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夜沙龙》描写了众多不同职业教养、个性气质的都市女性形象，特别满腔热情地塑造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激流勇进、不怕挫折、自立自强、情操高尚的新女性的性格风貌。《单行道上的女经理》中的女经理魏碧云，与《菟丝女人》中雍丽萍母女的性格和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天生丽质，聪慧能干。她的婚恋也遭到不幸，丈夫被金钱腐蚀，放纵堕落，她毅然同他分手。她强忍着家庭破裂、思念女儿的孤寂和痛苦，但并不在逆境中沉沦。她感到在“人生的单行道上”没有退路，坚信“面对太阳时，阴影就会落在你的后面”，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事业中。为了在竞争激烈、强手如林的餐饮业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她大胆借鉴国外研究昆虫食品的最新信息，打出了“昆虫美食”的绝招，把餐厅经营得红红火火。她以生活强者的姿态迎接人生的风雨，找到了人生和事业的“钥匙孔”。作品在五光十色的改革时代背景下，写出了这个在商海中搏击奋进的女强人独特的性格风采。与精明干练、叱咤风云的女经理形象形成强烈性格反差的是，《江教授.“假洋鬼子”和裘文婷》中的女医生裘静芬，却是那种文静善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意志坚强的陆文婷式的人物，她的性格中闪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光彩。裘静芬是整复外科美容医师，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她尽心竭力为三十六个脸部有残疾的孤儿和两个“文革”中遭受文面魧鯨刑的教师成功地施行了整容修复术，恢复了他们本来的容貌，受到病人普遍的赞誉和报刊的表扬。然而，谁能料到这样一个终年劳累、从不开口伸手的好医生，在生活中却总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仅提级、晋职、进修、出国这类好事与她无缘，甚至还无端招来一些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投机钻营之徒的嫉恨、排挤、打击，常常弄得心力交瘁。她把美送给了病人，自己却得不到美。小说尖锐揭露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压抑人才、阻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不良现象，热情讴歌了袭静芬这位荣辱不惊、负重前行的白衣天使的崇高品格。
这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的新探索，突出的是它的结构框架和叙述方式比较新颖巧妙。王火过去的《战争和人》等作品，基本上都是故事按时序发展、线索集中紧凑、情节环环紧扣的结构方式，而《女人夜沙龙》大到全书八个故事的串联编织，小到每个故事的谋篇布局，都经过精心构思安排，与过去结构方式不同。从《死亡钻石》《异国的秋雨黄昏》《隐私》《迷宫悲喜》等作品的艺术结构来看，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故事双线交叉发展，现时态叙述套历时态回忆，时空交错跳跃，视角经常转换。这种结构方式比较新颖灵动，叙述波澜起伏，在有限的生活片断里拓展了广阔的时空，浓缩了比较丰富的历史内容，增强了作品的概括力和表现力。全书艺术上另一鲜明特色是注意编织离奇曲折、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巧设悬念，故布迷阵，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书中的八个故事，就笼罩在“女人夜沙龙”探秘的强烈悬念的总体氛围中，每个故事也是悬念迭起，疑云重重。例如《死亡钻石》，这是女宝石专家石小玉讲述的一个离奇而神秘的故事。1937年秋，鲁南金鸡岭偶然发现了一颗价值连城的罕见的巨钻，这颗“金鸡钻石”几经辗转，历尽沧桑，如今下落不明，成为一个难解的“世纪之谜”。然而，围绕这件稀世珍宝，几十年间演出了多少刀光剑影、谋财害命的罪恶勾当：地主老财、日寇宪兵、日伪汉奸、国民党特务以及珠宝走私团伙等形形色色的贪婪凶残之徒，总想将珍宝搜为己有，你争我夺，机关算尽，到头来一个个难逃死亡的厄运。“金鸡钻石”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钻石”。作品从独特视角透视九十年历史风云，人世沧桑，故事既一波三折、出奇制胜又蕴含着温故知新，启迪人生的警世意义。
《女人夜沙龙》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显然与王火有意识地借鉴吸收了某些通俗文学的表现技法分不开。作家把严肃的思想蕴含寓于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通俗易懂、娓娓动人的叙述之中，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据说，他的这些小说在成书之前曾分别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或连载、转载，受到读者欢迎，这表明作家对小说通俗化大众化的探索尝试是有成效的，值得肯定的。
(原载《当代文坛》1997年第4期)
论王火的传记文学创作
郭久麟
王火(1924—)原名王洪溥，江苏如东人，中共党员，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后历任中华全国文协上海分会会员，上海总工会文教干部，劳动出版社《工人》半月刊副总编辑，《中国工人》杂志编委、主编助理，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四川文艺出版社书记、总编辑，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山东省第四、第五届政协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第五、第六届政协委员。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浓雾中的火光》《香祭》《王冠之谜》《流萤传奇》《禅悟》，回忆录《失去了的黄金时代》《金陵童话》，中篇小说集《心上的海潮》，散文集《西窗烛》《王火散文随笔》，中短篇小说集《梦中人生》《东方维纳斯》《一个评剧女演员的传奇》《二七大罢工》等二十余部，电影文学剧本《平鹰坟》《明月天涯》《绿云寨》等。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获人民文学奖、国家第二届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全国“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等，短篇小说《新“三岔口”》获1982年山东省文艺奖，散文集《西窗烛》获1992年四川省优秀图书奖。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即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粉碎“四人帮”后，更以满腔热情从事传记文学创作，于80年代初出版了《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和《外国八路》。
《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获全国首届乌金奖，并改编为电视剧；《在“忠字旗”下跳舞》则是作者于1999年出版的反思“文革”经历的一部长篇回忆录。《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的写作，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作者早在1960年就出版了中篇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二十年后，作者又花了六年的时间进行补充采访和重新创作，于1982年出版了《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节振国传奇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出了抗日英雄节振国的英雄事迹和刚烈形象。作者在创作方法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首先，作者没有按一般传记的常规写法，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叙述到去世，而是重点描绘了节振国一生中最光辉灿烂、最可歌可泣的一段——即从1938年春到1938年秋，这既是历史的春秋，更是一段被抗日志士鲜血染红的、艰难岁月里的红光灿烂的春秋。其次，作者把笔墨的重点放在了写人，而不是写战争。而在写人的时候，又采纳了一些比较动人而又较为可信的民间传说，这不但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而且使作品带上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对读者更加富于吸引力。
《外国八路》的写作，则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它有必然性，是因为作者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作家，对牺牲在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充满了深情；说它有偶然性，则是因为作者于1961年调到山东临沂第一中学当校长，学校离埋葬着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而英勇捐躯的国际友人汉斯.希伯的华东烈士墓很近。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当他徘徊在烈士墓前，想到一个外国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安葬在异国他乡，总是热血沸腾，想探究墓中人的经历，把他写出来。但是，这个愿望直到1978年才得以实现。从那时起，他开始采访。从沂蒙山区寻找线索，省内省外到处奔波，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了解希伯的情况，他一个也不放过。就这样，他搜集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写出了这部传记作品《外国八路》。外国八路希伯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新闻记者兼作家。他胸怀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反对***，为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远离祖国，抛开家庭，不顾生命安危，历经千难万险，深入敌后，在残酷的战争的第一线上采访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大量极为优秀的新闻作品和文章，揭露日本***的凶残，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业绩，听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声音！当他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之后，义愤填膺，终于不但用笔发射“纸弹”，而且拿枪参战，向敌人发射出愤怒的子弹，并且在战斗中壮烈献身！他是真正穿上八路军军装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第一个欧洲人！王火在这部传记中，也没有写希伯的一生，而是截取希伯一生最重要的一段，即他来沂蒙山区与中国抗日军民深情相处和并肩战斗的光辉灿烂、慷慨悲壮的一段。王火以真挚的感情，文学的手法，细腻的笔触，以大量生动感人的细节，再现了这位有文化素养，聪明能干的外国朋友的坚韧不拔而又热情幽默、耿直、固执乃至脾气火烈的独特性格。作者还以八路军的高级将领罗荣桓将军对他的思念来歌颂他：罗政委突然觉得，他常听到战士和老百姓在唱的那支沂蒙民歌《青山咏》里所歌颂的青山，简直就是希伯的化身。歌词响在他的耳边：巍巍青山高又长，顶天立地走四方。风雨雷电撼不动，要在人间树榜样。
如果说，上述的两部传记都写的是战斗的英雄，是他传；那么，《在“忠字旗”下跳舞》则是他个人的回忆录，是自传了。
“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可是，那场红色的大疯狂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的惨重损失和深沉灾难，却是永难忘怀的；它留下的沉痛教训和深刻反思，更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火的《在“忠字旗”下跳舞》，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思想价值和文献作用。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回忆录。这是一位著名作家以他“文革”十年的血和泪，以他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以他的深邃的思考和深沉的情感，为我们和我们后代留下的血泪史，是一部值得珍视的回忆录！作者写出了他在“文革”中被批斗、毒打、威逼、刑讯、活埋、劳改、摧残、蹂躏的不堪回首的经历，作者说：“历史已经无法把撕下的那些页还给我了！‘文革’已像一个逝去的充满眼泪、恐怖、冤案的悲惨故事，有拂之不去的悲凉。”作者不是一般性地记述“文革”的经历，而是饱含着真切的情感和深邃的思索，对“文革”的罪恶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入木三分的批判。“我欣慰自己能活着记述下这场红色大疯狂的经历，它也许仅仅只能作为一部粗略的野史留存人间，但它是真实的。……它的价值可能在于它有助于帮助以后的年轻人了解‘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又能从一个小当权派的角度记录下他独特的遭遇与心态，它也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提出了应有的控诉与比较实事求是的反思。”这正是这部作品的价值之所在！
读着这部回忆录，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恐怖、动乱、黑暗的岁月，我们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文革”带给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上的巨大创伤。可贵的是，作者不但写出了自己受到的非人的待遇，无端的屈辱，更写出了自己的思考，写出了自己正直高尚的人格，还写出了自己的严格剖析和深刻反省。作者在叙述他被抄家、被批斗、被审查、关禁闭、办学习班、假活埋的非人遭遇的同时，也写出了他心灵的痛苦和对“文革”的深刻认识。作者写道：“那段时日，白昼变得可怕，梦乡反倒能给我带来慰藉。我总是借着繁重劳动和残酷批斗后的沉沉睡眠来摆脱痛苦和辛酸。只有在梦中，我才有了人的起码的尊严和权利。”作者认识到：“我深深感到，不参加这种学习班。不知何为精神折磨，不押到斗争会场，不知何为触灵魂！在学习班期间，我始终像死了一样活着，像做梦似的醒着。”作者进而深刻地指出：“其实，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何止使我们不像中国人呢？它是封建主义专制阴魂抬头的十年！野蛮践踏了文明，愚昧控制了科学，兽性蹂躏了人性！那是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荒谬年代！”作者也写出了他在“文革”中的追求和反思。
作者写他和妻子把一只小麻雀喂家了，并从中获得了人世中得不到的情和味，表现了作者和妻子善良而美好的品质和心性。作者还写了自己对蝉的仔细观察和联想，表现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作者也严格地解剖了他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乃至仅仅是心中出现过的错误想法，比如对远超被批判提供材料，作者为此感到深深的不安和内疚。作者也反省了自己的愚忠和明哲保身的缺点。作者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严格地要求自己，尽量地保持着正直、善良、宽容和追求真理的美好人格，显示了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美好情怀和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