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化的笔墨韵致。长篇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作品。文学语言是体现作家个人气质、修养、功底的鲜明标志。《战争和人》的语言艺术水准也不输其内容达到的高度。王火笔墨韵致的个人化，表现在叙事语言的起伏跌宕，多彩多姿和人物语言的传神入髓，毕肖性格。写南京大屠杀、寒山寺枫叶、雨花台荒冢、赤地千里走中原、风波凶险雾重庆……无不是当浓则浓，当淡则淡，墨分五色，变化得宜。人物语言，以一小例即可看出特点：“哈哈，童秘书长，在我这里，鸡汤你尽管放心喝。我内人炖的鸡汤，是真正的鸡汤，哈哈，决不是鸡的洗澡水！……我内人炖鸡汤，杀鸡时将颈部以上的皮连同鸡冠、鸡眼、鸡嘴全部刨去，鸡屁股连同尾巴尖统通通不要，毛固然要拔净，煮汤之前，先要给鸡好好洗个澡。”从这短短的一段话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到“我”和“内人”两个人的性格么？在此恕不多议。
(原载《理论与当代》1998年第2期)
全球一体化语境中本土文学的自我确认
——《战争和人》得失谈
邓经武陶镕
一、民族风格的追求
在《战争和人》创作过程中，作者首先是带着一种焦灼，即在中西文化尖锐碰撞下对民族本土文化即将消解的担忧。随着中国的开放国门走向世界，伴随着西方先进科技、雄厚资本进入中国的，是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技术的高度科技水平，西方文化的世界霸权似乎在中国也逐渐确立，全球化、地球村的格局已经被建造在西方文化霸权中心的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但世界文学之中应该有中国文学的一席之地，这就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们不无焦虑的思考。一些作家不再将西方视为中国必须赶超的“他者”(如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屑一顾)，而是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文明的延展和转化，形成超越焦灼的一种新策略。
出于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战争和人》的艺术追求，就定位于“想写一本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这首先，也是最突出的，是小说大量生动的生活场景和风俗画面的描写，六朝烟水与金陵形胜、吴江小镇风情和苏州名胜、寒山寺、枫桥、拙政园、草堂、缙云山的风景等及其地理名物的解说，都在渲染着一种“中国生活”具体状貌，以力图体现出一种“中国味儿”。确实，作品有关江浙的自然景物、地理名物、典故传说，描写得尤为具体感人，这当然是作者的青少年生活积淀和“故土”情结所致，更是作者对“中国风”有意识地艺术营造。特别是大量古典诗词的引用与景物描写的结合，同人物当时的心境融合一体，形成意境，从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中国式文人风采，甚至不惜皈依中国传统文学的老套！也就是说，在作品的描述性语言运作中，其人、其地、其景，都和谐地汇融一体，心理描写与古典诗词的引用交相辉映，确实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学的雅韵，体现着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作者对民族本土文学特质的自我确认之努力。
这还表现为，根据作品人物的地位、身份和教养，在其对话、书信描写中精心选择一些文雅词语，确实有助于人物特定性格的表现，江怀南信件的词语古雅，冯村书信的文气与准确，都酷肖其人，这都与如方丽清兄妹的浅显直白(商人体)书信用语遣词，互相映衬而相得益彰。作品人物的多数对话语言安排，也很符合特定人物的教养、身份，这都是小说的成功之处。但刻意地追求也同时带来了遗憾。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艺术”指的是语言运作的高度技术化、技巧化而并非仅仅是词语的“雅化”选择，雅化得过分就导致了语言的做作。作者对西方文学话语霸权的警惕，导致小说语言价值取向的向传统语言体系的回归，但操作的失当，却走向了旧式的老套，这在小说第一部尤其表现突出。作为现代小说的叙述语言，首先应该做到明白如话，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古典)文化在话语符号体系上区别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追求目标和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新传统之一。
文学语言的白话化、通俗化，进而达到大众化、平民化以至于通过形式而达到思想的民主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语言符号体系的主流精神。《战争和人》叙述语言却大量使用如“来回蹀躞很久”、“头发银白，头顶大部牛山濯濯”、“侑酒陪客”、“一种徒呼负负的感伤”、“阃令森严”、“踽踽地向自己房里走去”和“踽踽迈步”等生僻、僵死的文言词句，就成为一种“滥用”。这虽然增加了作品的“文气”，体现着“雅化”的艺术追求，却限制了读者的理解并阻碍着欣赏的实现，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粗俗的方丽清文笔只能达意，却能想到“同江怀南刚刚把晤却又要分别感到一种遗憾”，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只顾自我古典文化知识的展露而忘记了作品人物角色特征。作者的叙述语言用账房“上来迓迎”这样的表述，也很不合适。青年下级军官童军威“惋惜过后来大哥同嫂嫂的分袂”，极不符合人物特定的文化素养。汽车司机尹二的心理活动，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用“心情凄凉杌陧”等文言词语去表达。又如“杌陧的时局”、“大局蜩螗”、“工事窳败”、“午间跏趺入睡”、“疰夏”、“搿伙着”等作品人物语言和作者叙述语言，都不是当下文学作品面对社会普通阅读者应该有的选择——假如作者确实不准备使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话！还有，如果要进行“世界化言说”的文本转化，这些词语又将如何翻译？此外，特务头子叶强，其人可鄙可厌，童霜威当面尊呼其号是上层人物的修养和应有礼节所致，整个叙述语言一概写为“秋萍”，则与全书对之的否定性情感不相符。大量古典诗词吟咏，触景生情的古典文化内容，确实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烘托气氛的效果，但每处、每时都如此，又落入传统小说“有诗为证”的老套。
总之，无论是用毛泽东的“文学作品写给谁看”的政治标准(因为作者有“作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写，这点决不含糊”的创作立场)，还是用尽可能获得最大读者市场的当下经济利益去衡量(至少该书的出版社是要“与市场效益挂钩”的)，这种词语的“雅化”都是不可取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当然是希望用最大众化的媒介符号话语方式，传达到更大范围的受众中，以获得最好的传播效果。按乔伊斯的理论，小说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其根本功能不仅仅是“讲故事”，而是使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去艺术地激发、诱引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使作品具有更大想象、联想的空间，这绝非阅读的语言障碍所能“激发”。
小说在探索民族文化定位的新可能，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征和独特文明的延展与转化等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决不能以牺牲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要成绩)为代价，小说的雅化营造，决不能以阻碍大众的接受为代价。
我认为，远说鲁迅小说的“白描”技巧、周作人散文的“晚明小品”风、汪曾祺小说古典意境，近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等对民族秘史的穿透和展示，都是使用平白如话的语言却表现着中国传统文学的诗性和韵致，外在的行云流水、漫不经心中，体现着极深刻的技巧——化融成“大象无形”！方块汉字的象形，本身就蕴蓄着形象性，这是20世纪初美国诗人庞德早就清醒看到的。汉字的潜能，就在于形象、通俗中的神韵按：汉字源自图画，其基本构造原理是象形，并延伸为会意、形声、指事等，即汉字的意义与其象形的内涵是紧密包容的，汉字的运用应是取象譬喻。而譬喻的基础则是日常生活使用的普通口语。，语言本身具有其自在意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二、历史的全景展示
《战争和人》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后记》透露着作者的一个主要创作动因：“与我的同龄好友一同自发地冒险散发抗日传单；在那血腥的沪西‘歹土’上目睹敌伪作恶；在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次日上午，从慈淑大楼我上‘最后一课’的窗口里悲伤地俯瞰日本海军陆战队奏着军乐在南京路上举行入城式”，“我仿佛又看到沦陷后那满目疮痍的秦淮灯火石头城和听到铁蹄下中国百姓的呻吟声了！我仿佛又置身在1942年那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中原大地。”对日本****复活的警惕，个人亲历感受和人生体味的淤积在胸，就形象化为“不忘历史”的真诚呼喊。
从作者三篇后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使人看到苦难中国过去了的一段长长的悲惨历史”，要展示出当时人们的“希望、信念、理想、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历史必由之路”(第三部)，以达到“从历史引起对人生的思考，又从人生去发现历史”(第二部)，他希望像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记录历史(第一部)，更在小说构思中表达对杜甫式“诗史”的向往，他说：“不管它像不像史诗，我却不妄自菲薄地有这样的创作意图。”通过作品主人公的人生历程作者要总结的是“国民党这样的庞然大物当年是怎样会腐烂垮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是怎样产生的？共产党应当如何以史为鉴？”……也就是说，这部作品更主要的是表现作者对历史、尤其是一段社会政治的一种认识！这就必然带有一种政治性历史“大说”讲述的性质！如果说，西方小说源自贵族沙龙中贵妇人消遣的阅读需要，史诗性的叙事和浪漫传奇，就成为长期以来西方小说的传统之一(其文体被明确界定为story-故事、fiction-虚构、novel-新颖或新奇的)，而中国小说是起于“街谈巷语”、“杂说”、“残丛小语”，鲁迅对之的理解是：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文学与历史典籍的区别，就在于此。作家陆文夫曾说：小说，就是往小处说！其实，中国古典长篇即使是“讲史”类如《三国演义》，也更多地还是立足于人的性格(曹奸、亮智、关义、飞勇……)。具体表现，从细微处见精神而非“道术所在”，这才是我们应该继承、发扬的民族文学的传统优势。
《战争和人》叙述的，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一个最古老的文人话题：仕与隐！只不过穿上了现代的外衣——政治的动荡、社会的巨变，使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就以纷乱的个体存在方式撒向现代知识分子；儒与释、国民党与共产党、民主与专制、法治与腐败、正义与邪恶、随波逐流与气节操守、个人欲望与社会职责……这样“丰富”传统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中使用，再一次地突出了作品人物在整体上的精神迷乱，展示出20世纪中国社会各类人生在道路选择上的艰难程度。小说的真实性和感人性的基础就建立于此，这也是我从小说中“误读”到的对现代人生的思考。
当然，从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到1946年国共之间内战的开始，构成了作品的整体叙事框架：风雨欲来“首都”南京城各阶层的心理和行为，“西安事变”及中国政坛的动荡在不同政治派别人物所引起的反应，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惨烈，主人公奔赴武汉及避居香港和辗转重庆等地的经历，孤岛蛰居和寒山寺囚禁，南京家中软禁及逃脱，逃难途中哀鸿遍野、腐败满目，重庆、江津生活，特务政治，投身民主……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面，都由于大多是作者的亲历，而显得真实感人。这就是该作品能够跻身“中国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列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原因。总之，作者以现代“儒家”的政治态度去描写展现、揭示和批判，通过主人公的人生历程，穿插着当时社会的各类人物，安排了一个个历史事件，从而达到对那段历史的宏观表现。
不过，历史家最可贵的，在于秉笔直书而尽可能抛弃自己的偏见，给人们提供真实而全面的历史本貌。作品希望构成一段历史的“全景”，但是，我们却感觉到作品对历史真实“全景”展示的明显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