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支被老百姓称为“江防军”的队伍，跟四川的其他军阀部队有所不同，并不是由原来的清朝军队逐步改造而来的，而是由川西各码头的袍哥武装混编而成的。1911年夏秋，四川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并因此引发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这支临时组建的袍哥武装曾作为“西路军”主力攻入成都，杀掉四川总督赵尔丰。何军长的父亲当时就是“西路军”的“大统领”。他父亲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国同盟会会员，是由孙中山亲自派回四川进行反清活动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四川成立军政府，“西路军”被改编为“新一师”，何军长的父亲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师长。此后，新一师在四川纵横驰骋，不断壮大势力，并自成一体，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地方武装力量。但何军长并非职业军人出身，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北平的京师大学堂去读书，而且学的是农桑和水利之类的文科。何军长接替父亲执掌这支军队后，非常厌恶川内的军阀混战和相互残杀。他的信念是“文治”，希望通过兴水利、兴农桑、兴实业、兴教育，发展经济，整顿军队，整肃吏治，洗涤人心，把四川建成一个“和平安定”的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他的这种信念和抱负，与南京中央政府的治川策略不谋而合。1930年初，南京力排众议，任命他为四川省主席，让他全面整肃治理四川。此后，何军长就不再多管队伍上的事了，一门心思地扑在省主席的职位上，干起了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来，到处募集资金，修桥、修路、修水利，兴农、兴商、兴实业。在省府成都，何军长还效仿先祖文翁兴学，办起了“文雅中学”，择优录取贫家子弟入学，成绩优异者录用于省政府，或者外派到各县担任文书。同时，何军长出外视察，也不再穿那金光闪闪的将军服了，而是仿照上海、武汉等地大员，穿起了谦逊文明的中山装。所到之处，何军长总喜欢泼墨挥毫，给地方上题词、题匾，说些肯定和鼓励的话。兴致好的时候，何军长还会摇头晃脑、吟风弄月地写点诗词，抒发自己的救世情怀，然后交给手下的军官和地方上的官员“共勉”。结果短短几年时间，何军长的“文治”成绩就显露出来了，不仅得到了川内百姓和士绅们的交口称赞，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嘉奖，把他接到南京去参加国庆盛典，受到了首都民众的热烈欢迎。为此，四川的《蜀报》还专门刊发了一幅照片：何军长与蒋委员长及中央政府的众多高官们站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向民众挥手。这就让川内的其他军阀红了眼。他们本就看不起文人出身的何军长，也见不得他酸溜溜的文人做派，再加上他当了四川省主席后，对他们这些雄霸一方的军阀有诸多不敬甚至是排斥，便拍着桌子大骂何军长，说狗日的茄子掐个眼睛，就变成人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有几斤几两，有几路人马，竟敢跑到南京去，装模作样，猴子充大王！于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军阀的撺掇和怂恿下，驻扎在川东的陈军长就带着他的几万人马，急匆匆地开到川西平原，与何军长展开了争夺四川省主席的战斗。火线先是在成都东北的龙泉驿山区里摆开，结果何军长大败。后来，两军又在成都市区展开巷战，何军长同样败得一塌糊涂。无奈之下，何军长只得电请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出面干预，但是南京方面一直保持沉默，不愿插手四川军阀间的争斗。最后，何军长不得不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离成都，逃到川西平原西陲他原来的防区里龟缩蛰伏下来。然而，让何军长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候，南京却有动静了，行政院竟然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公文，任命那位来自川东的陈军长为四川省主席了！何军长终于明白过来：在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的眼里，是根本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谁的势力大，谁能掌控四川，他们就暂时信任谁，倚靠谁！同时，何军长痛定思痛，不断地反思检讨，这才彻底明白了自己惨败的原因：他在几年的四川省主席任上，一门心思地为老百姓修桥、修路、修水利，兴农、兴商、兴实业，可其他军阀在干什么呢？在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脂民膏，千方百计地扩充军队的实力！有的军阀，甚至还秘密动用军队，大肆贩运鸦片烟，从中谋取暴利，然后再用这些巨额钱财，去购买外国的先进军事装备。几年间，他的军队在原地踏步，穿的是草鞋、土布军装，用的是“汉阳造”的老套筒步枪，有的士兵甚至还在用大刀片子！而在别的军阀队伍里，不仅士兵的装束有了很大改观，还添置了像捷克机枪和德国山炮这类的先进武器。如此与人作战，他焉有不败之理？焉能不一触即溃？
何军长像被人杀了一刀似的透心凉：什么四川省主席，什么济世利民，全他妈是虚名！在四川这样一个军阀割据称雄的鬼地方，乱世界，你纵有经天纬地的胸怀和抱负，你手里若是没有强大的军队，你将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可为！
但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扩充自己军队的实力，如何东山再起，却让何军长犯了难。他目前拥有的地盘仅限于川西平原西陲几个半山半坝的小县穷县，不像成都、重庆那些大地方，是水陆交通要冲，商贸聚集码头，随便在老百姓身上抓一把，都能搞个盆满钵满。
这时，何军长便想到了其他军阀秘密动用军队贩运鸦片的事来。可他思前想后，又觉得贩运鸦片太麻烦，路途遥迢不说，还要经过别的军阀防区，他们不一定就能给他这个方便，弄不好还会引发新的战火。
他已经引火烧身一次了，他决不能再让战火烧掉他仅存的那点本钱！
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何军长只得一咬牙，在今年春季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上，强行下达了种植罂粟的命令。
“我们一不偷二不抢，不过是在自己的防区里种点罂粟，解决点实际困难，谁还能说什么？谁还能把我们怎么样？！”这是何军长在军事会议上，愤怒地拍着桌子，对他下面的师长、旅长、团长说的话。他说得义愤填膺，也说得理直气壮。
但是，李嘉祺听了后却直摇头。大哥的辩解非但没有让他产生任何理解和同情，相反，却使他心里充满了痛苦，充满了从未有过的鄙夷和憎恶。在南京的时候，他就听到过许多对川军的非议和指责，说他们是“烂人、烂军、烂摊子”，“烂到一起，烂成一锅汤了”！当时，他还在心里为川军鸣不平，可现在，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他不得不承认，外面那些非议和指责是完全有道理的，甚至是一针见血的！
四川，确实成了一个令人震惊震骇的“烂摊子”！
然而，让李嘉祺最为痛恨的，还是川军在内斗中表现出来的自私与狭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整个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1932年，日本又通过“一·二八”事变，攻入上海，在上海强行驻军，把侵略的钉子牢牢地楔入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心脏城市；现在，日本又将势力渗透到华北，积极谋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摆脱中央政府的辖制。目前之中国，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中。同时，四川的情况也非常严峻：1932年底，由鄂豫皖根据地流窜至陕南的共产党红四方面军，趁着川军内战进入川东，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就发展壮大到了十万余人，并建立了幅员广大的根据地。他们的口号是“赤化全川”，就是要攻占四川全境，建立赤色政权。此外，江西的共产党中央红军也流窜到了贵州北部，在崇山峻岭和江河峡谷中神出鬼没地穿梭游走，并开始攻打川南的一些城镇，准备进入富庶的川西地区，建立庞大的苏维埃政权与苏维埃根据地。如果共产党的意图得以实现，四川将会是什么局面，什么景况，可想而知！但是，作为掌握了各地军政大权的四川各路军阀，却全然不顾这些迫在眉睫的“外患内忧”，一门心思地争权夺利，进行大规模的内斗内战，甚至战败方还龟缩到一个偏僻地域，“理直气壮”地种起了罂粟，以期壮大实力，图谋东山再起！这让李嘉祺在震惊之余，着实感到了一种难以压抑的愤怒与憎恨。
他把这种愤怒与憎恨朝着他大哥一股脑儿地发泄出去。他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对四川军阀的种种“糊涂”种种“非为”，大加挞伐与指斥。
大哥怔怔地望着他，面露惊愕之色。大哥没有从他激愤的言语中受到相应的启发或谴责，反倒对他的来意和身份产生了怀疑。大哥皱着眉头走到他面前，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满腹狐疑地问道：“你一个刚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怎么对国内的局势这么熟悉？怎么知道四川这么多情况？你该不是共产党派回来的潜伏特务，或者南京派回来的别动队员吧？”
李嘉祺摇着头，长长地叹息一声，再也不说什么了。一种巨大的失望和绝望的情绪开始在他心中蔓延。这失望和绝望，远比他骑着自行车看见故乡的原野完全被罂粟覆盖时，来得更加强烈，更加彻底，仿佛强硫酸似的咬噬着他的神经，啃食着他的灵魂，让他感到透心的凉，彻骨的痛。他知道，无论他怎样吼叫怒骂，怎样指责训斥，全都无济于事了。他的故乡，已被无数双魔手扼住，无可遏制地滑向了罪恶的渊薮！
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的僵滞沉闷。大哥再次走到窗前去，背对着他，一言不发地抽起烟来。浓浓的烟雾从他嘴里飘出，仿佛一团阴云似的，缠绕着他。
李嘉祺也不想再说什么了。他默默地转过身去，默默地往外走。他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的心里像铸了铁似的苍凉。他甚至觉得，他每走一步，他的脚底下都在淌血：他心里的血，故乡的血！
第二天一早，李嘉祺就从镇上雇来滑竿，带着伊藤良子，离开了李家花园。
他本来是打算在家里多住几天的，但回乡后的所见所闻，让他非常失望非常痛苦，他觉得自己一刻也待不下去了。他已在成都的《蜀报》应聘做了记者。他还不如早点回到成都，早点去上班好！
李嘉祺的突然离去，让家里人十分惊愕慌乱。母亲急颠颠地跑出来，拉住他的手，像小时候一样哄他留他，但他别转脸去，凄伤地说：“这家已不是过去的家了，我想早点走……”
母亲的泪水唰地就流了出来，语气里充满了哀怨自责：“都怪我没有管好你大哥、二哥，我对不起你爹，对不起李家的祖先人啊！”
李嘉瑞也跑出来拦他，想夺下他手中的行李，将他劝回屋去。可他一掌打开李嘉瑞的手，瞪着他愤愤地说：“人得有良心。丧尽天良，迟早都没有好下场的！”
结果这天谁也没有拉住留住李嘉祺，他带着伊藤良子，坐上滑竿，迅速消隐在斑斓广阔的罂粟花地里。这时，几只白鹤扑扇着翅膀醒来，站在楠木树冠上，对着清晨的天空引颈鸣叫，其声哀婉悲切。
李嘉瑞站在晨光初现的龙门坎上，一直望着李嘉祺的背影发呆，望着他那只挂在滑竿上的神秘的铁皮箱子发呆。他止不住想起了昨天晚上他无意间窥到的一幅情景：他起夜路过李嘉祺的睡房，听见了一阵奇怪的“嘀嘀嘀”的声音。他被这声音吸引，走上前去，透过窗户往里面探望，竟发现李嘉祺坐在屋角的书案前，正鼓捣着一个绿色的铁匣子。那“嘀嘀嘀”的声音就是从这绿匣子里发出来的。而那只灰色的铁皮箱子，则敞开着放在他的脚下。李嘉瑞当时就惊呆了。他曾在他大哥的团部里见过这东西，知道这东西是电台，是发报机！但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这位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三弟，怎么会有这东西？他在跟谁联系？在向谁发报？他真是《蜀报》的一名记者吗？
太阳升起来，照亮了外面的罂粟花地，那绚烂夺目的花色火海让他头晕目眩，也让他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