦有所不同。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终生为推翻在中国延续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帝制，把整个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和平、统一、富强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实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但由于当时中国封建主义及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联合势力异常强大，而国民党的群众基础却极有限，薄弱环节则太多，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它的全部目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推翻帝制的同时，并未能致力于反帝以实现中华民族之解放；另一方面，帝制虽然覆灭，但是达两千余年之久的世界最强大的封建主义势力在帝国主义帮助下却坚决与革命为敌，千方百计阻扰国家的民主和统一。
辛亥以后，新独立的各省各自为政，中央权力成为真空。有的省独立后自举督抚，自定约法。据一个材料称，以湖南人熊希龄为首，提出了所谓联邦制和地方自治运动，起草《自治根本法草案》。在湖南影响下，全国多个省份纷纷制定省宪，实行封建割据，中央仅保留一个虚设的政府。当时除国民党外，曾出现过多个小政党，甚至组成议会。但是不久，都被袁世凯收拾掉了。袁称帝企图恢复帝制，云南都督一声炮响又把袁轰下了台。从此，中国进入了北洋政府群雄争霸时代。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指出联省自治之路行不通，所谓自治“不过是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霸一方”而已。孙中山不幸于提出南北和谈后逝世。1929年国民党开始北伐，企图以武力统一国家。但是我们知道，那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北伐胜利以及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未给国家带来真正的统一，反而引起各地方的强烈反弹并进行变相的割据，南京政府与广西、山西、四川等地方势力的摩擦战争不断，结果为日本所乘，引来了一场八年抗日战争。抗日胜利后，按照当时国共两党的和平协定，中国本来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由于蒋介石顽固反共，悍然发动内战，结果自己兵败失国，遁入刚收复的台湾岛(这里必须插一句：蒋介石在国际会议上力争台湾属于中国，并代表国家收回台湾主权，这是有功于国家的)，使台湾成为民国以来国内最大并且时间最长的割据者。但蒋介石总的说继承孙中山，是一个中国统一论者，他耻于受制于外国——既耻于受制于日本，亦耻于受制于美国。
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权力以后又如何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把民主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1941年5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社论，提出：我们的“革命运动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而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主要是看人民的政权、人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一点，根本就谈不上民主”。当时各解放区就尝试建立民主政权，如建立基层直选(现在的基层直选就是继承那时的做法)，实行政权的“三三制”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号称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曾一度呈现出一派民主气象，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人员分任国家要职，实行协商民主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属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过去是以党而今是以整个国家向苏联靠拢，成“一边倒”，走苏联之路。其中，国家体制是最重要者，照搬苏联，则国体为无产阶级专政(我国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但特别声明“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则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是国家权力的运用方式。
按照早期共产主义原理，如果没有特殊的条件，无产阶级革命将在那些国家发生，这些国家已经两级化，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已大量沦为无产者，各种中间阶层、中间力量大都转化为无产阶级和准无产阶级，少数变为资本家。因此革命只需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并经过短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即统治)，就可以消灭阶级，包括消灭无产阶级本身在内。这一切都经过共产党之手。而共产党自身最后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
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就是夺得民主，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的实现，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共产党不仅代表无产阶级，而且代表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初革命在俄国那样的特殊条件下突然降临，我们知道，那里不仅存在着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农民小生产者，而且存在着广大的中间阶层和中间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其他落后的或更落后的国家就更不必说了。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原理依然不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共产党的领导就意味着民主的实现，党代替人民行使权力。
这就难怪，我们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就认为民主已经实现，立即理直气壮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并认为民主的遗留问题可以让社会主义去附带解决。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宪法庄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然而，根据上述原理所必然得出的逻辑则是：党代替人民行使权力，共产党领导国家，这是天经地义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在党运用权力的范围之内。
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经济落后、农民小生产者占多数，尤其是封建主义根基深厚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党拥有国家权力，最容易将权力集中于党内少数人甚至个别人之手，个人君临一切，最后形成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上边“一言堂”，下面“一边倒”。这样不但国家民主名存实亡，就是党内民主也无从谈起。虽然这种体制有时也能够集举国之力办成几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事，但若一旦领导人头脑发热或想入非非，而权力又无法约束，则其危害于国于民者，举世亦比比皆是。
民主，关乎人的主权是否得到尊重。中国民主化之路难走，从根本上说，诚如前所述，其障碍主要有二：第一，中国革命虽然屡次呼吁民主，以民主为目标，然而，根据最初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却把党的领导放在第一位，实行以党代政。这是共产党建国的“原旨”，此“原旨”不变，以党代政体制一旦建立也就难以改变。我国1986年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就是一例。因此，欲兴中国的民主，必先革新建国的理论。
第二，中国的封建制度与众不同，不仅时间长，体制完备，制度善变，而且思想有兼容之力，更有变相依附于其他制度的本领，诚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民初曾以联邦自治之名大行封建割据之道。新中国成立后，变相的“专制”仍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继续存在，个人专权、个人崇拜随之产生。官本位尤为封建遗留最集中之地：任人唯亲，家族为先，派系争斗，“秘书”当道，暗箱作业，买官卖官，官场一如商场，而学界则一如官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正在崛起，然而，中国仍有内忧外患在，远非莺歌燕舞之时。尤其是，目前中国改革的劲头似在减弱，而过去某些不适当的改革的弊端则正在显现出来。民主化改革更是难中又难的事。尤以中国之大，加上“以党代政”和“封建遗留”积重难返，因此，改革也必须慎之又慎，急躁从事必生乱。我们现在既须防止改革的停滞或者后退，亦须防止乱象的产生。退无出路，乱则生变。愿当政者慎思有为，毋负国人厚望。
(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