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换了一册新日记本，在封面上题了四个字，“北游日记”，可见他是准备游个一年半载就回来的。开明新建的三层洋楼快完工了，为纪念夏先生，伯祥先生建议唤作“怀夏楼”；父亲写的篆书楼名，已镌石嵌在二楼大厅正墙上了。父亲想，等新政协胜利闭幕，他和我母亲从北平乘火车直奔上海，就可以跟老朋友——如今又添了一位叔湘先生，一同坐在怀夏楼里继续做他的工作了。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一天，办公室跟我商量调整住房，让我和满子搬到楼下来住，把二老留下的东西也搬下楼；说昌群先生已答应进开明，去里山搬家眷了，腾出二楼来好让他们家住。我想贺师母和满子这样要好，没问题，答应照办；转过身一想：这可不成，二老回来叫他们住哪儿呢？我闯进经理室，正好只伯祥先生在，就跟他说了。他听了哈哈大笑，说：“小墨呀，你以为圣翁还会回来呀！”我说：“新政协不就讨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吗？讨论完了，不就回来了吗？”伯祥先生不做正面回答，只说：“到时候你看吧。”我忽然开了窍，心想，伯祥先生兴许暗示我：到那个时候，连开明也得整个往北平搬呢。二月中旬，昌群先生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子女到了。满子正好炖得一大锅红烧肉，蒸得两屉馒头，一顿吃得精光，不知他们饱了没有。使人想起了乐山遭炸后，我们一家人避到他们家的情景。
父亲他们是十二日午前到的香港。第二天早上，开明就接到了香港方面来的电报，说他们已安全到达。就在同时，父亲写了封密信给伯祥先生：
诸公均鉴：在台寄一书，想先达览。昨日下午登岸，暂寓旅舍。已晤云少爷，略谈大概，其详须俟晤夏公方知。此行甚安适，无风无浪。长乐公有兴，亦可出此途。乞容翁转告之。在台游三小时，吃一餐饭，市中甚脏，恐以前不若是也。大西瓜大橘子皆甘，啖之称快。刻须外出，匆匆上书，余俟续闻。即颂台安。
弟郢顿首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时
检查信件的特务如果知道信中的别号指谁，就能破译这封密信。“云少爷”是云彬先生，因为他丰腴飘逸，像个少爷。“夏公”是夏衍，抗战中在桂林就用上了。“长乐公”并非长乐老冯道，而是振铎先生，福建长乐是他的祖籍。容翁是伯祥先生自己起的别号。父亲有个笔名“郢生”，有人问他跟楚国的都城有何瓜葛，他说毫不相干，是把“聖”去掉了“耳”，“陶”字去掉了“匋”，拼起来的。这封密信，原来是请伯祥先生催促振铎先生早日动身去香港，好同一批乘舟北上。振铎先生却迟迟其行，大概为了妥善安顿他收藏的那么多唐三彩陶俑。等到他二月十九赶到香港，还等了近十天，才跟我父亲他们由李正文先生安排，化了装，分成组，秘密登上了一艘挂葡萄牙国旗的有客舱的货轮。李先生叮咛了又叮咛，遇到意外情况如何应对，幸好都没用着。
船于廿八午前起锚。一同北上的廿七人，有好几位民主人士中的老前辈，文化新闻界的老朋友，大家相约于晚餐后或娱乐或讨论，以消磨海途中之长夜。三月一日，我父亲出了个谜语，谜面是“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船赶路”，谜底是“《庄子》篇名一”。云彬先生猜中了，是《知北游》，“知”是知识分子的简称。他要我父亲作一首诗做奖品，并请柳亚老和作。我父亲在深夜里做成了一首七律：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前半首是实话实说，足以证明我父亲认为这回北游只为了讨论“立国规模”。五六两句是抒发当时心情：这样“为山千仞”的大事业，谁都愿意挑上一筐土，自己怎么肯落在后头。自己像小溪似的流归大海，成为“翻身民众”中的一分子了，还有什么个己的要求呢？缺乏才干，囿于所见，只能说这么些了；既然言志，用不着扭捏躲藏。
一月七日到三月十五的日记，曾以《北上日记》为题，在一九八一年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父亲在题记中说：“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绝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三月五日午后抵烟台，船停靠码头已五点半。来迎接的军政人员等候多时，亲切周到而质朴，使人一踏上解放区，就好似进入了想象中的崭新世界。年过半百的人特易激动，一路上颇有些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谐趣，请读者诸君看我父亲的日记吧。三月十八日，“十时许到北平。候于车站者数十人，中有北平市长叶剑英。此外大半为熟友，皆所谓民主人士，不能一一记其名。唯愈之已十余年不见，且曾有‘海外东坡’之谣传，乍见之际，欢自心发”。
父亲跟愈之先生在一九三七年暑期前在上海一别，就“动如参与商”十一年有半。他在抗战初期的文化中心桂林，办起了文化供应社，又担任了生活的编审委员会主席，还处处关心开明，倡议和组织了《中学生》以战时半月刊的形式复了刊。他又是《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的台柱。我父亲当时在乐山，注视着南天的这颗“智多星”，既欣喜，又羞惭。范老太公他们也真个太从容了，等到我父亲受邀去桂林，商量开明如何在内地开展编辑工作，愈之先生早已秘密去了新加坡；一九四一年元旦，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办的《南洋商报》上，发表了《岁首献辞》。珍珠港事变后不久，新加坡英国当局向日军投降，愈之先生就没有消息了。不想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得到传闻，说他已病死于苏门答腊乡间。父亲在日记上说：“此说深冀其未确，愈之之才，友朋中不可多得也。怅然不欢。”凡是认识愈之先生的朋友，听到消息都异常怅惘，因为跟他做朋友的很少是泛泛之交。他又是《中学生》的老朋友，十九年来创刊又复刊，他注入了不少心血。大家建议在《中学生》上出个纪念他的特辑，又希冀噩耗是误传，使这个特辑成为“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
朋友当时分散在各地，集稿颇费周折，特辑在《中学生》七月号上才刊出。六篇稿子以收到的先后排列，作者是我父亲和茅盾、彬然、云彬、柏寒、子婴五位先生。我父亲那一篇，题目是《胡愈之先生的长处》：第一段说他给《中学生》的帮助；第二段说朋友们听到了他的死讯后的心情；从第三段起说他的长处：“我只想说胡先生的自学精神”，“我只想说胡先生的组织能力”，“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博爱思想”，“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友爱情谊”。从无数想说的中间挑出非说不可的来说，所以四段都用“只想说”开头。四点说完，紧接的第七段是结尾，最后说“关于这四点，都没有叙及具体事实，因为几位朋友的文字中都有叙及，不必重复了”。父亲这篇悼文是五月廿三写成的，确是第一篇，因为在以后的日记上才有约稿催稿的记录。在没看到朋友的文章之前就说“都有叙及”，父亲是有把握的，人同此心，相信自己感受到的，朋友们一定也感受到，一定会写得更具体。最后的第八段，我猜想是父亲看校样的时候添上去的，语气跟前头七段不大协调。如果改为特辑的后记，可能说得更加充畅一些。
愈之先生的死讯是误传，我父亲到香港就听说了，可没想到经过了“一死一生”考验的老朋友，已经赶在他前头，到前门车站来迎接他了。更没想到两个老友还会重新一同工作，在最困难的垂老之年，还能够相濡以沫。直到三十六年又十个月之后，我父亲躺在北京医院一楼的病房里，默默地送别了住在三楼的，自认为没什么病的愈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