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03《天宝九载敦煌郡仓簿》背为佛经。
P.2945 归义军公文集，背为变文《丑女缘起》。
P.3438 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状四件，背为《大涅槃经》难字音义。
S.3437《维摩结经》后有便麦契。
S.4707 马法律宅院测量，后有《佛名经》。
当一件卷子两面抄写有不同内容的文献时，人们判断它们谁是正面或背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对内容注意的倾向。比如卷子的一面是佛经经文，另一面是政府文书或民间契约，那么在佛教徒看来必然佛经是正面，而在历史学家看来则政府文书或契约是正面。因此，我们对敦煌文献著录所定的卷子“正面”或“背面”，应作如是理解。
现在我们所见到敦煌卷子所用的纸张的制作年代是自五世纪到十世纪末。晋代和六朝多用麻纸；隋唐时除麻纸外，有椿皮纸和桑皮纸；五代时麻纸居多。六朝写本的纸质已洁白坚韧。北魏以来采用黄檗染纸的技术，可以防止虫蛀。唐人多用硬黄纸写经；这种纸是最高级的，其价值亦较昂贵（王进玉：《敦煌石窟探密》第87页-8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佛教僧侣和善男信女们造经是需一定用费的；必须购买质地很好的纸张，有的信徒不能自己书写，便得雇请书手。在敦煌经卷题记里，造经者有时自述节省日常用度，以为功德，表示虔诚。《大般涅槃经》（S.1317）是僧人道濬节省平日衣食之资而造的，其题记云：
保定四年（564）八月戊子朔廿五壬午，比丘道濬，减省衣钵之余，敬写《涅槃经》一部。因此福上钟七世父母，六亲眷属，永离苦原，登陟妙境。
这些经卷的纸既是优质的，在西北边陲的价格因贩运关系而又大大提高了。当地僧侣和信徒造经是出于圣洁的信念和虔诚的态度，他们宁可省衣节食，积攒资金，选择价昂的硬黄纸，精心写造。他们绝不可能利用废纸或其他文书卷子来写佛经的；如果真的这样将是对佛祖和菩萨的亵渎，亦是对自己信仰的践
踏。因此，我们以上所列举的卷子一面为佛经，一面为其他文书，这种现象只能解为世俗为节约用纸而将废弃的佛经卷子用以抄录书籍或作为公文契约的草稿纸之用。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判断：沙州都督府曾搜集敦煌地区寺庙废弃的经卷，作为其他种种用途，以节约购买纸张的经费。所以我们在敦煌文书里见到大量的双面抄写的卷子，自然还有许多废弃佛经准备用以作文书稿纸的。这应是敦煌文书的佛经经卷的一个很主要的来源，而且亦可证实它们为沙州都督府文献了。
◎敦煌文书收藏者之谜
敦煌文书是谁藏的？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
第一，佛教徒藏的：“公元十一世纪初占领于阗国的哈拉汗王朝，实行毁灭佛教政策。宋绍圣（1094-1097）中，他们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赞许。这一消息传到敦煌后，在佛教徒中引起恐慌，因而采取了封闭藏经的保护措施。”（殷晴：《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文物》1979年第9期。）“佛教徒”这个概念在这里是较含糊的。
第二，敦煌佛教寺院图书馆的：“敦煌佛经上面有一部分打着三界寺的藏书印记，说明在最后一段的时期，即张氏、曹氏统治时期，敦煌的佛教寺院以三界寺为最大。但敦煌所出的图书那样复杂，不像是一个佛教寺院图书馆所专有，所以有人推测是西夏的兵力没有到达敦煌以前，有人（应该说是敦煌的都僧统）把若干寺院的藏经统统藏在第二八八洞内，并在前面
筑起了复壁，就逃走了。”（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第290页，中华书局，1984年。）这大致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关于寺院图书馆，或者准确地说是藏经室。我们在敦煌经卷里发现有两个寺院收藏的最多，即三界寺和净土寺，例如：
S.0093《大般涅槃经》有“三界寺藏经”印。
S.0296《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有“三界寺藏经”印。
S.1587《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有“三界寺藏经”印。
S.1593《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有“净士寺藏经”印。
S.5892《礼三宝文》，三界寺僧法弥、法定记。
S.6795《释尼初篇》有“净土寺藏经”印。
P.2039《瑜伽论分门记》有“净土寺藏经”印。
P.2057《诸法无行经》有“净土寺藏经”印。
P.2290《如来临涅槃说教戒经》有“净土寺藏经”印。
P.2320《四分律戒本疏》有“净土寺藏经”印。
这些只能说明敦煌经卷中很多是曾为三界寺和净土寺所收藏的。如果认为敦煌文书是以这两座寺院的藏经为主，或者它们是河西僧都统将许多寺院的藏经集中起来而封藏的；这都不能解释敦煌文书中存在的政府公文、民间契约、儒家经典、史籍地志、户籍账目和军事情报，它们是绝不可能为寺院所收藏的。
第三，寺院的废物：敦煌遗书很可能是废弃的经典。只是由于我国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及佛教对破旧佛典的敬畏心理，使这些东西不能随意丢弃。再加上当时北宋所雕《开宝藏》已经进入敦煌，而且敦煌本地的造纸业也发展起来，已不需要再用
以前的废弃纸张的背面来书写，于是曹氏归义军时期便进行了一次寺院大清点。清点后遂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与废纸，以及用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统统集中起来，封存到第17窟中（方广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这种推测是缺乏事实依据和经不住理性检验的。例如说敦煌造纸业发展起来，不再需要废弃纸张背面书写了，但在敦煌卷子P.2736佛经的背面即有归义军敕令，署“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实食封七百户敦煌郡王曹”。曹元忠于宋代建隆三年（962）特进太师（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第803页，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年。）。这已是归义军后期了，仍然在用废弃佛经作为文书草稿纸。如果说宋代开宝（968-975）以后敦煌有了《大藏经》就无须过去的旧佛经了，而事实上《大藏经》与写经是有不同的社会作用的，它不能代替一般信众所需要的经卷；尤其是许多珍贵的古本佛经和精造的官本佛经皆属寺院佛教文物，绝不会因有了《大藏经》而将它作废纸处理的。关于敦煌政府档案文书——“过时文书”，它们是不可能存在寺院的，怎么会是寺院的废纸呢？我们暂且将敦煌文书视为寺院的“废物”，但关于它的处理是否要很神秘地封藏呢？如果说这是因“敬惜字纸的传统”而保存，则更与佛家信仰无关了。“惜字得福”是信仰道教文昌帝君的教义，在敦煌佛教胜地是无此观念的。总之，将敦煌文书视为寺院“废物”是不能满意地解释敦煌文书是谁藏
的问题。
第四，敦煌官府与各寺院的经典及文书：“瓜沙上层统治者预感到战争即将临头，不得不做充分准备，便有条不紊地封藏各大寺院的经典、画卷，顺便把官府与寺院的一些社会文书等也收藏过去。从收藏的经卷与社会文书所涉及的范围来看，当时有计划的密藏，决非短期内仓促所为。”（谭真：《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如果真是这样有计划地有条不紊地长期地将该地众多的寺院（十六座以上，或数十座）的佛经和政府文书等等全部收齐，这必然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小小的藏经洞无法容纳；二是由于兴师动众而又长期进行，便不可能做到绝密。所以这种推测是不合理的。
关于敦煌文书是谁藏的，现在我们仅能根据藏经洞秘存的情形进行推测。这些诸种推测皆具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我以为将它视为沙州都督府文献似更为合理。
二 西夏的兴起与沙州的陷没
◎分崩离析的河西政权
张义潮于唐代咸通二年（861）收复了河西重镇之凉州，但吐蕃不甘心放弃，不断兴兵企图夺回，于是归义军将沙州军队留在凉州以防卫。中和四年（884），凉州自立节度使，已不属沙州归义军辖区。同时甘州回鹘的势力增大，经常劫掠。而凉州的嗢末（原为吐蕃部落）也在窥伺。归义军已实际上失去了控制凉州和甘州的能力了。唐末张淮深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时
代，在肃州设有驻防部队，随时向他报告甘州和凉州的情况，后来肃州也渐渐脱离归义军了。归义军在张氏后期虽名义上仍统河西十一州，但势力范围所及者只有瓜州和沙州了。（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第177页-18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公元920年曹义金掌握了归义军政权，为了求得瓜州和沙州汉族政权的存在，遂向东与甘州回鹘和亲，娶了回鹘国圣天可汗的公主为夫人，称可汗为“父大王”；向西与于阗国结好，将女儿嫁与于阗王李圣天为皇后：因此稳定了沙州的局势。曹元德于公元937年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后，出巡甘州，改善与回鹘的关系，互为兄弟相称。他又于天显十二年（937）派遣使者向辽国进贡，同时与中原王朝的后梁保持臣属关系。此后继位的是曹元深，时间甚短，仅仅六年。其弟曹元忠于开运四年（947）自称“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后又自称“敦煌王”。中原正值军阀战乱之时，朝廷只得事后对曹元忠的官职表示承认。曹元忠在位三十年，他继续与中原王朝保持臣属关系，在宋王朝建立后（960）更不断进贡方物。他与于阗和甘州回鹘继续加强友好关系，这使曹氏政权达到鼎盛时期。曹元忠卒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其侄延恭继位，其子延禄任归义军节度副使。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曹延恭卒，由延禄继位（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见《敦煌学文选》。）。曹氏政权在孤危中渐渐衰弱了。这时中国西北的党项族强盛起来，严重地威胁着河西孤危的汉族政权——归义军。
◎党项族的兴起与西夏国的建立
党项是中国古代西北羌族中兴起的较晚的一个部落，史书称为“党项羌”。最初党项居住在青海以东的地区，后来扩大到甘肃南部、青海南部和四川北部，而以青海湖附近为聚居的中心。其氏族里以拓跋氏最强，所以他们自称是古代鲜卑族的后裔。中国隋代初年（589），党项归附中原王朝，与汉族人民共处。唐太宗贞观五年（631）朝廷派遣使臣开发青海为六十州，党项归附的有三十四万之众。党项首领拓跋赤辞在唐朝大将李靖进攻吐谷浑之际，助吐谷浑而与唐军战斗，兵败投降。唐王朝任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自此，青海东部地区列入中国版图。吐蕃势力扩张到青海东部，党项请求唐王朝允许向内迁移。唐王朝在陇西设置静边州都督府，治所庆州（甘肃庆阳），以安置党项二十五州移民。党项故地遂为吐蕃占领。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河西与陇右数十州。党项部落经常与吐蕃联合在唐王朝边地侵扰掳掠。唐代宗时（762-779）为割断党项与吐蕃的联系，将党项移置到银州（陕西米脂），夏州（陕西横山）、绥州（陕西绥德）和延州（陕西延安）。党项部落在内地依旧过着畜牧生活，逐渐在贸易中交换到武器以增强军事武装力量。唐代大中二年（848）张义潮收复沙州，继而在河西清除了吐蕃统治。散居河西的吐蕃人民的血统与党项同源，均属羌族，而且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逐渐融合与同化。党项接纳并争取吐蕃，使其实力更增大了，然而他们却处于部落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统一而集中的力量。
唐代末年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恭在宥州（陕西靖边）自称刺史。随即黄巢起义发生，唐王朝京都长安陷落。唐僖宗号召各地军阀率军靖难，平定黄巢军。公元881年党项拓跋思恭率领一支蕃汉合编的剽悍的骑兵队伍，在镇压黄巢起义军中建立了卓著战功。唐僖宗给予嘉奖，升任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赐姓李氏。夏州为定难军，统辖夏州、绥州、银州和宥州，初步形成了藩镇割据的状态。五代中原战乱之际，夏州李氏善于与中原王朝保持臣属的政治关系，避免陷入战争，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