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沙》是唐代新燕乐乐曲，最早见于教坊曲。那么，教坊演唱此曲时，其歌词是长短句词体还是齐言声诗呢？这已无从考证。因此关于长短句词体的起源，词学家们大都假设它是由齐言声诗演变而来的。敦煌曲子词的发现，才使我们见到了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等文人词之前的流行于民间的长短句词。这为解决词体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王重民编校的《敦煌曲子词集》（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7年。）收录唐五代流行于西北民间的无名氏作品162首，它们都是幸存于敦煌秘室中的。其中有不少早期的长短句形式的歌词，例如唐玄宗的“御制曲子”《献忠心》（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第6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见于教坊曲，它在盛唐时期已传播西北。今敦煌曲子词里有“御制”两首，另存西北民族将领表述归向大唐意愿的两词：臣远涉山水，来慕当今。到丹阙，向龙楼。弃毡帐与弓箭，不归边土。学唐化礼仪同，沐恩深。见中华好，与舜日同钦。垂衣理，教化隆。尽遐方无珍宝，愿公千秋住。感皇泽，垂珠泪，献忠心。
蓦却多少云水，直至如今。涉历山阻，意难任。早晚得到唐国里，朝明主。望丹阙步步泪，满衣襟。死生大唐好，喜难任。齐拍手，奏乡音。各将反本国里，呈歌舞，愿皇寿，千万岁，献忠心。
这两词产生于公元八世纪之初，它与我们以往的诗歌形式相较，已具新的特点：第一，句式为复杂的长短句，每首内三、四、五、六、七字句并用；第二，每首词分为对称的上阕和下
阕；第三，每阕内共用四韵；第四，词中字声平仄已有规律可循，如〇表示平声，●表示仄声，两词基本上相同；第五，两词系按词调格律规定有序地将字、句、韵组成一个整体，个别句子虽有一二字增减，但可见出其格律仍颇严整的。这是中国标准的“律词”的产生。（“律词”的概念是洛地提出的，见其《词乐曲唱》第232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就词体的声韵格律而言，它的产生必须在近体诗声律已经成熟的时代；就词体所依赖的音乐准度而言，它的产生必须在新燕乐已经流行之时。中国词学史上关于词体起源问题之所以长期不能清楚地认识，这是因缺乏“律词”的概念和缺乏早期标准的作品所致。敦煌曲子词的发现，表明公元八世纪之初，中国已存在标准的律词，它标志了词体的起源。
宋人认为音乐文学和古典格律诗体中所出现的一种“变体”，它的形式特点是新的“长短句”，在音律和声韵方面有其独特的规定，因此不同于古代诗歌、乐府歌辞和唐代声诗，乃“别是一家”——这就是词。宋人认为外来音乐，“俗乐”、“夷声”或“胡乐”，它始于隋代，在唐代开元之后盛行于世，它是新燕乐，于是相应地产生了以词从乐的长短句歌词。宋人将词体起源时间的上限定在盛唐的开元、天宝间，下限定在唐末，而其兴起的内部原因是文人“倚声制词”，“句之长短各随曲度”，依据乐曲的节奏旋律而填写长短句式的歌词（谢桃坊：《宋人词体起源说检讨》，见《宋词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宋人没有见到敦煌曲子词，当时的历史线索已经错乱，但
他们毕竟距离词体起源的时间最近。敦煌曲子词的发现，证实了他们的意见是很合理的。敦煌曲子词里已可见到艺术表现已经成熟的作品，例如《凤归云》：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起，塞雁南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飏。
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视三光。万般无奈处，一垆香尽，又更添香。
敦煌《云谣集》收此调两词，此其一；其二言及思念之丈夫征战于沙碛；两词作于同时，同一对象。词为代言体，即作者拟托妇女语气表达闺怨之情。它间接反映了河西战争给妇女们带来的痛苦。抒情主体是一位汉族将领的妻子，其思绪缠绵，情感细腻，在音讯不通时，唯有向三光——日、月、星——祈祷，愿丈夫早早平安归来。此词在敦煌曲子词里堪称典范之作，艺术技巧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
《菩萨蛮》表现妇女对爱情永恒的坚决态度：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直待三更见日头。
这种坚决的意志，一般是民间妇女具备的。汉代乐府歌辞《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振振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敦煌歌辞完全继承了《上邪》的表现方式。民间妇女情感激烈，发出誓言，如果爱情断绝，必须是宇宙间重要的自然规律逆转，例如青山烂了，白天见到星辰，秤锤浮在水面，夏季下雪，天地相合，等等。如果这些自然规律正常地转运，则她的爱情是不会断绝的。这即是说，自然规律不可能改变，她那火样的情感也不会熄灭的。
以上所举的词，它们与唐五代文人的作品比较起来，无论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毫无愧色的。敦煌曲子词的内容十分广泛，艺术风格是多样的，如王重民所说：
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然其善者足以抗衡飞卿（温庭筠），比肩端己（韦庄）。至于“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等句，则真已唱出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的壮烈歌声，绝非温飞卿、韦端己辈文人学士所能领会，所能道出者矣！（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第57页，中华书局，1984年。）
现在我们且看战士表达为国立功信念的《生查子》：
三尺龙泉剑，箧里无人见。一张落雁弓，百支金花箭。
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先望立功勋，后见君王面。
正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战士，汉族政权才能在河西的敦煌长期存
在。这里的武士是很自豪的，他们嘲笑儒士，如《定风波》：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场骋偻？。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康。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河西的儒士也经常卷入政治与军事斗争，他们绝不示弱。
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词体起源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它还表明在唐代文人词之外尚有许多民间无名氏的作品，展示出丰富的艺术风格，从此改变了传统的词学史观念。
◎敦煌变文——中国说唱文学的先驱
中国的说唱文学是由北宋都城东京（河南开封）市民游艺场所瓦市艺人孔三传创始的。他所创的诸宫调（参见《中国市民文学史》第55页。）是有说有唱的一种通俗文艺形式，说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采用各种宫调的曲子，以叙述长篇的故事。最早的诸宫调作品是金代民间书会才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说唱唐代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金代刊刻的古本《刘知远诸宫调》说唱后汉国主刘知远的发迹变泰及与妻子李三娘的故事；此本是1907年俄国柯兹洛夫在黑水城考古发现的。明清时期中国市民文学繁荣兴盛，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大鼓书等发展起来了。关于说唱文学的历史渊源，在敦煌文书发现以前，中国文学史家是不清楚的。敦煌文学中最重要的是“变文”。郑振铎认为：“敦煌
宝库打开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引自《中国俗文学史》第180页。）“变文”是说唱文学，说的部分用通俗的散文，唱的部分用三、五、七言的韵文。印度古代盛行这种说唱文体，佛教传入中国后，此种文体也介绍到中国。僧侣们用变文的形式表述佛经故事，以使佛家教义世俗化。由于变文深受中国民众的欢迎，唐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些新体的说唱文学（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收录的作品，有的属说唱文学，但不是变文。），例如《孔子项托相问书》（P.7882）：
昔者夫子东游，行至荆山之下，路逢三个小儿。二小儿作戏，一小儿不作戏。夫子怪而问曰：“何不戏乎？”小儿（项托）答曰：“大戏相杀，小戏相伤。戏而无功，衣破里空。相随掷石，不如归舂。上至父母，下及兄弟，只欲不报，恐受无礼。善思此事，是以不戏，何谓怪乎？”
小儿项托异常聪明，能言善辩。他拥土作城，不避孔子之车。孔子责问，项托回答说：“昔闻圣人之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从昔至今，只闻车避城，岂闻城避车？”孔子只得下车绕道，但出于好奇，便诘问这位神童许多自然界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种种疑难问题，项托回答得巧妙而正确。例如孔子问：“汝知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门无关？何车无轮？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刀无环？何火无烟？何人无妇？何女无
夫？何日不足？何日有余？何雄无雌？何树无枝？何城无使？何人无字？”项托回答：“土山无石。井水无鱼。空门无关。轝车无轮。泥牛无犊。木马无驹。斫刀无环。萤火无烟。仙人无妇。玉女无夫。冬日不足。夏日有余。孤雄无雌。枯树无枝。空城无使。小儿无字。”孔子最后叹息说：“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实可畏也。”以下是七言韵文，叙述项托入山修道。孔子入室杀害了读书的项托，其血变成苍苍的竹丛。孔子惧怕了，在州县设置庙堂以纪念项托。这个故事纯属虚构，表现出对儒家圣人孔子的嘲笑，歌颂了项托的聪明智慧。项托实是民众智慧的化身，象征着民众中的天才受到摧残。从文体而言，这是变文之外的典型的说唱体作品。
《燕子赋》是五言长篇韵文，以寓言方式讲述燕子与雀儿争夺窠窟的故事，整体结构是散文叙事性的。这类作品还有《茶酒论》《季布诗咏》《百鸟名》《书》等或四言、五言、七言，或前有类似散文的说明部分。它们都不同于传统的诗歌或散文，但通俗生动，韵文句式而具散文叙述的特点，因而应是属于新体说唱文学。《下女夫词》（P.3350，S.3877）是典型的：
儿家初发言：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嫂，出来相看。
女答：门门相对，户户相当。通问刺史，是可祗当？
儿答：心游方外，意遂姮娥。日为西至，更阑至此。人困马乏，暂欲停留。幸愿姑嫂，请垂接引。
女答：更深月朗，星斗齐明。不审何方贵客，侵夜得至门庭？
儿答：凤凰故来至此，合得百鸟参迎。姑嫂若有疑心，火急反身却回。
女答：本是何方君子，何处英才？精神磊朗，因何到来？
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进士出身。选得刺史，故至高门。
女答：既是高门君子，贵胜英流，不审来意，有何所求？
儿答：闻君高语，故来相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是表现民间婚俗的作品。“女夫”指女婿，“下”有戏弄之意；因此“下女夫”即戏难女婿之意。此作品的上半部分表述男方迎亲人骑马来到女方门前，女方伴娘开门盘问。经过盘问，新郎下马，邀请入室。作品的后半部分是五七言诗，表现新娘迎入男家后闹房的情形。这是一幅敦煌地区古代婚俗的画卷。其前部分生动有趣，具有一定情节，反映了当时富贵人家门当户对的婚姻现实，可以成为一篇独立的作品。
◎敦煌话本——中国小说的雏形
民间艺人的“说话”——讲故事，这在中唐文献中偶尔有记载。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这记述了民间艺人讲说战国时名医扁鹊的故事，然详情已不可考。北宋时都城开封的瓦市伎艺里已有专业的“说话人”，且有“讲史”与“小说”之分。我们现在还能见到宋代说话人的底本——“话本”近四十种（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200页-234页，中华书局，1980年。）。敦煌文书里保存了《韩擒虎话本》
《庐山远公话》《唐太宗入冥记》和《叶净能诗》等数种通俗小说，它们是幸存的中国最早的话本了。
《韩擒虎话本》（S.2144）讲述隋代大将韩擒虎的故事，如讲述他奉隋文帝杨坚之命，率军攻取江南陈朝：
擒虎虽在幼年，也曾博览王父兵书：“此是左掩右移阵，见前面津口讧旗，下面总是鹿砦，里有勾搭索，不得打着，切须记。当见右移阵上，人员较多，前头总是弓弩”。擒虎有令：“摇旗大喊，旗亚齐入，若一人后退，斩杀诸将，莫言不道！”言讫，摇旗大喊，一齐便入，此阵一击，当时瓦解。
这一段描绘相当生动，是讲史话本之祖了。《庐山远公话》（S.2073）是讲述东晋佛教净土宗始祖慧远故事的，话本开头一段：
说这慧远，家住雁门。兄弟二人，更无外族。兄名惠远，舍俗出家；弟名惠持，侍养于母。惠远于旃檀和尚处，常念正法，每睹真经，知三禅定如乐，便委世之不远。遂于一日，合掌启和尚曰：“弟子伏事和尚，积载年深，学艺荒芜，自为愚钝。今拟访一名山，寻溪度水，访道参僧，隐遁于岩谷之边，以畅平生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