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一月廿八，草桥中学举行毕业典礼。我父亲说是十八岁，实数只是十七岁三个月整。那时中学生年龄一般偏高，大都在毕业前就结婚了。一同毕业的同学中，顾颉刚先生比我父亲大一岁，这一天正巧是新婚一周年纪念。王伯祥和吴宾若两位都大四岁，同学们都等着吃他们子女的汤饼宴了。父亲真个落后了，在这一年四月十八的日记上挂了一笔，“又：今日为余订婚之期，坤宅为浙江胡氏，由颉刚、伯祥、彦龙、烈裔、张昌熙等作伐者。”没记我母亲的名号，尤其前头那个“又”，显得根本没当回事，不过备忘而已，实在叫我感到奇怪。在给顾先生的信函中，我也只找到一处，是订婚的第二天夜里写的：“臻郊已晤，朕爻姻事大致成功，唯请勿在外声扬，恐其索糖索糕，多一宗烦恼也。”“臻郊”是王伯祥先生的号，“其”指得到消息的朋友们。顾先生跟王先生同是媒人，又经常碰头，有什么特地通知的必要呢？如果说有必要，肯定在后半句，不管怎么说，要是让替我母亲做主的二姑母看见了，心里一定会很不痛快的。
我母亲姓胡，名墨林，字翰仙；生在杭州，跟着祖母和两位姑母，迁居苏州已经十来年了，当时是大同女学毕业班的学生。我父亲已经进言子庙小学当了教员。两人从未见面，只经媒人的手，交换了一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倒一直保存着。我母亲脸圆圆的，发式梳得有点儿像日本女人；站着照的全身，短褂和裙子都太肥，显得身材有点儿矮，有点儿胖。父亲的是穿长衫的半身照，面容瘦了些儿，胡子茬好像没刮干净，短发也乱蓬蓬的；才十七岁半，不免显得有些苍老。不知母亲当时看了做怎么想。就礼貌说，拍照之前也该把尊容稍加修饰呀！
母亲的祖上在杭州开的古董店，太平军时期可发了。在战乱中，一批人家败落了，要是有古董，一定先卖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古董；一批人家成了新贵，房屋家具都齐了，元宝还滚滚而来，买几件古董字画作摆设吧，既阔气，又风雅。古董店压价收进，抬价售出，哪有不兴隆发达的。就我母亲的祖父有点特别，他不愿意让后辈再干那欺蒙拐骗的营生，过世之前，把古董店交给两个徒弟去经营，让儿子，就是我的外公去读书，指望他改换门庭，光明正大走科举的道路。没料这位宝贝儿子书没念多少，就想做流芳百世的风流才子，天天三朋四友，在西湖边上饮酒赋诗。家里人没见过他作的诗，只知道他酒量天天见涨。据说有一夜轿子抬回家来，撩起轿帘却不见了少爷，原来他钻在轿座底下醉成了一团。外祖母只生了我母亲一个就过世了，外祖父续了弦。这位后母进门来第一件德政，就是给我母亲裹足。她二姑母听得我母亲痛得直喊，赶过来把缠脚布扯了个粉碎。后母说：“这双大脚将来嫁不出去，谁养她一辈子！”二姑母说：“你不养我养！”转身把我母亲拽到自己房里，从此不让这位后母再碰我母亲。
我母亲有三位姑母，嫁的都是读书人。大姑夫是苏州的举人章钰，可称了母亲的祖父的心；后来进京赶考中了进士，可惜老人家来不及见着。这位章老先生在史学和文字学方面都颇有成就，又写得一手好字，抗战前开明版《二十五史》的题签，就是他的手笔。这样的人才一般该进翰林院当编修的，不知怎的被分配到了刑部衙门。章老先生连杀鸡都不敢看，哪能受得了天天审批案卷，处决囚犯呢？幸而遇上废科举办学校这股风，他以奉养老母为由，请调回乡办学。到了苏州，他巡视了一批书院私塾，选定四十所稍为像样的，小加调整，分别挂出高等或初等小学的招牌，先行开学，待以后逐个整饬。把夏侯桥的一所作为实验学校，教员齐整，设备上乘，以取得办新式学校的经验。老先生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夏侯桥公高。那是一九〇六年，章元善先生成了我父亲的同学。没想到过了六年又成了亲戚。章先生那时已去太平洋彼岸留学了。
母亲的二姑夫姓甚名谁，中过举没有，从未听谁说起过，好像地球上不曾有过这么个人似的。母亲也只知道二姑母嫁过人，说那男人疯疯癫癫的，没法相处，就一个人跑回家来了，不知办妥了离婚手续没有。可能向她父亲，就是我母亲的祖父要了笔钱，一个人去日本留学了，“铮子”这个号可能是那时候她自己取的。母亲其实也是听人说的，算来她那时才两三岁。那个时代冲出家庭樊笼，争取人格独立的女子绝不止秋瑾一个。结局自然各不相同。母亲的二姑母从日本回来，一直在女学校教国文；偶尔也在报刊上发表些诗，当然是旧体。父亲给顾颉刚的信中曾提起过，在苏州的女诗人中，只她的几首还像个样。还有个特别处，按苏州习俗，我该唤她“婆婆”，她却定要我唤“公公”，在称谓上，也非得跟男子平起平坐不可。
母亲的三姑夫是个寒士，姓计字硕民，家里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也没有一个旁人。从我母亲的婚事足以推断，把三姑母嫁给他，也是二姑母的主意。先是大姑母听得杭州娘家经常吵吵闹闹，就派船接多病的老母到苏州将息，求个耳根清净。老太太索性把女儿孙女都带了去，免得两地牵挂，就住在阊门外章宅。二姑母仍旧在大同女学教书，我母亲由她自己教，稍大些跟在她身边上学。在教育界，二姑母见过的人不少，有位姓计的中学国文教员，人品学识都不错，只是落落寡合；因为家无长物，年过三十还是单身一人。穷也有穷的好处，可以省掉许多繁文缛节；家里又没有长辈要侍奉，正适合三姑母孤僻懦弱的生性。婚事居然撮合成了，在卫前街租了五大间的一个庭院。老太太带着二女儿大孙女，也搬过去住了。我在小学时代，几乎每年暑假都去苏州卫前街过。他们都喜欢我，尤其是母亲的三姑夫。他留着一小把疏疏朗朗的胡须。我叫他长胡子公公，父亲和伯祥先生则称他为“计髯”。
伯祥先生跟计髯是好朋友，相差十五岁，真个是忘年交。还有位王彦龙先生，年纪跟我父亲相仿，也是计髯的吃茶朋友；可能跟胡家沾点儿亲，我母亲的二姑母偶尔也去他家走动。他是伯祥先生的朋友，跟颉刚先生和我父亲都认识，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正月，四个人一同参加过社会党。二月初，他下帖子请吃喜酒。“秀才人情纸半张”，颉刚先生集宋明词句，作了副长联；我父亲照例，填了首《贺新郎》。两人各花了六七毛钱，去裱糊店挑了装裱现成的一个立轴一副对联，顾先生用楷书写上我父亲作的词，我父亲用小篆写上顾先生集的长联，两人亲自送到了他铁瓶巷府上。二月九日吃喜酒，朋友们都去了，母亲的二姑母也去了。她走进新房，见了挂在粉墙上的立轴和对联，激赏不已，问站在一旁的伯祥先生：“你这两位同窗都有了家室吗？”伯祥先生回答：“颉刚去年小年夜娶的亲，还没听说叶家有什么动静，只知道圣陶就要去言子庙上课了。计老先生在茶馆里都是常见面的。”才过了两天，王先生顾先生就来跟我祖父议亲了，说女方由姑母做主，什么财礼都不用；又说这位姑母待侄女在大同毕了业，就带她去北京念女子师范，婚事以后再谈。父亲这两位同窗都是我祖父祖母信得过的；问我父亲，父亲说但凭二老做主。换过庚帖，我母亲跟着她二姑母去北京了。父亲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花，像日后他自己在《过去随谈》的第四节中说的那样：无意中中了个头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