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
我将不再离开日记。我必须锲而不舍，因为只有在这方面我才能做到这点。我真想解释心中这种幸福感，它偶尔出现一次，现在就正充满我的心中。这确实是某种冒着气泡的东西，带着轻微的、舒适的颤动充满我的内心，它告诉我，我是有能力的；而我每时每刻，包括现在，都容易完全确信我没有任何能力。
1911年
1月19日
看上去我像是彻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每天不超过五分钟，因此我要么就期待着自己从地球上消亡，要么就必须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从头开始（尽管这是毫无希望的）。现在从头开始会比那时候容易得多。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刚有点微弱的意识去追求一种表达方法，想使每一句话都同我的生活有联系，每一句话都在我的胸中起伏，占据我整个身心。刚开始时我是多么可怜（现在当然大不相同了）！那时写下来的东西里透出什么样的寒冷啊，它成天追着我不放！危险性那么大，不感到那种寒冷的时刻又是那么少，总而言之，这显然不能使我的不幸减轻多少。
有一次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两个互相斗争的兄弟，一个去美国，另一个则留在欧洲的监狱里。开始我只是不时地在这儿写几行，在那儿写几行，因为我总是那么容易疲倦。有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去看望祖父祖母，在那儿把常见的一种特别软的面包涂上黄油吃了个精光。这时我根据我的构思动笔描写那个监狱。当然，我当时这么做也许主要是因为虚荣，即想通过在桌布上把纸片推来推去，敲敲铅笔，在灯下四处观望，把某个人吸引过来，让他把我写的东西夺去，看看写些什么，然后对我表示赞赏。在那几行中我主要描写了监狱的走廊，特别是它的寂静和寒冷；关于那位留下的兄弟也写了一句同情的话，因为他是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也许我有一阵感到这些描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那天下午我对这种感觉并不怎么注意。因为我当时处在我已经相处惯了的亲戚中间（我是那么羞怯，以至在相处惯了的人们中间我才能感到舒适一些），坐在我所熟悉的房间中的圆桌旁，总想着我很年轻，从目前这种不受干扰的状态出发我会干出大事业来的，一个老爱嘲笑人的叔叔终于从我这儿抽走了那张我只是轻轻地按着的稿纸。他粗粗看了看，又递还给了我，连笑都没有笑，只是对其他几个用眼光追寻着他的人说：“一般得很。”对我则什么也没有说。我虽然还坐在那儿，像先前一样俯在我那张毫无用处的纸上，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这个社会了。叔叔的判断在我心中不断响起，我觉得几乎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们的世界那寒冷的空间，看来我必须用一把火来烧热这个空间，这把火就是我刚开始想要找的。
2月19日
现在是夜里两点，我这最幸福的和最不幸的人怀着一种独特的灵感去睡觉（只要我能容忍这种想法，它也许将继续伴随着我，因为它比以往的一切灵感都站得高），这种灵感告诉我，我有能力干一切事，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工作。倘若我不加选择地写下一个句子，比如“他望着窗外”，这样它便完善了。
3月28日
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在此我有时所处的状态（不很多）依我看与博士先生您所描写的、洞察事物的状态非常接近，处在这种状态中的我完全生活在种种突如其来的想法之中，对每一种想法都能加以充实。在这种状态中，我不仅感觉到我的极限所在，也感觉到人类的极限所在。这种状态中缺少的可能只是智者所有的那种激动时的平静，即使不是一点都没有。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不是在那种状态中写成的。——我却不能完全献身于这种文学使命，尽管这是必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撇开我的家庭关系不谈，由于我的作品产生缓慢，由于其独特的特性，我便不能赖文学以生存。因此我成了一家社会保险公司的职员。现在这两种职业绝不能互相忍让，绝不会产生一种共享的幸福。一个中的最小的幸福也会成为另一个中的莫大的不幸。如果我在某天晚上写下什么好东西，第二天我在办公室里就会继续激情中烧，什么也做不成。这种交叉矛盾变得越来越难处理了。在办公室我表面上履行着我的义务，却不能满足我内心的义务，每一种未曾得到履行的内心义务都会变成不幸，它蜗居在我内心深处再也不肯离去。在这两种永远不能平衡的努力之外难道我现在还要加上神智学这第三者吗？
8月20日
我阅读了关于狄更斯的文章。是那么难读，局外人会认为，人们从一个故事一开始便在内心经历着它，从遥远的一个小点到越驶越近的由钢铁、煤和蒸汽组成的火车头。然而现在它驶近了却并不想任它离去，而是想要为它领跑，并有时间为它领跑，以自身的活力跑在它前面，而它只是跟在后面冲撞，任人逗引着向前冲撞。
我对此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我只不过时而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单词中，比如说在其带变元音时（比如上面的“冲撞”）我便会在一瞬间摸不着头脑，尽管我的头脑本来就是没用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是我鱼一般的感觉的开端和结束。
10月3日
在办公室口授一篇给一个区长官公署的较长的通告。在结尾时（本该一蹴而就的）却卡住了，我无可奈何地看着打字小姐K，她在这种时候总会特别活跃，挪动座椅，咳嗽，手指在桌上敲敲点点，弄得房间里的人全都注意到我的不幸。我寻找着的灵感现在也具有了使她静下来的价值，但它价值越高，却越是难以找到。我终于想出了“痛斥”一词及整个句子，但仍怀着一种厌恶和羞愧，把这些含在嘴里不肯吐出，仿佛它是一块生肉，一块从我体内割下的肉（我就是感到这么费劲）。我终于把它说了出来，但大为吃惊：我身上的一切都为文学创作而准备着，这么一种工作不啻是一种神仙般的消解和一种真正的生命活力；而在这办公室里，我却为了这么一件讨厌的公文，不得不从有能力获此幸福的躯体上割下一块肉来。
10月21日
一个相反的例子：当我的头头与我商谈公事时（今天谈的是卡片索引），我不能长时间盯着他的眼睛，否则我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淡淡的苦涩，这苦涩不是把我的目光，就是把他的目光驱走。驱走他目光的时间较短暂，但更频繁，因为他不知道原因何在，顺从着移开目光的诱惑，但很快又收回目光，因为他以为这一切只不过是他的眼睛的一种一时的疲劳。我更使劲地抗拒着，为此而加速我的目光的曲线运动，最爱注目之处是他的鼻子上下，并切入脸颊的阴影之中，经常通过他的牙齿和关在嘴巴中的舌头来掌握他的脸的方位——如果需要这么做的话，我虽也垂下眼睛，但从不低于他的领带，一旦他的眼光移开，我便得以准确，而无所顾忌地看着他，这时我的目光就全无障碍了。
10月28日
尽管咖啡馆的老主顾们和雇员们喜欢这些演员，但是他们头脑中鄙视的成见吞没了敬意，他们轻蔑地将这些演员视为饿殍、流浪汉、犹太鬼子，就像在历史上的那些时代中一样。总跑堂要把勒韦扔出大厅，开门的侍者——一个过去的妓院雇员和现在的皮条客——大吼大叫，恨不得吃了奇西科，只不过因为她在看《狂野的人们》时出于激动想要把什么东西递给演员们。
11月5日
我要写作，额头却在不停地颤抖着。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房间就处在整个寓所的噪声大本营中。我听见所有的门在碰撞，这种声音只不过为在其间歇中跑动的脚步声所淹没，我还听见厨房里炉门如何关闭。父亲乒乒乓乓地推门关门，披着垂地的睡衣穿过我的房间，隔壁房间里在把炉灰刨出来。瓦莉不知在问谁，父亲的帽子是否已刷过，她的叫喊声穿过前厅，仿佛穿过一条巴黎的街道，那头叫喊着回答，发出几近亲切的嘶嘶声。寓所的门把被拧动，声音像发自黏膜炎患者的脖子中，然后像女人唱着简短的歌词的启开，复以一种沉闷的男性的冲撞关上，听上去真是肆无忌惮到了极点。父亲走了，现在开始了较柔和的、较分散的、更无指望的嘈杂声，由两只金丝雀的声音领唱。在此之前我便已想过，金丝雀的声音再一次使我想起，我是否可以启开一条门缝，像蛇一般溜到隔壁房间里去，爬在地板上请求我的妹妹们和她们的小姐安静下来。
当昨天晚上马克斯在鲍姆家朗读我小小的汽车故事时，我感到一种苦涩。我同所有的人都隔绝了，将下巴埋在胸脯上抵御这个故事。故事中杂乱无章的句子有着宽阔的裂缝，足以容双手同时插入；一句响得高，一句响得低；一句磨着另一句，像舌头磨着一只蛀空的牙齿或一只假牙；一个句子以粗糙不堪的开端迈步走来，导致整个故事陷入令人厌烦的莫名其妙之中；一个是对马克斯的模仿（指责是压低了调子的——而我却得到鼓励），它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跑了进来，有时候看上去像是在一个舞蹈学习班的最初一刻钟内。我的解释是，我时间太少，安静的时刻太少，未能将我的才能的潜力构成整体发挥出来。因此不断出现断裂的开端，这些断裂的开端比如说贯穿于这篇汽车故事始终。倘若有朝一日我能够写下较大的整体，从开头到结尾一气呵成，那么这个故事将永远不能脱离我，我将能够平静地、睁大眼睛，作为一篇故事的直系血亲来倾听人们朗诵它。可是像现在这样，故事的每一小段都在无家可归地流浪，并将我朝相反的方向推去。——假如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我还将感到高兴呢。
11月9日
前天做了个这样的梦：
到处在演戏。我一会儿在高高的楼座上，一会儿在舞台上，我在几个月前喜欢过的一个姑娘也一起演戏，她恐慌地紧紧抓着一个椅背，绷直了柔软的身体。我在楼座前指着那女扮男装的姑娘，我的同伴不喜欢她演的角色。一场戏中的布景那么大，以至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看不见舞台，看不见观众席，看不见黑暗，看不见舞台灯光，好像是所有的观众都在场景中，那么多人，场面表现的是旧环城路，像是从尼克拉斯大街的路口看出去的那样。尽管这个角度本来看不见市府钟楼的广场和内环城路，但是通过舞台短暂的旋转和缓慢的晃动真好比从金斯基宫那个角度纵览内环城路了。要想尽可能把整个布景展示无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已经这么完备，要是错过了布景上的某一个地方，那是会叫人遗憾得要哭的。就我所知这是地球上，也是有史以来最美的布景。秋天浓重的云控制着光线。被遮住的太阳的光分散地照射在广场东南角一些带画面的玻璃窗上。由于一切都跟实物大小一样，没有一点失真的地方，便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似乎有些窗门被不太强也不太弱的风吹得一开一合，由于房子很高而听不见响声。广场倾斜度很大的路面几乎是黑的，台茵教堂在它的老地方，但它前面立着一座小皇宫，宫殿的前院里非常整齐地排列着原来立在广场各处的纪念物：玛丽亚纪念柱，市府大楼前面那古老的喷泉（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它呢），尼克拉斯教堂前的喷泉，胡斯纪念碑破土处周围的木板围墙。
人们在观众席上容易忘记，当时仍在演戏，就像当初在舞台上和各道幕布中间一样；表演的是一场皇家庆典和一次革命。革命声势是那么大，巨大的人流在广场的斜面上上下下，在布拉格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人们显然是由于布景的关系才把场地移到了布拉格，本来这场革命应该发生在巴黎的。刚开始时看不见任何盛宴的场面，宫廷人员显然已经到宴会厅去了。这时革命爆发了，人民冲进了宫殿，我自己顺着前院里喷泉的台阶跑到了外面，皇宫的人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宫殿里去了。皇家马车一辆辆从爱森路那儿飞快地赶来，太快了，以至不得不在离宫殿进口处老远的地方紧急煞车，僵滞不动的轮子在石铺路上擦了过去。这是在盛大节日或搬家时见过的那种车上面的人们所做的造型动作，四周环绕着花环，所以车面是平的，从平板上向四面垂下一块五彩的布帘，把轮子遮住。这样人们更意识到了他们的慌忙意味着恐惧。那些马在宫殿大门前竖起了前蹄，正是这些马无意识地把他们从爱森路飞快地拖到了这里。这时许多人从我身边经过，涌向广场，大多是观众，我见过他们从那条路上过来，他们也许现在刚好到场。他们中也有一个我认识的姑娘，但我不知道是谁，她旁边走着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穿着一件黄褐色小格子的双排扣大衣，右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他已向尼克拉斯大街走去。从这时候起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席勒在什么地方说过：关键的是（或者近乎关键的是）“把情绪化为性格”。
11月15日
昨天晚上已经有了预感，我一把将床上的被子掀开，躺了下去，又意识到了我拥有的一切能力，仿佛已将它们攥在了手心里似的；我的胸膛在膨胀，我的脑袋在燃烧，为了给不起床工作寻找安慰，有一阵子我反复念叨着：“这不利于健康，这不利于健康。”并想以几乎显而易见的强制性把睡意拽过来笼罩在脑袋上。我总是想到一顶带檐的帽子，为了保护自己，我以强有力的手把它按在额头上。昨天我失去了多么多啊，血液是怎样被压迫在脑袋中，有能力干一切，却被某些力量抑制住了。这些力量对于维持我的生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却纯属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