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讲学习型组织，其实2000多年前孔子搞的民办学校，许多做法和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很接近。如果读者不相信，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围绕问题的学习。整个一部《论语》，大部分不是孔子问别人问题，就是别人问孔子问题。孔子强调学习要会思考问题：“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带着问题学，从而让学习变得更高效。孔子鼓励学生向他提问题，林放向孔子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称赞是“大哉问”；樊迟向孔子问崇德、修慝、辨惑，孔子称赞是“善哉问”。学生问问题问得好，孔子马上给予表扬。孔子也经常向他人请教问题，向他人学习。孔子的学问很大，孔子的老师也很多，有老子、郯子、苌弘、师襄等。只要有人在某一方面比孔子强，孔子都虚心请教。孔子甚至也向学生学，孔子有一次跟子夏讨论完问题，就说子夏启发了他。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的思考都那么深入和全面，因此要“不耻下问”。
研讨式学习。孔子的教学不是灌输式的，而是研讨式的。何以见得？因为整部《论语》之中，没有孔子长篇大论的说教，而基本是和学生或者官员、学者的对话，是讨论问题。《论语·雍也》里记载，孔子去见了卫灵公的老婆南子，因为南子有“生活作风”问题。学生子路怀疑孔子的动机，看到会面回来的孔子就一脸不高兴，最后孔子只得赌咒发誓。可见孔子这个老师是没有架子的，什么都和学生讨论。孔子经常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还经常把学生们聚在一起闲聊，问学生各自的志向是什么，还会做出相应的评价。而孔子的学生往往也会问孔子很多问题，也会问孔子的志向。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孔子研讨会的经常还有社会各界人士，他搞的研讨常常是“跨界”的。
“教练”式的老师。孔子喜欢善于思考问题的学生，也喜欢启发式教学，他的教学方法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就是说，不到学生心里很想弄明白又弄不明白时，孔子就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想说而说不出时，孔子就不去启发他；给学生讲出一个道理，他不能推导出类似的三个道理，孔子就不再重复教导他。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化，而且很注重点化的火候和技巧，这有点像后来唐宋时代的禅宗老和尚的教学方式。孔子还教导学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在学习上，知道怎么学习的人，不如爱好学习的人；爱好学习的人，又不如以学习为乐的人。孔子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以学习为乐的人，所以孔子的教学是充满乐趣的。
“共享”式教学。《论语》中的许多对话是在教学场所，孔子总是当众引导学生把自己的问题和感悟讲出来，让大家实现知识共享。因为学生很多，孔子不可能一个一个地教，看来他也不喜欢用一个教室给所有的学生一起上课。那么孔子是怎么教学的呢？他一般情况下教学方式有两种：一是针对一些问题重点教授和引导讨论，二是让学生之间开展讨论。比如，《论语·颜渊》里记载：樊迟向孔子问问题，孔子给予了回答，但是樊迟还有迷惑。樊迟因为对于老师的解释不太懂，就去问子夏同学。子夏同学就用举例子的方法，让樊迟理解了老师的话。孔子的很多思想也正是在与学生们一起讨论问题而呈现出来，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在这种共享式的教学中，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深厚的师生情，同学之间也收获了同窗情。
活泼的教学方式。孔子多才多艺，擅长弹琴、唱歌，而且由于出身武将世家，又善于骑马、射箭等等。在陈国和蔡国边境上，孔子的游学团队被军队包围了，三天吃不上饭，孔子不但照常给学生上课，而且为鼓舞学生的士气，还给他们唱歌。今天的人们可能以为孔子这个大圣人，当时在学生跟前一定是很“装”的，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师生相处很平等、很自然，《论语》里多处对话，都诙谐有趣。《论语·阳货》记载：有一次，孔子来到他学生子游当主管领导的武城这个地方，听到琴、瑟的音乐和歌唱《诗》的声音，孔子就开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疑惑地说：“老师您不是主张用礼乐教化民风吗？”孔子马上说自己刚才是在开玩笑，子游说得对。其实，孔子看到自己学生在一个小地方这样当领导，可能真是觉得小题大做或者说搞形式主义了，就开了个玩笑。但是对礼乐的小题大做总比不做好，所以孔子并没有真的否定这种做法。孔子调侃子游的这个经典片段总是让人百读不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学生对老师学问的信奉，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孔子的可爱与可敬。
个性化教育。孔子的学生很多，各种出身、各种职业都有，有的在学习期间还在兼职做事。读过《论语》的人可能对孔子的这三个学生印象深刻，一个是率直威猛的子路，一个是温和、好学的穷学生颜回，一个是富有、通达而又风趣的子贡。孔子的学生大多都来自鲁国，因为孔子是鲁国人，在鲁国教育学生的时间也最长。孔子后来周游列国，每到一处，孔子主动拜访著名学者，请教学习；很多当地人慕名求学于孔子，成为孔门的学生，即所谓“三千弟子”。所以书中说孔门简直就是一个“联合国”学校。对于这么多学生，孔子对他们的个性和优缺点了若指掌，而且教学、谈话的方法很有针对性。最后许多学生成为了不同领域的特殊的领军人才，也就是所谓的“七十二贤人”。
带学生游学。孔子一生主要在办民办学校，而且后半生基本是带学生到处周游，边游边学，一边还兼着给各个小国领导人搞咨询——他们一般向孔门咨询国家治理、怪异事件和社会礼仪。孔子每到一个诸侯国，国君大多会隆重接见他，给他安排讲课的场所。很多时候，孔子及其弟子由于交通不便，是行走在山水间的，这些时候孔子往往也是随时讲课和讨论，估计树荫下、山坳里都是当时的教室。所以，我们在《论语》《孔子家语》中可以看到很多孔子在山水间跟学生讨论问题的场景。
上面讲的孔子教学的特点，每一个方面都是和今天的学习型组织理念是一致的：围绕问题学习、研讨式学习、共享式学习、跨界研讨、“教练”式教育、个性化教育、活泼的教学方式、游学等等。
学习型组织是信息化时代的理念，是这个时代为应对信息化、全球化和高新技术所带来的问题而提出的。今天信息化条件下的学习方式和过去是有很多不同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已经搞了今天的学习型组织，而是说好的教育模式、学习模式是相通的，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孔子这个好老师那里，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上面实际上是我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的内容。那是2014年春天，我的老朋友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世界有史以来十大管理大师之一)出席清华大学的一个活动，我应邀参加。演讲之后，彼得·圣吉和研究学习型组织的人表示了很大的兴趣，有朋友希望我把这些观点写出来。
其实这本书已经酝酿数年。说实在的，我最初的起心动念是由于阅读钟道然《我不原谅》一书的书稿引发的。他在批判中国今天教育的时候，书中提到古代孔子、鬼谷子等人的教育，并称他们为“孔老师”“鬼老师”，讲到中国文科考试的标准答案最早来自朱元璋——要求以朱熹对四书五经的解读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此书所用“孔老师”的称呼，既有90后对神圣的解构与反叛，也有对孔子这位老师的亲近与赞赏。也许这正是我们对孔子应有的态度。其实孔夫子的“夫子”二字，在古代就有老师的意思，古代人本来就是叫他“孔老师”的。钟道然对教育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引起了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本书在写作内容和写作风格上，都受到《我不原谅》一书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想让今天的老师们读一读，与中国2000多年前的教育对比一下，看一看孔老师有多么可亲可爱，中国古代的教育多么生动活泼，以期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片面看法上打开一个突破口。
说到这一点，我还想提一下中国古代的和尚们，他们简直就是孔子的教学方法的优秀继承者，而且有许多更好的更精彩的发挥。这样说可能有人不信：和尚不都是耷拉着眼皮、面无表情的苦行僧吗？错了，唐宋时代的和尚并非如此，至少禅宗的和尚并非如此。如果不信，你就看一下禅宗的公案。什么是公案？就是通用的教学案例。实际上通用教学案例并不是今天的哈佛大学才有的，中国古代和尚那里早就有了。这些案例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老和尚和小和尚之间讨论问题的对话；第二类是用来启发小和尚开悟的故事；第三类既是对话又有故事。读一读这些对话和故事，好多让你忍俊不禁：和尚的教学真有趣！
就连和尚的教学都是生动活泼的，那么中国这么好的教育怎么后来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灌输式的了呢？这是因为历史上一次次政治事件(相当于政治运动)，使教育的自由空间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明朝朱元璋那里，中国教育被彻底“搞死”了。
朱元璋这个皇帝，对社会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手段，律法森严(如规定人必须穿什么衣服、什么发型)，安排的特务和告密者遍地，而且他还要把人的思想彻底管住。他挖空心思地寻找一种可以利用来控制臣民思想的理论，最后确定为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朱熹的学说。他规定对于四书五经的解释，必须以经过删节的朱熹版本为准，考试文章必须写八股格式。而且他下旨把国子监给老师贴大字报的一个学生杀头，并且把人头挂在当时的国子监(专门培养高级知识分子和官员的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学加国家行政学院)大门口的旗杆上，长达160多年。之后，朱元璋还进一步制定法律，规定学生必须听老师灌输，学生如果“诽谤为师者，凌迟处死”，甚至规定学生不能议论食堂饭菜质量问题，不能在校园里随便溜达。于是，孔子留给中国教育的活生生的气息彻底没有了。后来清朝大体上继承了这些窒息教育的规矩，并且长期延续下来。
对于孔子这个好老师来说，最为可悲的是，中国的教育的每一次严重扭曲，都是和抬高他的“圣人”地位同时进行的。以致中国人在痛斥中国教育压制人性的时候，首先被诅咒的就是孔子，认为他是始作俑者，罪责难逃。那么我们要问一句：他何时何地主张过哪怕一点点这种没人性的灌输式教育呢？
孔老师何其冤！他头顶上的“圣人”之名，在很大程度上简直是为人栽赃的罪名；他被高高地抬起来，其实是在为和他的教育主张完全相反的朱元璋、朱熹这些人来承担世人的骂名。如果孔子地下有知，我相信他会落泪的，为自己，更为后来直至今天灌输体制下中国的学生们。
了解孔子吧！其实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曲解了他。例如他讲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说的并不是上层社会人的智慧和底层老百姓的愚蠢是不可改变的。而是说，一般的人可以改变，但最智慧的人和最愚蠢的人是难以互相转变的。再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长期以来，被理解成老百姓只能被驱使，不能让他们知道道理。其实，这是断句错误造成的，这句话加上标点，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家说的意思是：当民意可以利用的时候，要顺从民意；当民意不可以利用的时候，要了解民意。为什么要作这种解释？因为孔子从来是主张教化老百姓的，主张“有教无类”的，怎么会说前一种话呢？孔子这样被误解的地方太多了。
技术性的误读只是小误解，政治性的扭曲则是面目全非。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直至文革的批判，由于今天的人对于经典基本不了解，就更加断章取义，想当然地把本来和孔子无关的东西加在孔子身上了。朱元璋、朱熹等“灭人欲”的、与人性为敌的主张没有受到足够的、应有的批判，相反充满人性与人情味儿的、主张个性化教育、进行研讨式教学的孔子，却被当作无人性教育的代表来被“打翻在地”，真是极其荒唐的颠倒。这种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批判，其实是在对文化的扭曲甚至犯罪。想到这些，不禁为我们的民族而感到悲哀。
了解孔子吧！别把他当圣人，要把他还原成为一个老师，从而会看到一个可敬可爱的真正好老师。对比我们今天教育的种种令人不堪的问题，太需要这样的好老师复活了！
孔子复活，才有中华文化的复兴。
钟国兴
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