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和真的结合诗和史的汇聚
——《战争和人》管窥
吴野
1938年，郁达夫在《战时的小说》一文中，曾记叙了他和郭沫若对战时文学创作的一番议论：
有一次，曾和郭先生谈到战争时期文学作品的种别问题。郭先生说：“在这抗战时间，事实上似乎不容易产生出伟大的小说来。你看，报告文学，有煽动性的各种论文、小品、诗歌，以及宣传戏剧等在这一年里产生得很多，而大小说却还没有”。
郁达夫对此也有同感。他认为：“反映着这一次民族战争的大小说，将来一定会出现，非出现不可。不过在战争未结束以前，或正在进行中的现在，却没有出现的可能。”
果然，在抗日战争以及紧随着出现的解放战争结束之后，在五六十年代，反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大众抗日事迹的优秀小说和诗歌，开始陆续出现在中国的文苑中。但是，抗日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特别是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引起的深刻裂变与分化，却长期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抗日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之后，老作家王火以一百六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战争和人》三部曲，为文坛弥补了这一缺憾。
小说的时间跨度从1937年到1946年。从黑云压城，日寇全面侵华的烈焰卷地而来，到抗日战争虽以胜利告终，但国民党掀起反共反人民内战之势已不可阻遏之时的种种情势——国际的、国内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心理的、文化氛围的种种情势，淋漓尽致地呈现其中。小说的空间展开，则把战前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上海、苏杭、赤地千里的河南、陪都重庆以及大陆南端的香港，换言之，即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部分都囊括在内。小说视野开阔，立意高远，笔意典雅，韵味苍凉，确实是一部极具时空深度的高品位的史诗型巨作。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于右任、蒋介石、汪精卫等历史人物，以及国民党的高官显贵、特务头子、高级将领、富商巨贾，直到贩夫走卒、普通士兵，纷纷在作品中出场亮相，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不仅仅因为孤军苦战者的悲愤，旧官场的尔虞我诈，特务的横行无忌，普通市民的沉重苦难，青年学生的报国无门，处处叩击着读者的心弦，使之震颤不已。王火这三部小说，虽然内涵深广，落笔五色杂陈，但却始终保持了一个特有的聚焦点，那便是深厚悠远的民族文化精神与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期的风云突变相结合，终于熔炼、浇铸出了一个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的，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于一身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样一个社会阶层。这是此前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不论是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还是以国民党统治区军民的抗日斗争为题材的小说)都不曾认真触及过的社会层面。我想，可以说，这是王火在艺术创造上的独到之处，是《战争和人》对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
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长篇不少，短篇就更多了。但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在艺术上缺少作者独特的发现与创造，流于对大同小异的战斗故事和英烈人物的记叙，因而经受不住岁月的淘洗，在人们的记忆与感受中逐渐变得苍白、淡漠。《战争和人》透过作者独具的人生经验与情感体验，以宏大的规模艺术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又在对被历史铸造出的新型社会力量的雕镂中，捧出了自己独特的发现与创造，应当说是当得起郭沫若、郁达夫等前辈对“大小说”的期待的。
小说基本上是按照顺时序的方式叙述，这使它具有现实主义的庄重与从容的风度。但是，作者又紧紧扣住童霜威这个人物的特殊性格与深沉复杂的内心世界，在多种截然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从各个侧面剖开他的灵魂，让他每一束神经的震颤都凸现在读者的眼前。童霜威出身世家，有留学日本的背景，在国民党高层中素有博学、正派的声誉，也一度担任有权有势的要职。而他的前妻柳苇却是一个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种种因素的汇聚，使童霜威一时之间成了国民党政府、汉奸、特务、日本侵略者注视、争取、收买、羁縻的对象，成了各种政治势力冲突激荡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焦点。这一切，并不使童霜威感到丝毫荣耀，反而把他推入了解不开、斩不断的痛苦愁烦之中。如果说，在《月落乌啼霜满天》所描写的时空环境中，他凭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抵抗住了日寇、汪伪的软磨硬压，保持了民族气节；那么，在千辛万苦到达陪都以后的岁月里，他却经历了更加深刻尖锐的内在的矛盾冲突。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倒行逆施，俨然人间地狱的河南灾区，特务的猖狂恣肆，爱国青年的惨遭屠杀……所有这一切，在他的内心世界掀起一阵紧似一阵的狂涛巨浪，无情地逼迫着他去正面回答人生抉择的大问题。
可以说，整个抗战期间，童霜威一直是在痛苦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寻觅着做人的立足之点。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环境里，像童霜威这种已经接近定型的人，要舍弃旧我，实现转变，做一个无愧于民族文化精神与良知的人，真是太难了。他并不是一来就清醒地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走得十分缓慢，犹豫难决，时有反复，然而，他终于走到这条路上来了，而且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坚定。后来被称为民主人士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沉重的人生巨锤冲压成型，被通红的历史洪炉浇铸出来了。
这是个人人生中的重要阶段，也是民族发展史的重大转折。这是诗，也是史，是心灵的历史，是煎熬灵魂的历史。
对人性在战争中千姿百态的变幻，做出了力透纸背的雕镂，是《战争和人》使人感到分量沉重的又一个原因。1944年，茅盾在为《一个人的烦恼》一书所作的《序》中，曾这样描绘过战争时期的升沉转变百面图：
战争的时代，人们的善良的天性会比平时更加辉煌地发展起来，然而同时，贪婪卑劣的人欲也会比平时更加肆无忌惮，伺隙横行。一方面，有成仁赴义，视死如归的匹夫匹妇，另一方面也有借国难以自肥，刀头上欲血的城狐社鼠。好人更好更苦了，坏人更坏更乐了。但是也有幡然觉悟，在战争的烈火中烧净了污垢的，同时也有被战争的艰苦的现实所震慑，以至失却了故我，而畏葸退走的人们。
茅盾的描绘是生动而富于概括性的。但是，同《战争和人》所揭示的战时实际存在的人性百变图相比较，毕竟还只是粗略的勾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列车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大撞击、大震荡。在它的强力作用下，本来迂缓的生活节奏突然加速，本来深藏不露的人性中的种种弱点、劣质，突然以刺目的形式大曝光；本来在沉闷的生活氛围、陈旧的价值观念的重重包裹中，已经变得麻木迟钝的良知，也突然在新的强烈的刺激下复苏，痛苦地探寻着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作品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百感交集的人性百变图。卖国求荣、风度翩翩、巧舌如簧的汪精卫，在南京大屠杀中血染沙场的童军威，毁容自残、誓不受辱的尹嫂，固守四行仓库、使人心为之振奋的谢团长和八百壮士，左右逢源的不倒翁谢元嵩，郁郁不得志的于右任、冯玉祥，阴沉的叶秋萍，卑劣的张洪池，被黑暗吞噬了的欧阳素心，好心的日本医学博士冈田，诚挚干练而终死于特务之手的冯村，手眼通天而内心空虚的陈玛荔，乃至俗不可耐的方丽清，苦命的小翠红……他们以复杂的方式交缠组合在一起，使《战争和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时期中国社会人性的百变图。
童霜威自然是被安置在这幅人性变象图的中心的。我们最初看到他的时候，他不过是旧官场上较为正直、较有学者风度的一员。但是，人性中的良知却面临着随波逐流、趋向麻木的危机。抗日战争的台风猛烈地搅动了几乎凝固的生活秩序，一切都被翻腾得离开了原有的位置。汪精卫的着意接纳，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国民党中枢机构的腐败黑暗，在他的内心深处，迅速激起了未曾预料到的强烈反应。压力愈大，反弹愈强。民族文化传统在他身上的厚重积淀，在战争强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夺目的光彩。从此，他不再有轻松惬意的心情。已经被国民党杀害的前妻柳苇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在他对现实的思考之中。从南京到香港再到上海，是一腔民族正气支撑他抗住了日寇汪伪的千钧压力。从上海到重庆，经过江津蛰居再重返重庆，他的灵魂在痛苦的炼狱中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苦难历程。他完成了自我的人格重构，他完成了人生价值取向的选择。他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坚定地把个人的命运、自我的价值同民族的未来焊接在一起，而置生死、荣辱、得失于度外。童霜威性格的曲折发展历程，揭示了民族演变中的一个复杂过程：人性在战争中得到升华，战争与民族文化精神的交汇，为中华民族铸造了一代新人。
在郁达夫和郭沫若谈论战时无法产生大小说的问题时，他们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战时生活十分紧张，“非但作者没有了推敲的余裕，就是读者也没有焚香静坐，细读一部平面大小说的闲暇”。现在，从表面看来，似乎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了。但是，仔细想来却也未必。就作者而言，除了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独到的人生体验外，还特别需要顽强的毅力。可以想见，完成这一百六十多万字的著作，决非轻而易举之事，何况王火还因助人致伤，左眼几乎失明，在这种状态下坚持写作，他所表现出的顽强与坚韧，真可说是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就读者方面说，除了需要有读完这三部砖头似的巨著的时间以外，还要有能理解因而也才能欣赏、能领会这部作品内涵韵味的文化素质。读者要选择读物，作品也要选择读者。认真地读一读这部作品，对于青年读者是极为有益的。他们不仅会因此而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也会因此而更深入地理解现实；不仅会增进社会与人生的知识，使自己的情操得到陶冶提高，而且会在它的帮助下，养成健全的审美趣味，帮助心灵的健康发展。我相信，会有许多青年读者爱上这部作品的，因为它是美和真的结合，是从人生深处提炼出的诗和史的汇聚。
(原载《当代文坛》1992年第6期)
史和诗的一体化
——评王火长篇小说《战争和人》
冯宪光
我一口气读完王火的三部曲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觉得这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作，从文体角度而论，似乎长篇小说就应当具备像《战争和人》一样的文体特征。在《战争和人》这样的艺术成功之作面前，似乎什么是小说、什么是长篇小说的理论争辩，都可以在实践的鲜活经验和无情检验中，得到一个可靠的结论。
《战争和人》以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沦陷区社会生活的广阔、绚丽的描绘，深刻地揭示和概括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成就了一部史诗。评论界常有人把史诗用作对一部长篇小说艺术成就的描述性、形容性的评价语言，其实从文体形态学上说，长篇小说，特别是几大部的连续长篇小说就应当是史诗，是新时代的史诗，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的社会生活的史诗，应当具有史诗的风貌和品格此处沿用卢卡契的说法。青年卢卡契在《小说理论》中说：“小说是现在时代的史诗。”最早把小说视为史诗的是18世纪英国作家非尔丁，他说小说是“散文体的滑稽史诗”。。王火在《战争和人》第二部的后记中说：“不管它像不像史诗，我却不妄自菲薄地有这样的创作意图。”作者始终毫不动摇地把他的长篇小说当作史诗来写，我认为这是《战争和人》成功的一个重要契机。这表明王火准确地把握住了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和艺术规律，他把前半生积累起来的生活和艺术修养、功力，全都施展在《战争与人》的创作中。这样，在那里开放出动人的艺术之花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史诗是史，又是诗，是史和诗的一体化。把长篇小说作为史诗来写，首先面临的是对史(社会生活：战争和人)的艺术处理。这是实现史和诗的一体化的首要步骤。史诗是对社会生活整体的全景式的包摄和接纳，它应当将史上升到一个恢宏、壮阔的诗意境界。应当说《战争和人》对史的艺术处理是成功的。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本形式，叙事结构是艺术运作的关键一环，在一般小说中叙事结构可以单纯是人物性格成长、发展的轨迹，但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中除了考虑人物性格塑造因素以外，重要的是展开时间和空间的结构，在时间和空间的构架上铺开社会和人的景观。《战争和人》以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在抗战全过程中的漂泊行踪为结构线，拓展出了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景式的时空结构。从描绘的时间看，全书囊括了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抗战胜利、全面内战爆发前夕的抗战全过程，在展示的空间上，则几乎包括了除东北沦陷区、华北解放区、敌占区之外的大半个中国。这种全景式的时空结构在意义蕴涵上有史的效应，也为人物的描绘设置了一个放眼神州、俯仰古今的宏大背景，使读者感受到作者拥有强烈的史诗意识，作品具有突出的史诗结构和鲜明的史诗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