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四川当代作家研究:王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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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聚焦代表作(19)

在对待国民党方面,童霜威自从担任“双料”秘书长直至抗战中期,几乎同国民党左派没有联系,“也没有急切想做什么国民党左派的要求”。他在派系倾轧中受到冷落和排挤,虽常有“一种狐狸没有吃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复杂心理”,但总认为自己“既已参加了国民党,而且它是执政的党”,“就不能不混在大家中间跑”。所以后来他自残逃离沦陷区,冒死奔赴大后方,不仅认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认为中枢“一定会体谅我的初衷,赞赏我的坚定”,并安排一个职务以施展抗日的抱负。然而,“流水送走官场梦,空余豪情心却寒”,可悲到只能靠“海上闻人”杜月笙施舍的“车马费”度日。何况他这样一个逃离“人间魔窟”,穿越“人间地狱”,决心到大后方献身抗日的志士,竟然时时被特务盯梢,处处遭特务监视,岂不“好像老是被人用凉水一盆盆地浇泼”。还有,自己最亲近的秘书冯村和儿子最亲密的恋人欧阳素心,分别落入特务的魔掌之后,他虽然想方设法进行过搭救,但是冯村终被摧残致死,欧阳素心也被蹂躏崩溃,这怎不使他“对国民党是看透了”。所以他终于决定用“佛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来做个正直的党人”,毅然加入国民党左翼人士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童霜威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认识和态度,由自命清高、实则依附的中间偏右派,到心存幻想、藕断丝连的中间派,直到分道扬镳、勇敢斗争的左派的转变过程,既是“这一个”人物做出的人生选择,更是当时大批正直的国民党人做出的历史选择,因而不仅在政治上极具代表性,而且在艺术上极具典型性。

在对待共产党方面,童霜威原本“既无好感,也无仇恨”。大革命失败后,他尽管“反对剿共和血腥屠杀”,但在言论上“噤若寒蝉”,加之既“主张中庸”,且“明哲保身”,竟与身为共产党员的柳苇离了婚。“西安事变”后,他虽又“赞同国共合作”,对共产党却是敬而远之。即使在设计逃离日伪魔窟时,也要舍近求远、弃易就难,宁肯长途跋涉去重庆,也不就近求易去新四军的苏北和淮北根据地。他此时仍对国民党心存幻想,对共产党心存疑惧。实际上当历史进入抗战中期,共产党已经发展、壮大、成熟,已经“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且不说前妻柳苇的英灵经常在眼前闪亮,也不说冯村的身影时时在近旁伴随,更有妻弟柳忠华总在他人生关口进行指引。他同柳忠华关系的变化,可以看作他同共产党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大革命失败后柳忠华被捕,童霜威因“怕受牵连”而远离他,直至抗战开始时才关心他,以后逐渐在思想上信任他,在感情上亲近他,在历险时依靠他,在久别时思念他,甚至想到应尽力保护他。至于对共产党的整体看法,由于既看到了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又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关于中国命运的谈话,所以清醒地认识到,若要“克服中国落后腐败,消除民族屈辱”,只能对共产党“寄予希望”。这说明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从离心离德,到若即若离,直至同心同德,自觉地成了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王火在《战争和人》每一部的扉页上反复地说:“我只愿从生活出发来塑造人物,并没有遵循任何模式。但我确实写了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不安、动荡、痛苦、搏斗。”虽然不能说王火塑造转变人物的方法是必须遵循的唯一“模式”,然而,我敢肯定,作家如果能像王火在《战争和人》中这样,既深入地挖掘人物转变的内因,又全面地表现人物转变的外因,还充分地展示人物转变的过程,那么“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会在这个人物身上得到系统的体现,成功地塑造出“这一个”人们“熟悉的陌生人”,从而避免某些作品在刻画转变人物时,由于转变根据不足和转变过程太快,致使转变人物不够真实可信的弊端。这正是这位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为抗日战争文学,也为中国新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提供的宝贵经验。

(原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抗战叙事的艺术探索

——论《战争和人》

廖四平

王火的小说《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最初分别于1987年、1989年、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三部又合在一起以“战争和人”为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战争和人》再现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艰难而又复杂的历程,揭示了中华民族虽屡经苦难但仍蓬勃兴旺的根本原因——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民族意志和生生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历史与人生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审视,堪称一部抗战题材的力作;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小说也颇有亮点。

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童霜威、童家霆、方丽清等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

童霜威为一法学家、官僚。其父亲是一个有儒学功底的秀才,也是一个长期悬壶济民的医生,他本人则在青年时代就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并在参加1913年的“第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先后做过律师、教授、编辑、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秘书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等。他结过两次婚,前妻柳苇是共产党人,两人因政见不合而离异;续弦方丽清出身于富商之家,两人因情趣不同而互不投机。“他自幼熟读孔孟,早些年又研究过宋儒之学”②③④⑥《战争和人》(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第69页,第70页,第34页,第156页。,加上父亲童南山教导他“言谈要谨慎,遇事要三思,爱国莫为人后,趋利莫在人先”②。于是,从政后,谨守孔孟之道:在政治上搞“中庸”——“对蒋介石是既拥护也反对……对那种不抵抗主义和对日本的卑躬屈膝以及对英美的逢迎谄媚,都感到从心里发出厌恶……害怕共产党那种极端的左的做法,觉得那不符合国情……但对用屠杀的血腥办法来剿灭共产党,他又从心里反感”③;西安事变发生后,所想的是“两方面,我都不得罪,我都挂个号!”④

西安事变平息后,赞同国共合作。为人处世谨慎、稳重甚至圆滑——在目睹江津的黑暗后,虽对国民党当局不满,但仅是远离官场而不稍作反抗;既主张抗日又希望能和平解决中日问题;“既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又收受了江怀南巧无痕迹的贿赂”谢永旺:《别开生面——评〈战争和人〉》,《当代》1993年第1期。。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准则,洁身自好、乐而不淫——不强人所难,也不以邻为壑;平时总以文人雅士自居,“不像许多中枢要人一样喜欢女色。烟酒只是稍沾一点。要讲嗜好,倒是读读诗词,种种花草,游山玩水,比较喜欢。”⑥葆有民族气节和爱国心、追求进步——在得知谢元嵩背着他替他在汪伪中央委员会名单签名后,他立即奋笔疾书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寄给远在重庆的于右任;在“猴脑宴”上,日本特务要他充当“和平”的牵线人,他拒不相从;面对汪派的李士群、江怀南等,蒋派的叶秋萍、张洪池等,在蒋汪之间翻云覆雨的谢元嵩、管仲辉等,以及方丽清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方丽清娘家人冷嘲热讽……他毫不苟且妥协,并以自残的“苦肉计”寻求自由,为能前往大后方而不惜装成痴呆症病人;他自己饱历了人生坎坷后,加入到为祖国的民主、统一而斗争的行列,如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特园”参加了“民联”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并在会上做了积极的发言;参加了反内战联合会并也做了发言。不过,他也自私、冷酷、无情——柳苇身陷囹圄、血洒刑场时,他虽身居国府要津,但未曾稍伸援助之手;柳苇遇难后,他对收尸安葬之事也避而不管;内弟柳忠华被捕入狱,他起初并未积极营救;柳忠华因思念姐姐的遗孤童家霆而登门拜访,作为童家霆的父亲,他先是避之唯恐不及,后是冷漠少言相待,直至童家霆离去。

总的来看,童霜威可谓性格复杂、个性鲜明,颇具典型性,是抗战期间国民党中间派政治力量的代表;“童霜威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认识和态度,由自命清高、实则依附的中间偏右派,到心存幻想、藕断丝连的中间派,直至分道扬镳、勇敢斗争的左派的转变过程……是当时大批正直的国民党人做出的历史选择,不但在政治上极具代表性,而且在艺术上极具典型性”邹琦新:《历史地描写具体人性的一个典范——王火的〈战争和人〉新论》,《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真实地反映了民主革命思想及实践对正直的旧式知识分子的积极影响。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童霜威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其一,童霜威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国民党中间派高级官员形象,因而,具有“开先河”的性质。

其二,童霜威“是一个信守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是一个由国民党的高级官吏向一个革命的民主派转变的典型”谢永旺:《别开生面——评〈战争和人〉》,《当代》1993年第1期。——他身处国民党阵营,但基本上能洁身自好,而且能不屈服于外来强敌的淫威,是现实生活中同类人物的代表,其转变过程也是现实生活中同类人物转变过程的真实写照。

其三,童霜威“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一个前所未见的、真实而丰满的人物典型”同上。——小说把童霜威这一人物形象放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放在国共日伪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放在家庭及社会诸方面的矛盾中进行刻画,且注重对其方方面面性格的刻画,从而使之显得血肉丰满,令人信服。

童家霆是童霜威之子,是一个由思想和斗争方式都不太成熟、注重个人感情的高中生成长起来的思想成熟、能独立思考、将国家的和平大业和光明前途放在首位、办事讲策略的热血青年。他富有文采——既喜欢“雨后春笋满林闹,淋雨一夜一尺高”②《战争和人》(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之类的旧体诗句,又喜欢“女神呦!/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同的人/……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②之类的新体诗句,还喜欢外国诗,如雪莱的诗;在高中时发表了长达十一万字的关于河南大灾荒的纪实文章《间关万里》,后又创作了一些作品并发表在自己和同学燕寅儿合办的《明镜台》上。他爱憎分明——关心父亲、思念母亲、厌恶后母、崇敬老师、看重友情、钟爱情人,而且均形诸言行。他孝顺——父亲被特务劫走,他忧心如焚;在父亲被软禁于南京潇湘路故居时,他朝夕服侍;在父亲从楼梯上跌下摔伤头部回到上海后,他不顾后母娘家的冷嘲热讽而精心照料。他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虽然他与燕寅儿合写的《黄金存款舞弊案之谜》一文的内容牵扯到自己所主持的《明镜台》的投资人杜月笙和褚之班等,但他也置之不理;在前往香港的途中,方丽清命丫头金娣为自己遮挡炸弹,金娣被炸死,之后,金娣的妹妹和母亲到方家索赔,结果被方家轰出,他则从家里拿钱欲送给她们;大舅妈“小翠红”被其丈夫方雨荪害死,他为此悲伤不已;对国统区官场的腐朽义愤填膺,对百姓的悲惨处境则充满同情。他正直勇敢、积极进取——在江津国立中学读书时,校长邵化对学校实行专横统治,他和同学们奋起反抗;在与蓝教官对抗时,同学窦平被打伤了,他勇敢地站出来为窦平打抱不平;在民声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时,他与燕寅儿一起关心国家时局,呼吁热血青年都关注抗日形势;为救冯村而四处奔走。总的来看,童家霆“这个人物的成长反映了历史的进步”王火:《关于〈战争和人〉答书城杂志记者问》,《书城》1995年第2期。。

同时,童家霆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它与此前的知识青年形象,无论是《红旗谱》中的运涛、江涛,还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余永泽、江华、卢嘉川,以及《三家巷》中的陈文雄、陈文婷等都迥然不同:既不像江华、卢嘉川那么激进,又不像余永泽、陈文雄、陈文婷那么“落后”;虽像林道静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但其步子没有林道静迈得那么大;因此,它实为一个崭新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