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政府的机构也开门了。约翰逊就开始给他们打电话，而两个打字员继续疯狂地打字。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是不允许喝咖啡的，因为约翰逊觉得泡咖啡喝咖啡会让拉蒂默和琼斯分心。别的小事情也会让他不满。“要是他发现你在看家信，或者拉个大便，就会说：‘孩子，你能不能再努力点儿，学着下了班再做这些事？’”如果拉蒂默问他能不能去买包烟，约翰逊会说：“我付你薪水是干吗的呢？让你去买烟的吗？下了班再去买。”“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打字机一刻不停地运转，”拉蒂默说，“他会来到走廊上，我都能听到他鞋后跟的咔嗒响，要是他听到两台打字机没有全速运转，就要来质问我们怎么回事。”约翰逊还利用年轻人之间自然而然的好胜心来做激将法。“老大特别擅长最大限度地利用周围的人，或者说有这方面的天才，”拉蒂默回忆，“他会说，‘吉恩，今天好像琼斯比你更快哦。’我动作就会加快。‘琼斯，他赶上你啦。’很快，我俩就在疯狂地打字了，都是以我们的最快速度。”
大萧条使得信件数量暴增，越来越多的选民来信求职，或请愿政府发起新的项目。老兵们对于增加津贴的恳求又显得更急迫、更焦虑。每个议员办公室也就一两个人，所以越来越多的办公室直接用油印的统一回复来回信，或者许一个形式上的承诺，有时候根本就不回复。尽管如此，工作进度还是越来越落后。克雷博格的办公室呢，只要能回的信，全都单独写一封回复。对于林登·约翰逊来说，这些信件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当时，政府的各种项目对选民们生活的影响是很小的，所以一个国会议员能和与华盛顿相距三千多英里的选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这些信件，所以这就是议员权力的关键。约翰逊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听说这样的故事，这个前议员，那个前议员，“和选区疏于联系”，现在就再也不是议员了。别的议员助理也听说了同样的故事，但他们也不是每封信必回。而林登·约翰逊则认为，这些信件的神秘力量超越了政治。他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将其视为“生死攸关”。他相信“如果你做了能做的一切，就能成功”。他一直在努力把完美做大，大事上如此，别人不屑于去做的小事上也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选民们寄往国会的信件，里面有很多微小的细节，很多看似不重要的小要求，而处理这些正是他十分擅长的。做能做的一切，意味着回每一封信，这就是他的坚持，他这个办公室的坚持。他告诉拉蒂默和琼斯，不仅要回每一封信，还必须在收到信的当天就回复。“没有当天回复信件，唯一可以接受的借口，就是信件弄丢了。天哪，可千万别弄丢太多。找不到文件，那可真是罪过！”拉蒂默说，“还有，如果你回复说‘我们已经请退伍军人管理局注意相关事宜’，那你必须要通知管理局，而且要在当天。这样第二天你就能再写一封信通知进展了。”清早送的那批信件只是一天中的一部分，一开始一天送三趟，后来变成四趟、五趟……而且每一趟的信越变越多。约翰逊会把信件拆开挑选，在每封信上写简短的处理指令，然后分配给两个助手。打字数个小时，处理了一堆信件之后，琼斯和拉蒂默桌上的信终于要见底了。这时候约翰逊就会把另一摞信摔到他们桌上。“那一摞信啊，”琼斯说，“可能有三十厘米高。”晚上想回家？先把这一摞信全解决了再说。
想“逃信”是逃不掉的。如果信没那么多，两个小伙子的工作不会减轻，反而会加重。“收信是非常重要的，”吉恩·拉蒂默解释，“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有人给你写信。所以要是信没那么多，我们就要制造信件。如果我们当天没有收够一百封信，那就是糟糕的一天。我们得采取行动。”克雷博格办公室的员工要浏览各种各样的报纸，寻找好消息坏消息，用尽一切办法去写一封贺信或者追悼信。拉蒂默说，信中要用议员的口吻提起：“我在华盛顿干得怎么样？你希望通过什么样的政府项目？”诸如此类的问题。更有甚者，在回信和写信这件事情上，几位员工做到了极致。拉蒂默回忆说，有时候：
我们收的信数量不到别人的两倍。老大受不了这样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当年第十四区的每个高中毕业生都应该收到议员的单独祝贺，祝贺他们取得了重大的人生成就。每年有几千个这样的毕业生。于是我们就开始统计名单，还同时要开始写四五十封信，每一封还得不一样，确保毕业生不会收到内容一样的信件……我们只能按照名字的顺序，用议员的口吻给每个人写一封私人信件。我们工作越来越努力，速度越来越快，还能把那些信倒背如流。
有时候打完了信，还要再打一遍，不完美的信件是出不了这个办公室的，约翰逊说。为了保证完美，每封回信他都要看。“要是有哪封信不喜欢，”拉蒂默说，“他就在上面生气地重重画上一笔。”他不会屈尊给你任何解释。“你得自己弄明白出了什么问题，”拉蒂默说，“他是不会告诉你的。”出一个拼写或者标点符号的错误，这封信就算作废了。“叫你重新写一遍，他一点也不内疚……就算你午夜十二点以后才能下班”，琼斯说，“交给他五十封信、六十封信……有可能每一封都会被他划掉。”
有时候拉蒂默和琼斯的工作可能八九点就结束了，他们就去柴尔兹吃饭，然后回道奇加入大家的闲聊。但通常来说，不到晚上十一点半或者午夜，工作是结束不了的。那时候他们只有回到房间，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好睡上几小时。不管头天晚上工作到多晚，第二天早上五点他们还是会被从床上拽起来。最近，道奇和国会山山顶之间的长坡上建成了一个大型喷泉池，池子周围装饰的彩灯，只在头天日落和第二天日出之间开。“我几乎从来没见过灯没亮的样子。”拉蒂默说。下班的时候天是一片漆黑，上班的时候仍然是一片漆黑。
这样连轴转的工作，每周有七天，克雷博格的办公室周末也是不休息的。能够让两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忍受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老大的崇拜。他们听着他在电话里和各个部门拉关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时候威胁某个部门，“克雷博格议员不高兴了，你们要小心”（或者，越来越多的时候，直接自己假扮议员本人），有时候苦苦哀求：“听我说，我遇到个问题。只有你们能帮我。”他们觉得，老大得到的结果，是别的秘书永远也做不到的。比如，他们听到约翰逊跟退伍军人管理局聊一个老兵的事，这个老兵要求说，他的某项残疾“应该”和服兵役时期打仗有关系，所以应该领某项津贴。一来一往之间，拉蒂默和琼斯对老大伶俐的口齿敬佩不已。“那些专门搞损坏赔偿诉讼的律师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琼斯说，“约翰逊真是个中老手。他坐在那儿，整个语气就像个特别好的律师或者医生。”老大的坚持也让两个小伙子惊讶。“每个问题他都像自己的事情一样上心，”拉蒂默说，“不能接受否定的回答。”一般来说，议员办公室都是会把老兵的要求上报给管理局的，但如果管理局否决了，那办公室也就不再关心这件事了。然而，如果是第十四区的老兵，那么办公室的秘书看到否决的回复，就会亲自拿起电话打给管理局。要是打电话还没成功，这位秘书就亲自去管理局。要是这样还是被否决，不用老兵开口，这位秘书会主动给出一份正式的书面文件，为他找一个律师。律师出现在退伍军人申诉委员会面前，第十四区的议员秘书也一定在场。要是局面对他的选民不利，这位秘书可不会安静地旁观。林登·约翰逊亲自插手退伍军人申诉的时候，首先表现出的是对保密的重视。他要求速记员不要记录他的话，但同时也表现出极强的说服力。拉蒂默事后读听证会记录的时候，总会读到同一句话：“约翰逊先生要求不记录他的发言。”“我总是对自己说：‘哈，来啦！’当然啦，等再记录的时候，场上的风向就变了。上面否决了老兵的津贴要求之后，再争取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老大就做到了，还做了很多次。”
两个年轻人愿意这么努力地工作，还有部分原因是老大能够催发他们的热情。琼斯说，在约翰逊那里，“什么问题都有解决方法……他非常自信，总是很乐观……这种情绪很有感染力。绝对会让你欲罢不能”。这些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艰难的运动，更是必胜的运动，而胜利的喜悦是整个办公室共享的。琼斯和埃丝特尔·哈宾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会特别高兴。我们真是取得了重大胜利呢。”
他们愿意工作这么久，还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五点起床，是因为老大也五点就起了；天还没亮他们就往国会山上走，老大就走在他们身边。他们每天像粘在打字机前，而他就像粘在电话前，代表他们的选民，对不同的部门恐吓加恳求。通常，他们回到小小的房间，正要昏昏睡去，总会听到老大还在窄窄的床上不安分地翻来覆去。“他比任何人都勤奋，”拉蒂默说，“我们全都睡了，他的大脑还在高速运转。”
然而，也还存在着其他原因。
有时候，拉蒂默会反抗。反抗通常都和他的未婚妻有关。约翰逊带他来华盛顿的时候说得好听，说这样他能离未婚妻近一些。结果丢给他这么个工作安排，让他根本没时间与佳人花前月下。约翰逊允许他每周日三点以后抽出一点时间和她见面，但也只有每周日三点以后。
面对反抗，约翰逊的反应可能是嘲笑：有理有据的嘲笑。有一次，拉蒂默请示说，那天晚上想要放假，结果约翰逊毫不留情地斥责了他的草率。“我受不了了，于是收拾好我来的时候带的那个小小的柳条箱，说我不干了。”约翰逊高高地站在这个小个子爱尔兰小伙子面前，嘲讽地说：“那你怎么回去啊？”拉蒂默回忆，当时自己抽抽搭搭地说，情愿一路搭便车回得克萨斯，也不要留下来。约翰逊说：“你回去以后，要干什么呢？你怎么找工作？要是你一走了之，还怎么娶玛乔丽？”这些问题揭示了约翰逊和拉蒂默关系中不怎么提起，但非常现实的一面：拉蒂默没钱，而唯一能给他钱的就是林登·约翰逊。没有约翰逊，他连工作都找不到，因为现在工作很难找。简而言之，他十分需要约翰逊，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完全听约翰逊的话。收拾好的箱子又打开了。拉蒂默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