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每个月都要往返北京和上海。那时候已经可以坐上夕发朝至的Z字头京沪专线了，价格也变得很贵。为了省钱，我每次都选择不坐卧铺，而那时候也大概没有硬座可供选择了。坐在一人一座的软座车厢里，周围的人很淡漠，都忙于自己手头的事情。智能手机和iPad还没开始流行，我和大多数乘客一样看自己带的书，或者用彩屏手机费劲地浏览WAP网络。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看周围陆续昏睡的人们，我开始想念千里之外的新婚的妻子，想象她现在正在干些什么。然而这种想念完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似乎与周遭的人毫不相干。直到火车到站，邻座间大家相互胡乱简单地点头致意，然后各奔东西。
之后我又换了新的公司，职责所在，每周都会乘坐沪宁线出差。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四年，也让我有幸经历了动车时代和高铁时代的变革。这个时候的火车已经不能称之为火车了，其实都是电动机车，速度那真正是所谓“一日千里”：动车从上海到无锡只要一个半小时，2010年有了高铁之后只需要四十五分钟！火车上的位子越来越宽敞，走道中间除了春运的时候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有人站着或者坐着。上车之后你只需要舒服地把自己埋进座位里，到了站自然有广播中优美的女声提醒到目的地了。
然而，我今天想来，四年乘坐高速列车的生涯居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我所能记起的只是那一次次赶火车的焦急的心情，只是一路越来越沉重的心事，而关于火车本身，我居然像第一次坐火车不记得怎么上车的那样，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似乎只是坐在一群西装革履的乘客中间，努力地把自己变成更像他们的一个，空气中弥漫着香水味和优雅的气息。我也忘了问他们姓甚名谁，只是毫无目的地注视着每一个匆匆下车的人。就像偶尔有一次，我下车的时候无意地回头看看，不远处有好几双眼睛正木然地注视着我。那一刻我似乎有些恍惚，拉着重重的行李箱不知该迈向何方。
最近一次坐火车是趁着假期和家人回乡。空荡荡的高铁车厢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位乘客。有一位女乘客似乎因为提早上了这趟车，被列车员劝离了我们这节车厢。姑娘好像无所谓的样子，竟然在两节车厢中间地带靠墙铺上报纸，坐了下来，然后笑眯眯地打开一个糖果盒吃起巧克力来。远远看去，小姑娘很朴素干净的样子，梳着简单的马尾辫，随着脑袋的摆动一甩一甩的。
我的女儿年纪尚小，噔噔噔地跑过去向这位姐姐咿咿呀呀打招呼。姑娘开心地打开糖果盒让我女儿挑，一边开心地告诉她这是她参加婚礼带回来的礼物：
“嘿，小宝，你好漂亮哦！你喜欢哪一颗呀？”
老五
我有一个堂兄，只比我大了一个月，在我们这一辈堂兄弟中排行老五，有旁人在的时候我喊他五哥，如果只有我俩在一起玩，就喊他老五。
老五家在我家后面，我家的后墙连着他们家的院子。在我家搬来之前，他们家的院子很大，靠近房子的地方是平坦的院子，稍远一些则种了一些菜，再靠外是一个小小的鱼塘。我家后来把他们的菜地做了宅基地，鱼塘也被填平做了院子，因此老五的父母亲就有些不高兴，很不欢迎我们的到来。
不过，大人们的事情我们不懂也不会掺和，我和老五还是跑来跑去彼此家里玩，上学放学也一起走。早上的时候，我总是早早爬起来，洗好脸背上书包，跑到老五家院子里喊他起床。老五的父亲往往已经起床了，坐在黑黢黢的堂屋里喝茶，听见我喊，咳嗽一声算是跟我打了声招呼。我就在院子里面等，用脚尖在地上画圈，往往画到第十个圈的时候，老五就穿好衣服起来了，拿上书包，脸也不洗，和我一起飞也似的跑去上学了。
我们那时候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放学铃响了好久老五还不出来。他学习成绩不好，总被老师罚站，放了学老师也忘了提醒他罚站结束了。等他出来的时候，别的同学都走了好远了。我们俩远远地跟在一大队同学后面，有时候被一只绿色的草蜢吸引了，趴下一起把它逮起来，抓住草蜢长长的脚，看它徒劳地挣扎，回到家喂给鸡吃。路过池塘的时候，我们俩停下来，捡起路旁的瓦片扔向水里，让它贴着水面飞行，看谁的飞得更远。瓦片贴着水面起起伏伏，飞到十几米开外才咕咚一声沉到水里。
更多的时候，我们一起踢一块石头，老五踢一脚，我踢一脚，我们一路小跑地跟在石头后面，一直把它踢回家。老五的母亲总是忘记按时回家做午饭，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家大多时候还锁着门。老五于是就坐在我们家门槛上等，我们家饭还没熟的话，我就拿了收藏的小人书和他一起看。我看的速度比他快，急着翻页，催他看快点，催得他急了，就憋得满脸通红。
小时候我的玩伴很多，有时候在外面玩了一整天回来跑去找老五，就看到他坐在院子里一只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用小刀削一块木头或者竹子。他有的时候是在削一把木头小手枪，那种电影里常常有的盒子枪。削好后，他又用墨汁给手枪染上黑黑的颜色，晾干后亮亮的跟真枪似的。他有时候用竹子刻一支笛子，把大小合适的竹子中间掏空，裁成长短合适的竹管，镂空几个地方，就是一支真的能发出声音的小竹笛。这些工作完成之后，老五还会细心地在手枪或者竹笛上刻上他自己的名字，表示这是他的专用枪或专用笛。当然，专用只是相对的，如果我要拿走老五总是大大方方送给我的。
老五还给我看过一幅字，确切地说，那还是一幅画。在白色的作业纸上，他用了彩色的笔画了很多只小鸟和竹叶，并且用这些小鸟和竹叶组成一个个笔画，写成了自己的名字。我感到很惊奇，他自豪地告诉我说是从一本画册上学来的，还告诉我以后他准备画更多的字，用好一点大幅的白纸，说不定还可以卖钱呢。
有一年暑假的时候，我们俩真的拿着一幅老五画好的字跑到街上去，那条街很长，我们俩举着那幅画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都没有人愿意把它买下来。太阳很大，我们感到有些沮丧，最后决定不卖画了，一起凑了三毛钱去买了一瓶汽水喝。我们正在喝汽水的时候，被一个比我们大好几岁的小流氓看到了，他抢了我们的汽水，一边喝一边盘问我们来干吗。老五脸憋得通红，和我一样怕得腿发抖，不敢搭腔。后来小流氓注意到老五手里的画，一把抢过去，打开来看，撇撇嘴，说：“哟，这画的是什么呀？还有鸟呢！啧啧！”老五冲过去想要抢回来，可是小流氓比我们高多了，把画高高地举起来老五够不着。老五突然抓住小流氓拿着汽水瓶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痛得小流氓弯下腰来，我赶忙趁机抢下那幅画，和老五一起飞快地跑掉了。
那年夏天真的是老长老长的。有一天吃过午饭，我的父母都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我偷偷跑出去找老五。一见到我，他就表现出很神秘的样子，把手指放在嘴上示意我不要出声，等到我们蹑手蹑脚出了院子之后，老五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在老五家的后面，是一座形如蛇头的小山，据大人说，他们有一次撬开石头，发现石缝里跑出一条条粉色的小蛇。这座小山包，靠着老五家的一面是一大片竹林，另外像蛇头的一面则临着一条小河。因为怕蛇，平时我们连竹林都不敢进去，尤其是风吹过的时候，竹叶发出碎碎的声音，好像蛇爬过一样。
那天下午，老五带着我穿过竹林，爬上后山包，我不敢说话，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临河蛇头的位置，有一棵小松树，我们平时都说那好像是这条蛇口中吐出的信。老五用手攀着那棵松树，慢慢地探身下去，踩到了一块突出的石头，哈一下腰，一下子就跳下去了！
这个蛇头的位置，就连大人都不经常来的，因此长满了灌木和杂草。我有些害怕，老五跳下去之后我看不见他，于是喊：“老五！老五！”老五的声音传过来，说：“跳下来吧，没事的！”我战战兢兢，跟老五一样，攀着那棵小松树，探下身去，踩在那块突出的石头上的时候，我扒开灌木和杂草，看到老五站在下面。那是一小块平坦的地，三面是陡峭的石崖，一面临河，临河的一面被几棵小树遮罩住，所以从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我跳下去，兴奋得声音都颤抖了。说：“老五，你怎么发现这个好地方的？”老五只是笑，说：“你看看我种的菜。”我才发现脚下卧着几株葱和青菜，都瘦瘦小小的，但是排列得很整齐。在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方，大概只有一两个平方米，我和老五站在那里都显得有些局促，可是奇怪的是，这里阳光却很好，小小的空间一点也不觉得阴暗。
那天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像大人们一样给那些菜松了松土，还把旁边的一些杂草也拔了一遍，干完这些活，我们俩就兴奋地坐下来，高兴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后来我们觉得还应该施施肥，临走每个人小心翼翼地对着那块地各撒了一泡尿。回到家之前，我们决定不告诉任何人这个隐秘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再也没有去过。因为暑假结束我就离家上学去了，初中离家很远，每两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而老五因为成绩不好，留了级，和我就分开了。也许他后来又再一个人去过，就像之前带我去一样，一个人小心翼翼地跳下去。
再后来我去了北京读高中，高中毕业又来了上海继续大学的学业。老五成绩一直就不好，他的父母又舍不得他继续花钱读书，初中毕业就让他跟着别人打工去了。我大学毕业之后就不太经常回老家，后来就一直没碰见他。但后来听说他打了两年工就不愿意继续了，自己凑够钱去学了一门手艺，学成之后跑到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小城阳逻租了一个铺面，专门做玻璃刻花的活。他给自己老家的房子换上了新的窗户玻璃，玻璃上刻出来的图案很漂亮，有小鸟，还有竹叶，就和他小时候画给我看的画一样。
我偶尔回到老家的时候会去那条河边散步。我有时候走过来走过去，从河面上看过去，大概因为树木的遮挡，我从来没有看到那块老五种菜的地。有一次我爬上蛇山包，那棵小松树枝干已经很大了，我攀着松树看下去，灌木丛很深，什么也看不见。
然而我终究没有像小时候那样跳下去，我下意识喊了两声“老五”，那里也没有人回答。于是我只好悻悻然爬上来，穿过竹林回家了。竹子随着根茎蔓延成了更大的一片竹林，风吹过来，发出窸窣的声音，就像小蛇爬动一样。我没有害怕，却有些失落和怅然。
我的老师刘应银
刘应银是我的初中老师，教数学，初三的时候才做了我们的班主任。他有时候很喜欢把名字中的“银”字简写成“艮”，大概以为这两个字是同一个读音，等到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可把我害苦了，找了半天才意识到读音不同。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不知道怎么都有这个癖好，喜欢写怪怪的乱简化而来的字，大概是某次汉字简化失败后留下的副产物。
教我们书的时候，那是二十年前吧，他看起来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但实际上已经有五十了。白皙的皮肤，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二八开，黑黑亮亮的，标准的国字形脸，浓眉大眼，一说话就客气地带着笑。个子瘦瘦高高的，恐怕得有一米七八的样子，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在当时我们看来是标准的帅哥。
当时学校有个很大的水泥地操场，每年两次开学典礼的时候作为全校的会场，其余的时间则是篮球场。学校老师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偶尔打打篮球，我们下课后就捧着饭盒站在旁边看。刘老师经常上场打一会儿，他在场上不太参与抢球，老是在旁边笑吟吟地站着看。年轻的老师抢到了球，把球传给他，他就迈开大步运球上篮，个子高，动作又标准，所以总是得分。他打球的时候喜欢穿那种蓝色的运动裤，两个裤管的外侧一条白色的竖条纹。这种裤子现在基本上都是当作内裤穿了，但是当时很时髦。刘老师看到学生围起来越来越多了，就把机会让给那些跃跃欲试的年轻教师，自己拍拍手笑吟吟地穿过人群走了。
说实话，刘老师教课水平当时我就觉得一般。他似乎没有受过专业的师范训练，教课的经验都是后来磨炼出来的。我记得他的板书总是一丝不苟，即使写成行草，也是一笔一画力度到位。他的备课本——不知道现在的老师还有这个吗——也是一丝不苟，一板一眼地按照每次课程提前写好。每页的格式都很整齐，连个错别字都没有。有时候晚上我们上自习他就在讲台上备课，碰到写完了一大本，就换一本新的。每次他上课走上讲台的时候，一定是左手拿一本课本和一本备课本进来，右手则习惯性地捋捋头发，腰挺得直直的。
我那时候有一个爱好，就是累积作业本上的他的评语。他评阅作业，如果答案没错书写又干净，他就写上一个“优”字，然后依次是“甲”和“乙”。我不记得是不是还有“丙”。他的“优”字写得气势很大，字的直径大概快有三四厘米，这可是当时同学们之间相互炫耀的稀罕东西。我记得我总是和数学课代表小Z较劲，看谁得到刘老师的“优”评比较多。数学课代表的字写得漂亮，我也尽量写得不出错，保持字面干净。这个小小的评语在当时竟然像有魔力一般让我写出了一本又一本干净整洁的作业本。可惜，后来初中毕业，作业本被家人当废纸卖了，一本也没有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