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校的第二天正好碰上熊老师所教的数学的摸底考试。这是进入高三以后他们每个月都要做的事情，在这里，往往在高二的时候就已经把三年的课程全部上完了，然后从暑假开始就进入了一轮又一轮的复习。所谓的复习，其实就是学生不停地做习题，老师不停地讲解习题，摸底考试则被看作是对老师和同学的一次检验和校正的机会。
环境是陌生的，考卷则还好，上面的题是熟悉的。拿到判好的卷子，我得了147分，只错了一道3分的选择题。我不禁有些自得。熊老师不慌不忙地把试卷全部发还到同学们手中，然后抬头看了看大家，说，这次考试大家表现不错，我们班一共有十五位同学得了满分。说到这里，熊老师看了看我，又说，北京回来的同学也不错，只错了一道题。
同学们齐刷刷地朝我看过来，我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这实在是一个响亮的下马威。在我过去三年的学习生涯中一直引以为傲的数学在十五位满分的同学面前迅速归零。
傍晚吃饭的时候，我边吃边向老何了解这边的情况。老何是我初中同学，在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就帮我在学校旁边租好了房子，他也从学校宿舍搬出来和我同住一起准备高考。我说，老何你现在是我唯一的靠山，你可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老何咽下一口饭，看了我一眼，说，这里的复习和摸底考试的逻辑你可能要搞清楚，它不是为了学习更多的方法和知识点，知识点的学习早在半年前都已经结束了，现在只是为了看看还剩下什么问题。这是境界问题，在这个境界下，得满分一点儿也不稀奇啊。不过，你北京回来的能考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我有些发蒙。吃完饭，捧着饭盒跟在老何后面穿过空荡荡的篮球场。5月份的天气，水泥地在傍晚显得有些灼热。我实在不想马上就回到那个闷热的教室里去，可是操场在晚饭的短暂喧闹之后已经恢复了平静，不远处教学楼的灯光亮了起来，远远地看去，整栋教学楼无比安静，我知道，那些安静的灯火通明的教室里现在已经坐满了人，他们正把头埋在无休止的试卷和习题之中。
当然，黑暗的日子偶尔也有闪亮的时候。第一次语文摸底考试，我的作文被选为范文印发给全年级传阅。它稍稍给了我一丝安慰和喘息的机会。你如果能够明白掉进冰窖后正好有人扔给你一件棉衣的感受，那么你就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在高考这件事上，信心的作用有时候是巨大的。
那时候这个班级里我谁也不认识，老周坐得离我很远，他每天回家吃饭回家睡觉基本上搭不上话。对我们感到好奇的人不少，但真正愿意聊天的人不多。老戴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位。
老戴是复读生，剃着光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和其他满脸苦大仇深、争分夺秒的同学不同，他坐在后面有些无所事事。他是第二次复读了。第一次高考前成绩很好，于是报了一所不错的学校，结果考试出来成绩一塌糊涂，只好复读。第二年，他压力比较大，报考学校时中规中矩，成绩出来却一鸣惊人，连清华北大的分数线都够了，懊丧之余，决定再次复读。现在我们正在复习的东西他已经经历过三遍，就算是大餐恐怕也吃腻了。
和老戴认识跟我那篇作文有关。我的作文传阅之后，很多初中时候的同学知道我回来了。他们分散在各个班级，来看我的时候就跑到教室的窗口喊我出去说上一会儿话。有一天，窗外来了个陌生的男生，也在窗口喊我。我人生地不熟，同桌也在一旁低声告诉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好学生，让我不要出去。我正在犹豫，老戴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去，我看着，谅他不敢找你麻烦。外面那位兄弟果然是来寻麻烦的。原来我有位初中女同学，初中毕业之后和我有断断续续联系过几封信，听说我回来了，也要来看我。这位兄弟大概是喜欢她，立马跳出来表示不答应。于是他就代表那位女同学来看我，顺便警告我一下。老戴站在我旁边，那位男生看架势不妙，不敢纠缠，把那位女同学的纸条交给我就跑了。
这是枯燥的高考生活中一个小插曲。我因此认识了讲义气的老戴。后来我才知道，每天晚自习前，老戴和几个同学都会偷偷跑出去踢一会儿足球，这几位同学和老戴一样，都是复读的学生。他们的苦闷比其他学生大得多，他们曾经经历过高考的失败，如今坐在这间教室，只不过是在着急地等待一个新的结果。我也加入老戴他们，常常偷偷跑出去踢一会儿球。十几分钟的样子，还要赶在班主任到教室巡查之前赶回来。我记忆中的那个球场很大，长满了野草。老戴他们踢球的技术和我的北京同学相比差多了，可是这也无法妨碍那短暂的快乐，五六个学生毫无目的地追着一只足球，也唯有那一刻我们才能暂时忘记高考马上就要来了。
现在想起来，除了班主任熊老师，我几乎记不起任何其他老师的脸了。其实不仅仅是老师，同学们的脸我也大都想不起来了。大多数时候，我只能看见埋在书堆中的一个个脑袋。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早自习，晚自习则要十点多才结束。
我不是很适应这种缺少睡眠的作息，于是向熊老师提出想要适当地晚到早退。学校大门一般都是关着的，门卫需要批准的条子才允许进出。熊老师愣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批条子给我这位特殊的学生。
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摸清楚这座学校的规律。真的要感谢三年在北京的学习生活。我经常听到很多人对北京学生考试能力的不屑，其实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北京的学校对于高考也很重视，但是教学计划却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学生有大量的活动时间，周末也是自己的，高三的学生有紧迫感，却没有压迫感。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部分学生拥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自信心。这样的自信心和适应能力让我能很快调节好心态，重新投入到新的竞争环境当中。
我依然记得，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女生。我记得她似乎姓田，但也许记错了。她就是那十五位数学考试满分的同学中的一个。我几乎没见过她长得什么样子，很少见到她从书堆中抬起头来。只记得她身体比较单薄，梳着简单的马尾辫。她成绩很好，年级能排到前三名，是这个班级目标考上北大的人选。老师们对她都很照顾，跟她说话也轻言细语。偶尔摸底考试有失误，做错了不该错的题，她都十分紧张。我看着她的背影都能想象得到她满脸通红的紧张模样。
我有一次在教学楼门口撞见她和她的父亲在一起。她的父亲一看就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农民，手里提着一些衣物和吃的东西，正在关切地问她情况。女同学眼睛一直看着地上，脚尖在地上漫无目的地画着线，嘴上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着父亲的问题。后来她从父亲手里接过东西，就转身匆匆走了。我看到那位父亲在教学楼门口站了很久，直到女儿的背影消失了也还在那里怔怔地望着。也许在他心里，他改变人生的所有希望都已经寄托在女儿身上了。
报考的日子到了。老周没有填报他心目中“毕业之后就能够当官”的人民大学，而是选择了本省的武汉大学。我犹豫了很久，在上海工作的姐姐劝说我保险起见，报考上海交大。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于是画掉了报名册上已经填好的北京大学，把上海交大写了上去。
报好志愿的那天傍晚，我跑到街边的电话亭给北京的同学打了个电话，告诉我最终的选择。我们曾经有个美好的约定，要相遇在北大校园，可如今这一切都要在现实面前成为泡影。
那天晚上，熊老师召开了唯一的一次班会。他让每个人讲讲自己报考志愿的原因。轮到我的时候，我说选择工科将来不怕没饭吃，惹得大家都笑了。老戴报了武汉大学，姓田的女同学如所有人期待的那样报考了北京大学。那个晚上，我第一次听到所有同学的声音，大家不时因为某位同学有趣的发言而哄堂大笑，似乎忘记了过几天就要高考了。那一刻，现实和理想在教室里变成了相互辉映闪闪发亮的星星，照亮前方的路。
1998年7月6日，全市参加高考的考生拥进了一中校园。一中附近的街道上，餐馆里，出租房里，到处都挤满了来参加高考的学生和陪考的家长。我租住的房子也被我的初中同学占领了，我们不得不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
7日，高考的第一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拿着透明的笔袋，等候在教学楼门前等待开考的铃声。回头看校门口，铁门前挤满了脖子伸得老长的家长们。我早上警告过陪考的母亲，让她不要像其他家长那样挤在那里看着我，我回头看时的确没找到她的身影。可是我相信她一定悄悄站在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充满期待地看着我。
走进考场的时候，我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紧张，监考的老师都很和蔼。我坐在考桌前等待着分发试卷，抬头看去，黑板上监考老师除了写了考试时间和要求，还十分有心地写着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祝你成功！
那一刻，我不禁泪从中来。
后来，老周和老戴都如愿以偿，考上了武汉大学。老周后来从武汉大学毕业去了美国读博士，现在也成了美国人。老戴后面没有和我联系过，想必他的人生路终于不再那么坎坷吧。姓田的女同学刚好考够了上北大的分数，这是后来听熊老师说的，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瞎子科爹
瞎子科爹不是谁的爹，而是我爷爷的堂弟，我的叔爷爷，我们老家这里的习惯，喊爷爷为爹。瞎子则名副其实，瞎子科爹一出生眼睛就看不见东西。
瞎子科爹刚长到成年父母就去世了，族人们盼着他能自立，要给他谋个差事。电影和评书里的算命先生基本上都是瞎子，于是瞎子科爹顺理成章地被族人送去跟同样是瞎子的一位师傅学习算命。开始的几年，瞎子师傅给人算命，瞎子科爹就在边上听着，边听边记。瞎子科爹不识字，但瞎子记性一般都好，天干地支那么复杂的演算也能一件一件记得清清楚楚。几十年后我的姑父仗着念过几遍周易和万年历，曾经挑战过瞎子科爹，客人刚报出出生年月日，瞎子科爹翻了翻白眼立马就批出了八字，而我那念过书的姑父才刚刚翻开他的万年历。瞎子科爹翻白眼不是瞧不起人，他思考的时候都喜欢这样。
瞎子科爹长到三十岁左右就已经可以陪他师傅出门帮人算命了。两个瞎子，一前一后，都拄着拐杖，步调一致地敲打着路面在田野小路上走。有人喊住他们算命，他们就停下来，坐在客人搬过来的椅子上，笑眯眯地等着客人开口。这时候已经换成了瞎子科爹帮人算命，瞎子师傅在旁边听，帮着把关。瞎子科爹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嘴巴稳，不瞎讲，边讲还边笑眯眯的，客人几乎没有不满意的，因此很快就出师了。
等到我记事的时候，瞎子科爹五十多岁，已经是十里八乡算命瞎子里面的头牌了。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我们村的“科师傅”，那时候的人尊重手艺人，瞎子科爹用的是嘴，但本质是动脑，属于比较高级的手艺人，接近半个知识分子，所以人人都乐意喊他一声“科师傅”。其实“科”并不是瞎子科爹的大名，他的大名叫郭万兵，小名叫科伢，“科师傅”出名后，他真正的大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
那时我们一大家祖孙三代住在一大垧院子里，院子出门右手边有一间耳房就住着瞎子科爹。他那间房子是族人帮他盖的，屋檐和我们家院墙之间有两米宽的间隔。我们小孩子总喜欢在那个过道里玩，就经常看瞎子科爹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给人算命。
有时候来算命的是一位大娘，牵着一个刚成年的大姑娘，大概是来给她闺女算算亲事。大娘满脸着急地报出闺女的生辰八字，瞎子科爹还是一脸堆笑，慢悠悠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解，生生把这几个字拆出一大篇话来，有前言有后语，一套一套地跟念歌诀似的说给大娘听，听得大娘一会儿眉头紧锁一会儿又眉开眼笑。一旁的姑娘则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想听又怕听，憋得满脸绯红。
很多时候来的是婆媳俩。婆婆报儿子儿媳的八字，算的却是坐在一旁的儿媳妇肚子里面的事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婆婆着急，媳妇脸上装作满不在乎深恶痛绝其实心里比婆婆还紧张。瞎子科爹的算词传达着某种神秘的旨意，随时撩拨着婆媳俩的心弦。在这种事情上，瞎子科爹永远说得模棱两可，一句话能听出几个意思来。比如说瞎子科爹算出这个小媳妇儿怀的是闺女，他会这么说：这孩子好啊，命中带水，正好和父母五行相补，父母有福了。
算人的事瞎子科爹总是比较含糊，但是有时候他被要求必须准确，比如有些客人不是来给自己算命的，而是家里牛走丢了，来找算命的先生给个方向。这种事瞎子科爹最在行，不慌不忙地问清楚过程，掐完主人家的八字，沉吟一会儿总能给出个大致的方位。大多数情况下牛最后都能找着，巧合的是基本上都在瞎子科爹说的方位上，这就让瞎子科爹蒙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
瞎子科爹生意很好，每个人的命算完都有五毛钱或者一块钱的收入，给一块甚至给更多的往往是对结果很满意的客人，给完钱满心欢喜回家等着抱孙子了。没有人会少给，因为瞎子科爹一摸就知道钱是多大的面值，甭管你是新的还是旧的，哪怕是揉得皱巴巴的瞎子科爹也能摸得出来。客人给了钱，瞎子科爹就一边笑眯眯地陪你说会儿话，双手却小心翼翼地摸着纸币，钱对了，瞎子科爹就感谢一句，然后小心翼翼地折起来装进口袋里，然后开始接待下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