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失落的敦煌（沙州）文明
◎马可·波罗眼中的沙州
公元1271年11月意大利青年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父的商队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登陆以后，踏上了丝绸之路，走向神秘的东方世界。他们经过叙利亚、两河流域、伊朗，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西域，再经于阗和罗布泊，到达敦煌。马可·波罗在晚年回忆说：
我们好容易走完了一个月的沙漠旅途，终于到达了一座名叫沙州（即敦煌）的城市，它在大汗（中国元朝皇帝）的版图以内。省名叫唐古忒。人们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回教徒。那些佛教徒操着自己特殊的方言。沙州城位于东部和东北部之间。他们不经营商业，从事农耕。盛产小麦。
境内有许多寺庙，庙内供奉着各种各样的佛像。他们对这些偶像十分虔诚，时常祭之以牲畜。（《马可波罗游记》第49页，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这就是十三世纪时西方旅行者所见到的沙州，记述的仅有佛教文化了。汉武帝经营河西的业绩在哪里？汉将赵破奴筑的敦煌城在哪里？唐代的开元寺在哪里？归义军都督府在哪里？河西的历史风云烟消云散了，民族间征伐掳掠的金戈铁骑不见了，张氏和曹氏家族的豪华消歇了，丝绸之路变得荒寂模糊了。汉代以来千年的人物、功业、城堡、烽燧、建筑、器物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它们像被暴烈的风沙侵蚀和湮没，仅余下了无际的黄沙和丑怪的碛石。异域来的马可·波罗是匆匆的过客，他不可能抒发历史沧桑的感叹，也不会去追溯那断裂的文化线索。
◎清末的敦煌与莫高窟
清代道光《敦煌县志》卷七关于沙州城址古迹记载云：
今按沙州旧城即古敦煌郡治也，今在沙州之西，墙垣基址犹存。以党水北衡，城墙东圮，故今敦煌县城筑于旧城之东。
古代的敦煌郡治——地区行政所在的城市，到清代只剩下断垣颓壁，新的敦煌县城是在旧城之东建筑的。公元1942年中国学者向达到敦煌考察。关于敦煌古城，他说：
汉敦煌郡治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其冥安、渊泉、广至三县在今（甘肃）安西境内，敦煌、效谷、龙勒三县在今敦煌境内。……今出敦煌城南门或东门，复东南行约十五里，过敦煌沙漠区边际，越沙丘，即至一地名佛爷庙，以有小庙一座故名。庙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至今将六十年，栋宇如新。其地弥望皆是土阜，绵亘南北可五六里，东距戈壁不足半里。西则沙丘连绵，土阜不可复见。然西面沙丘中有平地，屋基痕迹，依稀可辨。土阜间陶器碎片到处皆是，形制与他处所见六朝以及唐代之陶器同。则其地必是一古城遗址也。
向达根据地方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考察，断定“今佛爷庙一带遗址，疑即唐宋时代之沙州也”。他又认为“汉以后之敦煌郡治果在何处，尚无可考”（向达：《西征小记》，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51页-353页，三联书店，1979年。）。沧海桑田，故城难寻了。敦煌的佛教胜地莫高窟却历尽风沙侵蚀与战争浩劫而保存下来。
敦煌因有了佛教胜地莫高窟使它成为佛教文化在东土生根开花而结成的果实。莫高窟之巍然地存在下来应是佛教在人类文化史上创造的奇迹之一。所以自敦煌设郡两千多年来，我们在此见到的历史遗存竟是佛教文化，而它是凝结并深藏在莫高窟里。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这里存在：
石窟492个，其中十六国时期开凿的7个，北朝的37个，隋代的94个，唐代的279个，五代的25个，宋代的16个。（胡戟、傅玫：《敦煌史话》第2页，中华书局，1997年。）
壁画有经变图和故事画572壁；佛像275铺、21组、126身。
藻井图案约420顶。
塑像共2400身，其中魏塑729身，隋塑318身，唐塑442身，五代塑39身，宋塑187身。（常书鸿：《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见《敦煌学文选》第375页-377页，兰州大学历史系，1983年。）
佛经写本约30000卷以上，仅《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有1800号以上。
它们是中国古代西北地区人们佛教信仰的产物。佛教文化为什么会在这里有生长的良好土壤，这里的人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开凿佛教石窟，善男信女们为什么要做菩萨的供养人，他们为什么要虔诚地抄写许多佛教经典？我们若不能理解古代人们的这种文化心理，便不可能认识敦煌文化的神秘原因。
二 在黑暗世界中捶响不朽之鼓
◎黑暗中的光明之路
佛教圣人释迦牟尼向世界芸芸众生宣称：“我已获得清凉，并已达到涅槃。为了建立‘真理王国’，我在迦希城；我将在黑暗世界中捶响不朽之鼓。”他教导众生：
出生是痛苦，老年是痛苦，疾病是痛苦，死亡是痛苦，与不可爱的人结合是痛苦，与可爱的人分离是痛苦，得不到希求的东西是痛苦，总是五重执著（尘世）是痛苦：这就是痛苦的神圣真理。
由于渴求（生存），导致生而又生；伴随着肉欲和贪求，到处寻找满足；渴求欢乐，渴求生存，渴求权力：这就是痛苦原因的神圣真理。
完全湮灭愿望而灭寂这种渴求，让它离开，驱除它，与它分离，不给它留下余地；这就是寂灭痛苦的神圣真理。
正确的信仰，正确的决断，正确的言论，正确的行动，正确的生活，正确的努力，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自我专心：这就是导向灭寂痛苦的道路的神圣真理。（〔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人们如果坚信这是真理，便可从现实的苦难与烦恼中解脱出来，达到一种自由而崇高的思想境界。
悉达多·乔答摩（旧译瞿昙）是佛教的创始人。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释迦是族名，牟尼是贤人的意思，即释迦族的贤人；中国尊称为佛，或称佛陀、如来。佛之本义为智者或觉者。佛陀约生于公元前565年。相传他是净饭王的儿子，属刹帝利种姓，出生于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尼泊尔境内）。他出生第七天，母亲便去世了，由姨母抚养成长。这敏感的孩子从小即观察到世间存在老、病、死的种种痛苦，后来又接受了婆罗门悲观厌世主义哲学思想，便静思默想苦求解脱世间痛苦的道路，于29岁时出家，苦修七年而成佛。此后他在印度各地传教，于公元前486年死于拘尸那城。当他成佛时已有千余弟子，其影响遍及恒河流域各国。佛陀在生前没有留下著述，印度保留的早期佛教文献都是佛陀之后由弟子们记述的。
佛陀亲身经历了印度东北部落社会解体和国家政权建立的社会变革过程。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残酷地掠夺和奴役人民，社会现实中充满了物欲、自利、粗暴、捐税、敲诈、拷问、高利贷剥削和血腥屠杀。佛陀是重视现实的，他不相信祈祷和祭祀能消除人们现实的苦难，不相信苦行和禁欲能产生有益的作用，也不相信玄学的智慧能给予精神的解脱。他知道自
己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不可能改变社会现实，于是采取消极退避的态度而提倡转变个人心理趋向以使受苦的感觉被克服，带来“心灵的宁静”。为此，他创立了宗教——佛教。“真理王国”即自由的、平等的、幸福的、理想的境地不在现实生活之中，而在具有幻想的古代部落实体性质的僧团生活里存在着。人们如果出家为僧，在僧团里是没有阶级和私有财产，平等民主，信仰虔诚，道德纯朴，脱离人世，寂灭痛苦，可以达到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自佛陀涅槃之后，佛教徒曾结集在王舍城，讨论并确立了佛教的“法”和“律”。大约一百年之后在毗舍举行第二次佛教徒集会，将违抗戒律的僧众开除。这些被开除的僧人自己组织集会，约有一万人参加，被称为“大众部”。此派佛教将佛陀作为超自然的神而崇拜，他慈悲为怀，怜悯众生的不幸，宣讲寂灭苦难之道；他们创立了庄严的宗教仪式：这就是佛教的大乘教派。大乘派宣称他们主张一切众生的解脱，攻击原来的旧派为“小乘”，只关心个人而不关心众生。在新的大乘教中有宏伟的教堂，有永恒至高的上帝，有环绕神圣的许多圣徒，有高度虔诚的信徒，有繁缛严格的宗教仪式，有威严无上的教权。善男信女们通过祈祷而得到佛陀和菩萨的恩惠，可以走向天国之路，在极乐世界里获得永生。
◎儒学的缺陷与佛教东渐
关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者们有种种推测，民间也有种种传说，日本学者镰田茂雄以为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的诏文中正式提到“浮屠”（佛），供养“伊蒲塞”（优婆塞——清信士）和“桑门”（沙门——僧人）。这表明不仅西域的外国僧已经来到了长安和洛阳，而且还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参见〔日〕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第17页-1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我们可以相信，在公元一世纪时，印度佛教已通过西域，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而传入东土了。它的东传正填补了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空白。
中国的儒学是关于社会政治伦理的学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教说，它在本质上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儒家圣人孔子（前551-前479）是很关注现实政治伦理的，他不喜欢谈论超然的事物。他承认有一种伟大的客观自然力存在，这就是“天”，它不会说话，但使四时循环运转，万物生长蕃息；“天”所体现的自然规律，这就是“天道”；它代表着一种朴素的真理，使人们敬畏，这就是“天命”。战国时期的大儒者荀子著有《天论》，他认为天的运行是有自己规律的，它不会为圣明的帝王而存在，也不会为暴虐荒淫的君主而消亡。因此，执政者使国家富足而又节约用度，则天不会带来贫穷；使人民休养生息和适当劳役，则天不会降下灾祸。“天”与“人”的关系就是如此，所以执政者更应看重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西汉的大儒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深入地探讨了天人关系。他认为人是天生的，天就像人的祖先一样；人的形体、气质、禀赋都是天生的。帝王是受天之命的“天子”，遵循天道行事。儒家理解的天并不神秘，它仅是宇宙的自然力，实际上与人类社会是无内在联系的，而且它没有形象，没有感性，没有灵验的效应，并非超自然的可以作威作福的
神。儒家是无神论者，因而没有超自然的崇拜观念。社会现实的政治伦理问题是儒家关注的，他们采取积极的进取态度，希望通过个人的品德修养，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然后治理国家，实现天下太平的最高理想。他们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提出关于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的理论，总结历代统治者的成功经验，确立社会的伦理规范。儒家要求人们绝对服从等级和伦理，即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臣下服从君主；以仁、义、理、智、信为伦理最高规范。人民在儒家看来仅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和服从统治的顺民，他们没有感性、个性和意志。儒者执着于社会现实，非现实的幻想对于他们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儒家具有坚定而可行的政治理想，致力于建立现实的功业。他们关心生前的社会实践，希望青史留名，在道义观念的支配下轻视个人的生死存亡，因而非常忽视对终极意识的关注，甚至根本不思考它。圣人孔子表示：“我们尚未认识现实人生，怎么能知道死亡以后的事呢？”中国的儒家在人类文化史上不愧为现实的智者。
由于中国儒家没有超然崇拜观念，不存在非现实的生活幻想，忽略人生的终极意识，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留下了一片空虚的地带，让宗教信仰乘虚而入。人是作为个体生命而存在的，每个人都有欲望和情感，而且努力追求着幸福。然而人们是受到社会因素制约的，其欲望常常不能满足，情感得不到寄托，幸福的愿望遭到破灭。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许许多多的烦恼、痛苦和失望，于是需要发出生命的叹息，在冷漠的社会里寻求同情和安慰，从政治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去幻想远离现实的自由幸福，希望自己的善良心愿和虔诚祈祷得到超然的上帝的怜悯和帮助，憧憬着脱离苦海到一个美好的世界。印度的佛教恰恰迎合了古代东方人们的这种宗教信仰的需要。因此，当它传入中国，很快为民众所接受。佛教虽然也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过某些帝王的支持，但它之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近世学者王国维说：
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际，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笠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西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当然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中国民众一方面接受儒家的政治教化，另一方面接受佛家的宗教信仰，这造成互补的关系，形成特具东方色彩的意识。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在佛教东传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既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通道，又是最宜佛教文化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