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1977年到1982年12月，我曾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是胡耀邦。下面记述的事件，是在我离开党校以后发生的。
1982年4月，胡耀邦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去了党校职务，学校换了新校长(因为中央党校直属书记处管理)。同年我也因为遇到一桩不愉快的事，直接写信给总书记胡耀邦辞职离开了党校。我离开党校是在1982年12月，一时未另安排工作，仍住在党校的宿舍(离党校本部有一里多路)，因此和党校同志仍有些联系。我离开党校后的一年，是打开全面改革大门的一年，也是发生重大事变的一年。1983年上半年，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要“清除精神污染”，接着就开展了一场斗争。我已经离开了党校，但党校领导仍把我作为“清除”的对象，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专门组织了一个清查小组，清查我的所有讲稿、讲话及文章。这是完全照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如此，我也就不能不追溯一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当时的运动被称为“反自由化”斗争。“自由化”全称“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当年我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苏联方面批评我们的一个词。大概在1981年，我们这里有人把对“四项基本原则”议论几句的人也给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邓小平在他的谈话中也提到“自由化”这个名词，并支持“反自由化”，但邓小平这样说，其本意在于在“搞活、改革”的同时，在政治思想上把好关，防止西方势力的侵入，使社会主义稳住阵地，其意思大抵与当时有人提出“经济上反‘左’，政治上防‘右’”的口号相当。然而，在当时一部分领导人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的头脑中，却把“自由化”定义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并逐渐形成下面这样一个公式：反对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或公式就为“左”的势力所利用，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试图将一部分改革道路的探索者(特别是敢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人)，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列，这也就是企图重演1957年的那场运动。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胡乔木的前后言论看，他似乎始终念念不忘1957年的那个不寻常的年头(有时好像是担心某些事件将矛盾激化)。这次提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即“反自由化”，主要针对经济改革中发生的一些现象(如产生了剥削)和在思想理论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周扬提出的异化、人道主义问题)，主要对象仍是知识分子。但这次反“自由化”一直导致领导层矛盾加剧，改革开放屡遭挫折，其震动不可谓不小。
我们且从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说起。这次行动首先针对“搞活、改革”中发生的问题；然后批判“异化”、“人道主义”的提法。
中国在1956年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社会剥削现象。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改革勃兴，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农村兴起了一种将集体土地分配到户，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同时又有统一经营的新的农村体制。农民争得了土地承包权，又争得了自由贸易权，逐渐搞活了农村市场。这样，被束缚多年的农民的手脚放开了。农民手脚一放开，就像雨后春笋似的在原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大批乡镇企业，同时又出现了一批小规模的私营企业，还出现了私人商业和长途贩运商贩。这样就又开始产生了某种雇工剥削现象和投机倒把行为。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这就出现小商小贩，有人就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农村中的能工巧匠，有技术，自己干不过来，请了几个帮手，被雇的人心甘情愿，说这样大家都可以多得，没有人来雇用，自己不会干，就什么也捞不到了。可有人说这就是雇工剥削，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些人对此惶惶不安。社会主义竟然重新产生了雇工剥削现象，这还了得！他们认为这是“污染”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变质的严重现象。于是频繁派人下去调查乡镇企业和私营小企业及私人商业中的剥削现象，随后“大事不好”的警报像雪片一样飞来。中央领导人提醒说对这种现象要“看一看”，要从搞活经济角度耐心观察分析，不宜大惊小怪。但是，一些人硬是制造耸人听闻的舆论，非议丛起。
与此同时，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灰色阴暗的东西。有些作品宣传色情，甚至出现了淫秽书刊。在一些人中间，产生“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这些不健康的倾向自然应当引起注意，及时加以清理，像后来的“扫黄”行动那样(注意：“扫黄”行动为人民所欢迎，却丝毫未引起社会震荡)。
此外，在理论界，在报刊上，有少数几篇讨论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的文章，这完全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文化大革命”这种极少见的现象，其腥风血雨遍及各领域，引起人们从多方面思考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这绝不是一个《决议》所能够代替，所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这一段历史的种种现象将引起今后几代人的深思。理论界提出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来讨论，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是理所当然的。试问“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造成权力异化及其他种种异化现象，人间何处才有异化现象？人道主义问题也是如此，虽然人们谈论这些已是痛苦多于愤慨。
此时，中央党校的同志私下告诉我，学校刚传达了胡乔木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两句话：“资产阶级正在卷土重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已占了主导地位”。我想，形势果然已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吗？那时我离开了党校又无新的工作，就又像“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不再看文件、听报告，只翻翻手头的几份报纸，听到的消息也少了。但不久我终于得知，一场运动又来临了。这场运动就是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来势相当凶猛。
中央的讲话事先好像是有的，但是并没有说要搞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央或书记处并没有出面部署运动，只是由宣传部门向下进行部署。唯一公开见诸报端的“清污”动员报告，是中央党校新上任的校长在南京的一次讲话。
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宣布后，引起了一片恐慌，因为谁也弄不清“清除”什么，“清除”的界限在哪里。首先是农村和城市工商业界，以为改革搞错了，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反右”又来临了，因此纷纷准备退却。中央见此情景，首先是万里站出来说话：“农村改革没有污染问题”；接着是赵紫阳讲话：“经济领域，包括经济改革的理论探讨，没有自由化。”这样一来，才算把经济领域这一头稳住了，使运动发动者实际上丧失了他们原定的主要目标：阻止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但是，“清污”一直扩大到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一些纯属个人兴趣爱好的东西被横加干涉：一些歌被禁唱，一些电影、电视片被禁演，裸体雕塑被砸碎。有些工厂门口站上岗，宣布留长头发的、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不得入内。《瞭望》周刊封面登了中国女体操运动员(世界冠军)在高低杠上的动作照片，也被当做“黄色照片”收缴了。这股风同样波及部队，听说有的连队宣布收缴“淫秽照片”，一些战士把自己的姐姐、妹妹、未婚妻的照片也交上去了。而在学校和文化单位，则又重新像“文化大革命”中一样，到处清查笔记、讲稿、书籍和各种作品，搞得人心惶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清污”搞到这种程度，中央不能不出来宣布收场。运动持续时间约达两个月。
1983年12月13日，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有一篇讲话，说到这次“清污”由于一开始没有划清政策界限，所以“许多地方走了样”。胡耀邦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走样子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就是有“左”的东西或者用守旧的观点，用封建主义的观点，去对付清除精神污染。这是万里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他提得很对。一个“左”的东西，一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前天书记处会议上，杨尚昆同志说：我们许多东西一做起来就采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办法，造成了很大损失，把文物都横扫了。“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已经过了五年，怎么还搞“左”的东西，还有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封建主义思想的人对现代化、对现代世界各国的东西都看不惯，还要把社会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秩序方面去。
听！一个“左”的东西，一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借着所谓“清污”，又驾临到人们的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