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鲁迅杂文集《坟》，其中有一篇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文章，是在当时(1924年)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讲演稿，谈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要求出天才”的论调，据说“出天才”的办法之一是“整理国故”。鲁迅对此颇不以为然，我们且看他是怎么评论此事的：
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绝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读了鲁迅这篇讲话，我也着实吃了一惊，因为这几年我也写了几篇提倡学国学的文章(国学和国故大概是一回事，当然在争论中会显出差异)，而且我确实也是老头子了，但是我这个老头子的“国学”基础却甚差，所以希望现在的青年人不要忘弃国学，何况现在青年人的新学问比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讲话时已经多得不可同日而语了，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
但是仔细想想目前提倡国学研究即保存国故的情况，仍觉得未尝完全妥帖。譬如说，现在所谓“国学”是否就等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最早人们提出的是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只能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或一大项。王国维提中国国学的两大源头：一是孔子的学说，一是老子的学说。两千多年来，国学可说是五花八门，头绪繁多，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大体说来，孔子的学说即儒学占上风，有的甚至把它归为宗教类，至少是将“佛藏”、“道藏”、“儒藏”三藏并列。儒学本是入世之学，被历朝历代奉为经世治国之道，但孔子其人早被神化，如今一部分人要把他奉为教主。本来，中国的国学流传到国外，是老子的学说占上风，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这种情况。
从16世纪起，老子的《道德经》就风靡西欧，那正当西欧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哲学重镇德国的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名家都重视老子。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位最重要的思想家，老子名列前茅，孔子不在其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传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道德经》。
可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儒学被一部分人奉为当今显学。
现在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同样需要我们从古籍中发掘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基因(包括某种理性精神和优良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支撑点之一，这正是国学重要性之所在。但是，何谓国学，在我国博大的传统文化中，在门类众多的国学领域中，究竟从何处去找寻这种东西呢？这就是很费周折的事了。
听说，现在有的大学已经开办了国学院，在首都就有三四家，而且颇有蔓延之势。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进行选择和安排课程的，据说有的在用心钻研四书五经，《道德经》是否也列在内则无所闻，大概也会有的。重新“整理国故”一事出现在现代中国的大学中，这是鲁迅始料所不及的，但鲁迅当年反对“国故派”无疑是对的，我们今天为了继承传统、开创未来而重视国学亦属情理中事，因为时代和目的毕竟不同了。就目的而论，一为了复古，一为了开拓未来，或者说，为了有益于新文化的成长，而非做“国故派”。但是依我看来，要真正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或者真正从国学中学到一些东西，非有现代科学眼光和批判继承的功力不可，仅仅抱着“猎古”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
从目前重视国学(其中又特别重视儒学)的情况来看，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自从共产党当政，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国家的显学，而且上升到了指导思想的地位。但是几十年来经过由几场错误“运动”所造成的国家的深重灾难，特别经过苏联垮台东欧变色的历史巨变，马克思主义的声誉直线下降，特别在青年人中间，几乎到了无人过问的地步，有的甚至公开提出要搞“去马克思主义化”。意识形态就如一座被层层泡沫包围的空城。其实，说空也不空，这几年，每一代领导人几乎都提出了自己的“指导思想”，排起来成一大串，唯独不见了马克思主义。现今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络程度，以及儒学之骤升到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学者已经给出这样一个定义：中国传统文化是“源”，马克思主义是“流”。这种说法令人瞠目不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西方学说，它源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及法国的历史学说(其中首次提出阶级斗争思想)，以及德国哲学等西方文化土壤及其传统；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首先应当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文化传统相结合，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世界性学说，它要随着世界潮流的改变而更新自己的内容，要适应于时代，绝不可墨守旧说，故步自封。
我们是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事做好了呢？在革命时期在有的问题上可以说做到了，譬如以农村为革命基地，和西方的城市起义传统大不相同。但是，总的说，没有做好，相反，是“左”倾教条主义长期盛行。
过去，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一，是没有真正弄清楚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甚至加以歪曲尤其是片面理解唯物史观而却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内争和整人；第二，盲目崇奉“国际”而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第三，由官方独断，不允许自由研究，这就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有此三者，马克思主义不能不陷入困境。
现在，马克思主义需要重新研究，重新认识，尤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性，这将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需要从多方面着手进行，单由官方设立几个研究机构是远远不够的，提倡独立的、自由的研究更加重要。
由此，我想到，凡热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特别热心创办国学院的共产党人，他们不应以另一种方式重走“整理国故”的老路，不应仅仅以获取国学知识为目的，更不应将儒学重新抬上显学的地位(批判继承是必要的，同时也要有创造“新儒学”的自由)，而应当温故而创新，立足于当前的国情、世情，从国故中开出新学来；重要目的之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国情相衔接，尤其要在中国传统史学和传统哲学(这是国学的精华)中吸取营养，以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切实向前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而非经典原理学，中国也早有“六经皆史”之古训，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两者适当相沟通是有可能的。不知国学院的朋友们以为如何？
(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