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为周扬写传记了，厚厚的一本，书名“如烟如火话周扬”，作者郝怀明，龚育之作序。而今年恰是周扬100年诞辰。大概在几年前吧，我曾听说过周扬全集已经出版，但未见正式发行，详情无从得知。这次《话周扬》这本书有447页，而且开本大，对于像我这样过90岁的人来说恐怕是很难细读的了，只是见书思人，为此勾起一些陈年往事罢了。
我初识周扬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他是我所在的文学研究班的班主任。我想大概因为我们是研究生，以自学自写为主，所以班上不设任何课程，班主任也很少和我们见面，只是在开学典礼那一天班主任讲过一次话，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在讲话中提到搞文艺工作不可避免也会犯错误，并以自己在“左联”工作时犯关门主义错误(主要是对鲁迅不尊重)为例，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件事装在我的头脑中，很久以后才弄清(此事《话周扬》一书有详细论述)。但不久中央组建赴敌后根据地的华北联合大学，鲁艺也出一部分人组成文艺部，我也在其内，由当时的副院长沙可夫带队，周扬则留在延安。这样我们就长期未曾谋面了。我在敌后根据地从事农民工作，也和文艺工作绝缘了。直到全国快解放时中央组织分管华北地区的第一个中央局，周扬始调来任华北局宣传部长，我刚巧在那里主编华北局党刊，但这个党刊不属于宣传部，而由一位书记直接管理，因此我与周扬虽在一个单位但只见得几面。全国解放，周扬很快调到中央宣传部去了。这之后，他掌管文艺工作，名声鹊起。他精悍倜傥，多才多艺，著作很多，堪称文艺理论家。然而文艺工作乃多事之区，内斗不断，周扬一生伴随着争论，因此时人对他的评论不一。但他好像总是意气风发，风风火火地工作。“文革”起，他同样遭大难，坐牢九年。但监狱摧残了他的身体，却拯救了他的思想，或者说，某种程度解除了他思想上的链铐。
他出狱并重新工作，我们才有几次接触的机会。令我惊奇的是，比我年长八岁而且蹲牢九年的老师这时竟然风采依旧，不现苍老之态。我到他的临时住所去看他的时候，他问东问西，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暂时在中央党校，他马上说，胡耀邦不是在中央党校吗？听说工作很有起色。我请他有空去看看，他果然去了。在见了胡耀邦(我未在场)以后，还到我的宿舍聊了一阵。他详细询问发起真理标准讨论的事，还向我要一份《理论动态》，并且邀请我参加正在筹备中的鲁迅，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
比较重要的一次接触，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是在召开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这是“文革”以后第一次开全国政协会，我们都是委员，而且同在一个组，即社会科学界组，周扬为组长，我是他的副手之一。在这个场合(还有在其他文化场合)，周扬对于他过去做错的事不断作检讨，并向被伤害过的人再三道歉。这种情景令人感动。我趁这个机会邀请周扬到党校去作一次讲话。这时胡乔木已重新出来工作并掌控意识形态领域，周扬也回到中宣部任副部长职。使我没想到的是，周扬这次讲话竟又是着重讲的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我记得“文革”前周扬曾提出过“异化”这个词，那是在1964年“反修”时期，周扬在一篇经毛泽东审查过的公开讲话中提出“反异化”，那指的是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搞异化。大概因为经过了“文革”的大灾祸吧，这次他讲异化就直指我们的社会主义本身也会产生异化现象，因此提出“反异化”的任务。今天看来，这样讲合乎事实，是在理论思维上的创新；人道主义问题也是言之有理的。但是，当时我觉得在一般人眼中这样提有些敏感，因此为防发生麻烦，我不把周的讲话稿刊登在当时为众人所注目的党校刊物《理论动态》上，而是把它登在党校的校刊上。这样，果然事情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但是，时隔不久，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逆转，周扬在一次马克思逝世纪念会上再讲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地点也是在中央党校)，就招来大祸，被认为这是丑化和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对无异化，因此周扬的观点遭到胡乔木的严重批判。这事是在我因一项特殊原因离开党校之后发生的。
我说的“一项特殊原因”，这里不说也罢，但正是因这项“特殊原因”，高层一位军界要人竟警告周扬不许和吴某等人接触。从此我就和周扬不再见面，永世隔绝了。此后听说周扬因遭批判心中郁闷，又无处可说，一次南行时跌倒，从此一蹶不起，长卧病榻，神志昏迷，于1989年7月31日含冤离世。我因身负“禁令”，周扬病时不得探视，离世时不得送行。人生憾事，莫过于此。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然而，中国总是在进步，中国的学术界也并非始终在受骗中生活。现在“异化”、“人道主义”等社会常识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我想周扬如果地下有知，他的灵魂一定会因此得到安息。
(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