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四川当代作家研究:王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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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作品与人品(4)

当王火一百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战争和人》出版后,著名作家邓友梅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王火王火非同小可》一文,感叹道:“正时兴‘玩’字当头,还主张‘干事业’‘干写作’,以‘干’字打头的人被视作是落伍与傻帽儿,只有‘玩文学’‘玩艺术’‘玩潇洒’,在一切神圣、严肃的字眼前加‘玩’字的哥儿们才算是新潮,所以听到王火认真写作的消息后有些难过。心想对王火这个诚实人,倒也可以用玩字来形容:玩命!”在玩命十年之后,王火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保住了一只眼睛,还拿出了这样宏伟瑰丽,既富思想性、历史感,又充满现代意识的力作,邓友梅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之所以要说这个王火非同小可,并不是每个会耍笔杆子的人都能做到这一步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王火正在上海市总工会三楼的文教部办公室里。那时他正在与几个同事一起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上海市总工会机关的特点是地下党转上来的同志多,他们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斗争,就是盼望着新中国的成立。所以当大家听到从收音机里传来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的声音时,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那真是豪情满怀的岁月!如果没有那样的岁月,当年热情奔放、年轻爽朗的王火是没有心绪,也没有魄力想到动手创作这样一部工程浩大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作品的。那时,王火的工作非常忙碌,但他忙得非常有劲。他当年主要的日常工作:一是负责起草领导讲话稿;二是编工人文化课本;三是负责安排广播电台的职工节目;四是审看全市上映的电影,以及审阅书稿、剧本等。王火的工作虽然忙,但他的精力还在膨胀。一到节假日,他总想写作,以反映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于是,王火开始以业余时间,写作《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1951年开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上海市总工会进行的“整顿机关,团结进步”运动,接着是“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这些运动占据了他许多的业余时间,但王火却一直坚持着创作……

1953年春天,王火由上海市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先是在工人出版社当编辑组长,后在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任编委兼主编助理。王火的工作依然繁重,除了编稿改稿,还经常出差采访组稿,却依然坚持着创作。1955年,开展“反胡风集团的斗争”和“肃反运动”,当时王火有一本小说《后方的战线》是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出版社被视为“胡风集团的阵地”,青年作家王火就被怀疑与胡风集团有关系。幸好该书的责任编辑翟永瑚未被划成“胡风分子”,上海写来了证明,才停止了对王火的审查。

于是,王火手上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才得以继续。在那段日子里,王火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坚持创作,看着一张张稿纸越积越厚,他创作的兴趣也就越浓。可是,就在当时,搞写作被视作是“追求个人成名成家”。后来,他只能在一种无奈的心态下,写写停停,停停写写,边看边写,悄悄地维持着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1956年,王火结合工作采访写作了以民族英雄节振国烈士为题材的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先在《中国工人》上连载,接着又在工人出版社出版,而且意外地获得轰动效应。这给王火以鼓舞,坚定了继续创作的决心。他自己觉得,只要小心注意,是不会出政治问题的。谁知,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全国批判了许多著名作家和青年作家,“一本书主义”成为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原先的“香花”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大毒草。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王火终于意识到创作是一条不能让自己做主的太危险的道路。于是,王火开始谨小慎微,将长篇创作停了下来。

创作是王火的兴趣爱好,是他的精神寄托,他平生有个习惯,做事总不喜欢虎头蛇尾。这时王火虽然被形势和环境所迫,一时中止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可他的心里还老是记挂着那个未完成的长篇,后又悄悄地投入了创作。

王火和我谈起这段经过时说:“至今我还记得那一个个深夜,忍着寒冷,饿着肚子,在寝室里一字一句地奋笔疾书时的情景……”

1961年初,一个阴冷的日子,那天王火正式听到传达:《中国工人》停刊,编辑部人员统统下放。王火被暂时留下负责收尾工作。他写了告别读者的文字,处理完稿件等未了事宜,然后被决定下放山东。在处理未了事宜期间,他觉得趁此机会写完这个长篇才好,就利用等待下放的这段时间,以拼搏的精神,日夜兼程将它写完。王火在那些日子里早起晚睡,每天给自己规定任务,不完成不离案,总算突击完成了一百二十多万字的“抗日三部曲”初稿。6月底得到通知,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走前,王火将厚重的书稿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7月1日,他启程离京,绕道徐州去山东老根据地临沂。到达临沂后,他被地委安排到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几个月后,接到出版社通知,让他到京修改长篇小说。出版社认为这部长篇是“百花园中独特的鲜花”。

于是,王火兴高采烈地从北京抱回原稿,在临沂花了几个月修改了又寄去北京。谁知,这时各地出版社均已接到了一个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所有出版社都检查已出版的小说,对于长篇小说停止出版。王火的长篇小说当然处于搁浅状态。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王火的这部长篇小说竟成了“文艺黑线”的产物,成了“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了。因此,王火受尽了摧残。一百二十多万字的稿子被红卫兵拿去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王火在山东突然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封挂号信,信上热情地索要当年他的那个长篇。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想起书稿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已荡然无存,不禁唏嘘。王火痛定思痛,只得去信说明情况表示感谢和遗憾。这时国内形势很好,王火对写小说依然情有独钟,决定继续创作。但要重写“抗日三部曲”的想法是没有了,因为那需要付出太多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觉得再要完成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已力不从心了。

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于砚章,又来信询问这部长篇并鼓励王火重新把它写出来。编辑和作者的至诚交流与合作,使王火在“合浦珠还”的愿望下,于1980年动笔重写《战争和人》三部曲。1983年完成了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后,王火由山东调至四川成都工作。

正当王火开始写作《战争和人》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当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那天早上下着滂沱大雨,他去上班时路经出版大楼工地时,见到一小女孩跌进工地上的一个深坑里,正哭着呼救。王火毫不迟疑地跳下深坑,搭救小女孩。他把小女孩托出了深坑,可当他跃出深坑时由于用力过猛,撞上了钢管底部,头部严重受伤,导致脑外伤,脑震荡,颅内血肿,以致波及左眼,导致左眼外伤型视网膜脱落。伤势再度发作时,在成都某医院第一次手术“焊接”失败,立即转送上海医院第二次手术,还是没有回天之力,王火痛苦地失去了左眼。医生警告他:今后少干费脑子和耗视力的事。

从上海回到成都,稍事休息养伤后,他决定用一只右眼坚持写作,要完成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终于,《战争和人》三部曲第一部在1987年出版,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在1989年出版,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在1992年出版。最后,王火又将这三部合并以《战争和人》为总名于1993年7月结成套书出版。

一百六十余万字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先后获得了四项大奖:炎黄杯1986-1994年人民文学奖(1995年);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6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7年);“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1998年)。

小说的成功,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人物——凌起凤。在《战争和人》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扉页上,王火和夫人凌起凤的一帧大照片赫然映入眼帘,这是他俩1990年5月同游四川眉山“三苏祠”时摄于苏东坡塑像前的合影。照片下面有王火写的意味深长的文字:“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书成之日,请允许我用这张合影作为纪念。”凌起凤与王火同龄,他们的父母辈是世交,他们相爱是在抗战初期的大后方四川江津,那年他俩都是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