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册《病后简记》中，至美和兀真记下了每一位到医院探望我父亲的友好和领导，只出现过一次的比较多。其中有一位王泗原先生。医院规定探病时间是一周三个下午，其实执行并不严格。他是个规矩人，改成了天天按时来八条。常常他到，我才值了夜班回来，喝了碗稀饭刚要躺下。他总是问：昨晚睡得可稳，体温如何，胃口是否开了些，没有咳嗽吧……每天如此。听我说都不错，我答一句他接一声“这就好”，也不喝口茶，满意地走了。打个电话问一声不一个样吗？我不能这样失礼，没跟他做过建议。父亲听我说了，下了个评语：“真是个古人！”
父亲在新华社国内记者训练班上讲话的记录稿，虽然发表在他们的内部刊物上，老人家尚在病中，就有好几种语文报刊转载了。有的征求过我父亲的同意。我想既然社会上有这样的需要，就替父亲点了头，父亲都是知道的。到了第二年春上，刘国正先生送来印件让我父亲过目，说要在《中学语文教学》上发表。父亲一看大发其火，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出这样的大错：在《写文章的人要做杂家》的小题目中，竟把现代所说的“杂家”——知识面广博的人，跟战国时代的“杂家”——混杂各家思想的那个哲学流派等同起来了。在讲的时候说溜了嘴，是可以肯定的，看记录稿的时候怎么会漏掉的呢？父亲想，一定是记录稿送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了。父亲没看过记录稿是事实，可是经过并非如此。我在前边交代过：我们动身去四川之前，记录稿已经送来，父亲因手头正忙，听我说大致可以，就说自己不再看了。接下来老人家一场大病，险情迭出，把我这段回忆冲刷得一干二净，反而顺着父亲的误记，编出了许多我确未看过的旁证：在高中的国文课上我就知道，战国时代所谓的“十家”中有个“杂家”，还把集大成的杂家经典《吕氏春秋》硬读过几段，内容驳杂离奇，行文却有严整的体例……不管怎么说，父亲是绝不会鼓励人们去做那样的“杂家”的。要是我看了，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可悲的是我确实看过，确实没看出来。证据极其简单，就是一个多月前偶尔发现的，那个收到记录稿的日期。那个日期像一只蜘蛛，把早已扯成断丝的记忆一一连缀起来，织成了一张于事无补而徒乱吾心的破网。
父亲病后，泗原先生经常来陪他老人家闲聊，话题投机，长短合适。这一天泗原先生来，父亲把由于自己偶尔疏忽造成的大错，原原本本跟他说了。又说，“文责自负”，其实是作者推卸责任的借口，讲错了话，对听讲的人负了什么责！记录稿发表在内部刊物上，又有这许多报刊转载，读者成千上万，怎么能向他们负责！熟悉我父亲脾气的都知道，他老人家动了肝火是很不好办的，顺着他决不能讨好，对着干，说不定会闹成怎样。幸好这一回说到这里，老人家话头转了向，说为了国正先生又要转载这篇东西，他要从头到尾仔细修改一遍，后边附上声明，向所有先前读过记录稿的读者，认错道歉。可是病后还不能集中思想咬文嚼字，想请泗原先生代他完成修改的工作。
泗原先生愉快地接受了委托，才过了一天，就把改得的稿子誊得清清楚楚送来了。我父亲看了，满意自不待说：通篇依旧是老人家讲话的口气。关于“杂家”的那一处常识性错误，先说明这个名词是借用的，《汉书·艺文志》中就有了，古时把诸子分成十家，杂家是较可观的九家之一。说到这里，用一个“我说”截住，不再说古代的“杂家”。“我说，我们要做个杂家。唯其杂，才能从各方面运用我们的知识，做好报道，写好文章。”父亲向读者认错道歉的按语，过一天也写得了，说这篇讲话记录，请他极亲密极钦佩的一位朋友修改了一遍，改得比他自己修改还要满意。泗原先生看了，要我父亲把这些话删去。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心里话，又没明说这位朋友是谁，怕什么呢？”泗原先生说，人教社中语室的同事一看就知道。老人家回答说：“我就是要他们知道。”这篇后头带按语的经过校正的记录稿，以《端正文风》为题，发表在一九七九年《中学语文教学》第二期上。
泗原先生在他的《古语文例释》的《自序》中说：一九七一年七月，他从教育部凤阳干校回京后，经常来看我父亲，经常谈起他往日研究古籍所得的琐屑。“圣陶先生说可以写出来……不在乎发表，自己没事时看看，给朋友看看，也是好的。”几乎每次见面都要说一遍，他受了感动，不得不写了，先用钢笔写在白报纸上，积成一二十则才送给我父亲看。老人家读了，常常不待下次见面，先写信夸奖。一九七七年夏，我父亲南游归来，说起看书费劲。泗原先生特地买了毛笔、墨和毛边纸，用大字抄录。一九七八年秋末，他看我父亲从医院回来衰弱如此，不再送稿子让老人家看了，每次见面口述三五则，直到全部完稿，在《自序》中他还说：“圣陶先生同朋友谈及我这随笔，高兴地说是由他发起的。有些条目是在谈话间他提出要我写的。”
泗原先生说的，我都亲眼见过，包括父亲如何提出条目要他写。有一回谈到学费，我父亲说：“孔夫子也是收学费的。《论语·述而》有记载，说只要交十条肉干，他就教。我看老夫子也太小气了。”泗原先生说，这是后来的人把《论语》上的这句话注错了，把“束脩”误解成了“束脯”。朱熹把错的肯定了下来，大多数人就不再怀疑。我父亲听完了他讲的，就说这是个很好的条目，把它写下来。我古书读得极少，当时没听清楚，看了泗原先生写的稿子，才知道“修”是修饰，“脩”是脡脯，可是古籍中又常常假借“脩”字作“修”字用。《论语》记孔子说的话：“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中间那个“脩”就是“修”，修饰的意思。那时的男子到十五岁才把头发束成髻，说不定还得举行个仪式。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推己及人，以为年过十五的小子都如此，所以他们来请求教诲，他从不拒绝。泗原先生先举出各种例证，从各方面指出，把“束脩”解释成十条一束的肉干为什么错，而后详述他做如此解释的根据是什么。共用了近四千字。
这部《古语文例释》，我父亲可以说从头关心到底，按惯例该写一篇像模像样的序言，可是力不从心了，结果应泗原先生的要求，写了封面题签，规规矩矩五个大字，像小学生写在习字本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接受了这部别开生面的，而且是很实用的学术著作，请泗原先生亲自看了两遍校样，耽搁到一九八八年八月才见书。我父亲过世已经半年多了，泗原先生没法向老人家亲自交卷，送了一本给我。看印在封面左上角的提要：“本书是作者研治古代文献四十余年的心得结晶，为阅读古书提供了发现疑难、解决疑难的方法。”写提要的编辑先生是颇有眼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