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耳细听了三天，发现几乎所有的演讲者都承认芝大有弱点，但最大的弱点主要是两个：一是虽然芝大的教学水准可以和所有名校比肩，但排名要差一些；二是虽然芝加哥大多数时间都很舒适，但冬天非常冷、非常冷，冷得有人几个月中从不步行出门，冷得有人逃课。
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邮件之后，我又收到了来自芝加哥的一个邮包，里面除了纸版录取通知书，还有两本画册。一本画册，展示的是学校环境如何优美，活动如何多彩，教授如何卓越；另一本画册，则聚焦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甚至有法学院最近10年全部JD（美国的法律教育置于大学本科教育之后，学制三年的JD（Juris Doctor，法律博士）教育是法学院教育的主体，也是律师职业的基础学历。除了JD学位，法学院授予的学位还有LL.M(Master of Laws，法学硕士）和LL.D(Doctor of Laws，法学博士）。）学生的头像及简介，学院以学生为本的精神跃然纸上。
录取通知还特别提到，下个月有新生招待会，欢迎参加。
此后，在我的邮箱里，向我推介招待会的邮件接踵而至。
一年级的美国人写她在芝加哥的充实生活，说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这个招待会。
二年级的华裔学姐发信给录取名单里的美籍华人和中国人，说要在招待会期间请大家喝早茶。
一位教授发邮件，说自己在三四个学校教过书，这里最好，希望在会上见到我。
一位校友——一个看样子功成名就的律师说，感谢芝大教给我的一切，只是当年没有参加这个会，很是遗憾。
接着，芝大法学院又发来PDF文档，是活动的日程表、机票报销单和住宿申请表。
我招架不住，在招待会网页上注了册。
芝大很快发来了两位美国学姐——凯蒂和珍妮的信息。她俩是室友，欢迎我活动期间住到她们的宿舍里。
飞机误点，到达芝加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凯蒂和珍妮坐在到达厅的沙发上，边看书边等我。寒暄了几句，凯蒂问，你是决定上这儿了呢？还是想在芝加哥玩玩？
我赶紧把芝大抬举一番，但也坦承自己在芝大和哥大之间很纠结。
凯蒂道：“我当年也是。但在最后一刻选了芝大。”
珍妮说：“等活动结束，你心里就有数了。”
第二天一早，珍妮开车送我到了学校。
偌大的接待台前，风度翩翩的年轻先生负责握手。发福的慈爱大妈负责发放印有芝大标志的纪念品，有水壶、电脑包、文具，还有T恤衫。干练的中年女士守着几摞纸，是芝大的宣传资料。眯着眼睛、技术人员模样的先生站在一台备用笔记本旁，看着那些没带iPad的学生排队等着用。
还有位玲珑如学生般的招生办小姐，在新生之间穿梭，走过三五成群的社交达人，专找落单的小朋友，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坐在沙发上回复邮件，余光见到这位女士正看着我，见我专心，就没有来打扰。但若是我站起身来，瞧瞧周围各位自来熟而茫然若失，想必，她立刻会和我打招呼。
招待会的主要节目，是一场接一场的讲座。演讲者中，有校友，有教授，也有职业发展中心的老师。讲座基本上都围绕芝大的生活质量展开，信息简单而清晰：在芝大，你会很开心。这里，愉悦第一，什么竞争，什么学术成就，什么将来有人能当大法官，有人还不上助学贷款，未来三年，你都不用去想。你只需要在愉悦中生活，在愉悦中学习，一切都不是问题。
招待会结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其实是一场秀。这场秀不仅在传递芝大对开心的追求，而且也以开心作为活动的追求。
晚餐的时候，我们桌有个空位。一位中年先生走过来，问道：“打扰你们了，我可以坐这儿么？”
若不是他戴着教授的胸牌，单听那口气，像是不愿惹恼一群叛逆少年的家长。
得到一派欢迎之声后，他不带声响地坐下，还说：“你们聊，别管我。”
但他自然成了谈话的中心。
有人立刻给他看这几天的活动安排，问什么活动最不能错过。
他说：“别的我就不好评价了。不过，明天下午来看看小知识（Trivia）竞赛吧。有教授队和学生队。我是教授队的代表，来帮我助威。”
“都有些什么问题呢？”我问。
教授回答说：“边边角角的常识性问题。”
“比如呢？”
“比如说，去年的一道题：字母‘i’头上的那个小点的正式名称是什么？”
全桌人都在冥思苦想。
“没人抢答？那我就说了，叫tittle."
“还有什么问题呢？”一个金发女生跃跃欲试。
“芭比娃娃（Barbie）的全称是什么？”教授俏皮地眨眨眼。
"Barbara？"有人猜。
“差不多。叫Barbara Millington Roberts."
一片喃喃的感叹声。
“没什么啦，”他说，“每年都是教授队赢，因为出题的也是些老爷子。要是考我Lady Gaga之类的，我就不会答了。”
芭比娃娃的真名，的确很辉煌。这位教授的大名，更是如雷贯耳。他有耶鲁法律和化学两个博士学位，在芝大当过多年院长。谁曾想，他陪新生吃饭，会谈起芭比娃娃和Lady Gaga.
三天里，我们见到的教授，都像芭比娃娃先生那样平易近人。如果这是全部，芝大的课堂一定尽是开心愉悦。但我相信一定有倔老头、凶婆子姿态的教授。我们私下里猜测，在活动中出现的教授，都是芝大秀的宝，智商情商兼备。情商欠缺的教授，是不会被请来的。
我们见到的学生，都同凯蒂和珍妮一般无二，阳光而热情。如果三年都与这样的同学为伍，不但学业上会有长进，八成连性格都会受熏陶。但我们事后议论时，都说自己认识的一、二年级的JD学生都活得很孤独。这种孤独，不是形单影只，孑然一身，而是被互相较着暗劲儿的竞争对象包围着，找不到一个说交心话的人。对他们来说，社交不是爱好，而是职业选择所强加给自己的负担。碰杯碰不出友谊，只是在争取联系。这些孤独之人，自然不会出现，也不会一诉衷肠。而对未来充满信心，主动报名参加活动的，毕竟是少数。
三年级的志愿者带我们参观的图书馆，应该是清洁工刚刚打扫过的，没有留在桌上的咖啡杯，没有落在地上的纸张，更看不到考试前满脸苦相的读书者。身旁的同学打趣：“人呢？都被赶走了么？”
面临选择的我们都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的。既然已经知道芝大的好，也想知道芝大的另一面。
所以，在第三天院长演讲后的提问环节，第一个提问者抓住机会：“咱们这儿每年有多少人转学？”
院长不慌不忙：“平常的年份两三个，最多的一年有5个，但很少有去哈佛耶鲁的。转学是个人原因，比方觉得芝加哥太冷，去了南方。”
第二个问题更雷人：“芝大在哪方面教得不好？”
院长保持着耐心：“教得最不好的，可能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不太会教学生穿衣打扮，养成上流社会的文雅举止。我注意到，你们中，有不少是穿着正装来的，但我们学生的穿着却很随意。这个问题不光芝大有，别的学校也有。我在耶鲁的时候，带去的是老爸的西装，土气又不合身，还不如穿牛仔。不过，我们一直在试图改变这一点。现在的毕业生，参加活动的时候都能同时拿着酒杯、餐碟和文件，还不耽误和别人握手。”
侧耳细听了三天，发现几乎所有的演讲者都承认芝大有弱点，但最大的弱点主要是两个：一是虽然芝大的教学水准可以和所有名校比肩，但排名要差一点；二是虽然芝加哥大多数时间都很舒适，但冬天非常冷、非常冷，冷得有人几个月中从不步行出门，冷得有人逃课。
至于排名，我了然在心。所以，查了一下芝加哥1月份的平均气温，发现确实很低，但并不是阿拉斯加的水平。
真诚坦率，但似乎并没有触及芝大的不是。
最后一场讲座结束了。招生办的所有老师在会场出口一字排开，与大家道别。离场的学生们，再次被握手。和我握手的，是当时面试我的希尔先生。他叫着我的名字，说了一句“我们秋天见”。
可能，他并不记得我了，而只是瞅见了我胸牌上的名字。
也许，他很快就会忘了我，因为我只是几百人中的一个。
但到了晚上，我就开始自作多情，怕自己秋天不出现，会让希尔先生难过。
我的解药，就是赶紧上网注册了哥大的新生活动。
其实，在我收到哥大录取通知后，我的邮箱，哥大的邮件也是纷至沓来。
先是哥伦比亚法律女性协会（The Columbia Law Women's Asso-ciation）的祝贺，然后是亚太美国法律学生联合会（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Law Students Association）的欢迎，接下来是哥大中国法律研究中心的邀请……而所有这些邮件，无一例外，都谏言我选择哥大。而在谏言之后，都会推销哥大丰富的资源，哥大众多的机会。
我飞回纽约，发现哥大的做派，和芝大截然不同。
哥大的新生接待处，有位穿着皮夹克的先生，正在和衣帽间的大妈搭讪。
我低头登记时，一撸袖子，碰歪了一个纪念品水瓶。塑料水瓶轻薄，重心不稳，多米诺骨牌似的，一连倒了好几个。
我红着脸一一扶起。
皮夹克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帮帮我的意思。似乎他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迎候我，而是为了观察我。
哥大供应的，都是简餐。早上是咖啡、鸡蛋饼，中午是三明治加沙拉，晚饭很像下午茶。虽说清爽可口，但实在比不上芝大的花样繁多：早餐是好几家面包房的强强联手，而正餐从粤菜的干炒牛河，到西班牙风的海鲜烩饭，再到当地的特色深盘比萨，无所不有。
哥大的会场，都是刚上完课的学生腾空的。有位女生抱着两本大部头的教材走出来，迷迷瞪瞪，一头撞上了我，似乎好几天没有睡过觉。而陪我们聊天吃饭的哥大学姐，对母校虽然是满怀热爱之情，说到一半，也要伸手挡住直打呵欠的嘴。她去洗手间时，我们悄声议论，不知自己一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接待我住宿的北京人露露，住在月租1000美金的公寓。她的窗户对着楼中的天井，收得到一点苍白的亮度，收不到日光的暖度。而凯蒂和珍妮的公寓是同等价位，却望得见密歇根湖的沙滩，听得见湖滨骑行族的车铃声。
清早，我躺在客厅中的气垫床上发呆。我清楚，凭自己三天内看到的信息来决定三年的生活，肯定太片面。芝大招待会的饭菜更诱人，但等我们交了学费，就不可能有顿顿的宴请。芝大的招生办体贴入微，但等开学后，我们基本见不到招生办的人影。芝大的同学似乎更加精力充沛，但我若是湮没在社交达人中，只会更加孤独。
然而，毕竟是新生活动，再怎么说都是加过修饰的。如果哥大呈现给我们看到的一面，都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那它的现实，会不会更堪忧？
露露也刚醒来，正在她的卧室里打电话。公寓隔音效果不佳，连电话那头的占线声，我都能听见。
她预订了周五晚上的音乐会门票，也订购了一束花，送给教会中拿到升职加薪的阿姨。她和她在哈莱姆贫民窟的辅导对象——一个黑人高中生——确定了下一次的见面时间，又和国内的商界参观团敲定了一篇演讲稿翻译件的最终版。最后，她和男友问了早安，商量着生日要不要去麦迪逊公园附近的那家餐厅。她的男友，是她通过哥大在北京的校友会认识的，现在在华尔街上班。
这钟点，芝加哥应该还在沉睡中。
北漂们住郊区的胶囊公寓，挤两个小时的地铁上班，却赖着不走，不是盲目跟风，而是斟酌损益后做出的决定。而两年前同样面临选择的露露，倾向了纽约，也从没有后悔过。
哥大也有秀，那就是JD毕业生的工资。超过16万美元的平均起薪，使它在法学院排行榜上位列第一。
哥大职业发展中心主管说，这个数据，是对哥大超值教育的肯定。职业中心的人列出了全年的活动安排：从性格测试开始，以帮助学生发现适合自己的路线，规划职业生涯；到申请工作时的免费模拟面试，有纽约的律师志愿者在百忙中抽空，亲自来学校扮演面试官。主管还说，哥大教授的教法，也非纸上谈兵，而是处处从实际出发。哥大的校友网络在律师界也是最强大的，对于同等条件下的求职者，他们难免偏爱自己的年轻校友，而不是哈佛耶鲁的毕业生。
职业中心希望学生过得好，但也希望他们做好事。对从事公益事业的学生，年收入只要小于5万，学院会帮着他们还清全部助学贷款。收入在5万到8万之间的，也会得到一定比例的补助。
主管的讲座结束，一位年轻校友上了台，讲自己以4万5的低收入，在纽约如何生活。他就职的公益机构，致力于为弱者鸣不平，主要靠产品质量问题的集体诉讼官司盈利。比起他的同学，他在吃穿用度上必须克制自己，但在工作上的满足感，是人人羡慕的。机构给他的空间很大，机会很多。当他的同学在为老板跑腿打杂时，他一个人在全国到处飞，调查、取证、采访当事人。当他同年级的学霸为能和客户打个照面就欢天喜地时，他已经在庭上为几百个药品受害者争得了权益。刚毕业几年，就被众多家庭奉为大救星，多亏了学院能帮他还贷。
午餐的时候，也有位教授坐到了我们这桌。他开门见山，自报了家门，然后请全桌人轮流说：家在哪儿，本科上的哪儿？
大家一一照办。
对于每个本科，他都会有几句回应。
要么是他有个熟人在那儿教书，问学生认识不认识。
要么是他之前在那一带住过，问学生爬没爬过某座山。
要么就是他久闻那个学校的某个专业特别出众，问学生上没上过那方面的课。
轮到我时，教授听说我是北京来的，立马问：“哪个中学的？”
来美国4年了，从来只有中国同学问这个问题。
我惊讶作答。他彬彬有礼地说：“领袖的摇篮啊。”
我的中国同学们，都没几个知道这一点。
比起芭比娃娃教授，这个对我自然更受用。
下午，法学院安排了模拟课堂。我选的是民法课，教授讲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真实案件。被告是个癫痫病患者，常年服药。某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他发病失控，将车开进了一个自行车店，撞倒了老板娘。原告，也就是店老板，起诉被告，要求赔偿医药费、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
法院的判决结果，原告败诉。
教授问，这样的结果，你们不觉得违背常理么？原告无辜地坐在自家的店铺里，让被告撞成重伤，为什么一分钱拿不到呢？
有几个同学做了回答，涉及“为什么”的一个个侧面。
教授总结道，这是因为被告没有做错。他有病，但一直遵循医嘱，按时吃药。车管局了解他的情况，但从没有禁止他驾车。驾车时发病是小概率事件，他开车上下班的理由又很充分，并无不当。这个事故是在他的控制能力之外的。
那原告也没有错，为什么要他来承担损失呢？因为经济生活中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谁赶上了不幸，如果不是责任事故，就像是被闪电击中，被洪水冲走一样，只能自认倒霉。
但并不是所有“无过失”事故的受害者，都会求助无门。一些由产品质量导致的事故，比如可乐瓶子在手中爆炸、电视机在正常观看时着火，即使原告不能证明生产商有疏忽，也有可能拿到赔偿。这是因为，厂家生产不合格的产品造成的安全隐患，影响范围大，社会关注度高。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法律会把责任门槛设定得比较低。
另外，生产商一般都有保险。保险公司，又是靠许许多多的投保人来营生的。所以，如果生产商的产品在“无过失”的情况下伤害了消费者，其赔偿金，其实是分摊到许多人的头上。
这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公共利益，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利益的集合，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分担公共利益的成本。
这个案例的被告，没法像生产商那样分摊成本。所以，将成本强加于他一个人，是不公平的。
整节课，我的笔记基本没有停过。偶尔停下一次，四下瞧瞧，发现大家也都差不多，要么在举手，要么在奋笔疾书。很难想象，这只是用来作秀的模拟课堂。
离开哥大的时候，我们各走各的，没有正式的告别，也没有煽情之语。
芝大秀，虽然夸大，却值得回味。
芝大法学院排名第五，处境有点尴尬。法学院排名，第六名是个坎。前六和六后，不论学生平均分，还是录取率，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多数情况下，就算实力雄厚、野心勃勃的学生，申学校时，也会把前六都带上。
于是，芝大录取的许多人，心都比芝大高。
芝大最想抓住的，是超过自己平均录取水平的潜力股。毕竟，芝大不是经常能培养出法官、州长、参议员；也不是合伙人遍地。
芝大法学院不愿承认：自己的学术不如耶鲁，名气不如哈佛，校园不如斯坦福，就业市场不如哥大。但它清楚，拿前面的任意一点作秀，都很难打动知根知底的学生。于是，它竖起了开心愉悦的大旗。
把最卖力的招生官、最友善的教授和最热情的学生凑到一起，就是为了告诉你，未来三年，是这样的人和你朝夕相伴。哈佛常出大法官和总统，可你能见到几回呢？
的确，有人被打动了。一个二年级的学姐曾告诉我，她来芝大，一是为了它的全额奖学金，二是因为芝大比哈佛对她客气多了。
但是，即使对没有被打动的人，芝大的付出也没有浪费。
参加芝大秀的那个耶鲁男离开礼堂时，故意落在后面，悄悄照了张自己和讲坛的自拍。没准，这是他的无声誓言：将来出名了，要来芝大讲学。
而那个哈佛妹，即使最初是抱着公费旅游的心态来的，也要和新朋友一醉方休。还要一一留下芝大同学的联系方式。倘若她能成为律所的大佬，这些人是不是也能沾点光？
而芝大目前的院长、教授，还有来演讲的学者、律师中，大部分都不是芝大出身。20多年前，他们中，有多少来看过芝大秀？
哥大秀，没有芝大的精致文饰，但也不是没有经过包装。
哥大着力宣传的“学生收入位列全美法学院第一”，是事实。但事实的背后，是毕业生大多在纽约就职。纽约的生活成本，也是全美领先。工资高，不一定意味着生活品质高。
哥大承诺，帮收入低的毕业生还清助学贷款，也是言出必行。但实际上，前十四的法学院，几乎家家都有这类还贷政策，对申请者来说早已不是新闻。
哥大在选择完学生后，也要面对学生的选择。但它自尊心很强：对于高出自己的学生，不会踮着脚尖去够；对于本该属于自己的学生，也不会放下身段去请。
因为，它最大的法宝，还是纽约。纽约是哥大最鲜活的广告，也是最有力量的支撑。该来的人，总归会来，为纽约的声音和色彩，为哥大的机会和舞台。
哥大秀之后，我给芝大发了封道歉信，说芝大秀让我念念不忘，但我害怕自己受不了芝加哥的冷。
回复还是希尔先生来的。他说，很遗憾，今年秋天见不到你了。但明年，不是还有秋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