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三十日，周公馆举行酒会，遥祝朱德将军六十寿诞。我父亲那天的日记，开头很特别：“上午有人来访，未作何事。”来访的是谁？如果无关紧要，又何须记；“未作何事”，更用不着记了。如今细想起来，朱德六十整寿，我父亲早听说了，前一天半夜醒来，他就作了首贺诗。请他参加酒会，却是那位“有人”临时来通知的。为什么受到邀请就作不成事儿了呢？他的心静不下来。可能为了听说延安已处于蒋军包围之中。日记是供自己查的，自己看了自然明白，用不着多啰唆。接下去才记酒会：“午刻偕彬然到思南路，为朱德祝寿。到者六七十人，多熟友。酒用烟台带来之陈白兰地，易于上口，而其力甚强，又兼诸人互相干杯，余乃大醉。醉时自己失去控制，一时悲从中来，所语为何，不自省记。乘车返店中，众人扶上楼，又发言哭泣。小墨为购安神药一颗服之，始入睡，睡于洗公办事室中。”
父亲喝醉了有时会哭，日记上偶有记载。在困乏不堪的日子里尤其不胜酒力，用不着喝多少，甚至一滴不喝，受到激动也会潸然泪下。二十年代他写过一篇《泪的徘徊》，所记的四次徘徊都未喝酒。这一天酒好，有杯劝互殷的熟朋友，他是做好拼却一醉的准备的，结果过了头，失控了。在酒会上说了什么，我不知道；让人扶着送回来的时候，他一遍又一遍地喊：“我们大家为朱德将军干杯，祝他健康！绝不给老蒋干杯！”蒋介石原来也六十岁，生日早一个月，那天上海各报都刊出了巨幅照片和歌功颂德的祝寿文章。《国文月刊》的《现代文选评》，我父亲特意选了《大公报》一篇，评论说它如何撇开当前的现实，战战兢兢进言，介绍两位可供效学的伟人，谁都知道的华盛顿和林肯。父亲那天醉成这样，没忘记怀里揣着的一个大苹果，看见三午在身边，掏出来给了他，还说明：“烟台来的呢！”三午可不知道烟台在山东，这个港口已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
开明的同人都在等我父亲回来，等他做王亚南小姐出嫁的主婚人，他却呼噜呼噜睡着了。婚礼由明社承包，连新房也是我这个总干事向范老太公要来的，就在我们家楼下，客厅的后间。大家帮忙布置，都说是明社招女婿。婚宴采取酒会形式，冷餐、点心、糖果、茶酒，全由明社的干事们分工负责，费用向店中报销。王亚南作古已十来年了，当时是个很有人缘的小姑娘。新郎姓周，家里没什么人，全听亚南的，亚南听明社的。二楼的同人早提前下班，把大部分办公桌推到墙边，腾出空间。大家七手八脚布置好礼堂，把新郎新娘拥了进来，于是红烛高烧，行礼如仪。我母亲代我父亲在明社发给的结婚证书上盖了印章。以后的热闹，我就没瞧见了。我上了三楼，守着打呼噜的父亲。等大家散了才唤醒他，和至诚扶他下楼，叫了辆汽车，和母亲、三午一同回祥经里。在车上司机问我们：“听说了吗？警察开枪打死了人，连摊贩也要造反了！”司机说的，第二天就见报了，后来称作“摊贩事件”，是国民党的虐政造成的。父亲在十二月一日的日记上记得颇详，我不做补充了。
父亲在回上海的三年日记中，以一九四六年的最为头绪纷繁。日记记得纷繁，当然由于生活中的头绪纷繁。我一门心思赶着往下写，一边老在担心，别把重要的事儿忘了。如今写到年底，跟父亲这一年的日记又核对了一遍，漏掉的不但有，还很多，尤其是父亲在这一年中写的文章和诗篇，提到的太少，而文章和诗篇，又是窥察作者的思想历程的直接材料。我想是否这样办，请读者诸君只当消遣，把《叶圣陶集》第二十一卷的前半册浏览一遍，看到有些文章和诗篇的题目，如果想读一读，查一下本卷中的索引，再去查那一卷。这个办法不一定准行。譬如有个题目叫《诗话》，这个风雅的题目不过是件印花布衫，脱下布衫，就成了赤膊上阵，就成了投枪。
《文汇报》被警察局勒令停刊，不知为什么，父亲在日记上只字未提。这件事发生在七月十六日。六天前，《文汇报》刊登了两封警察的投书：一封署名“一群警察”，说他们不愿被人当作工具，去压迫奄奄一息的老百姓，说上海市人民代表在下关挨打，在场军警只做没看见，是“我们警察的奇耻大辱”；另一封署名“本市一巡官”，要求免费发给夏季制服。上海当局抓住把柄，由警察局出面，说《文汇报》“捏造警员名义，离间上下感情，淆惑社会视听，意图破坏公共秩序”，悍然勒令《文汇报》停刊一星期。大家到十八日事发了才知道，都说这是什么世道，还讲不讲道理！父亲没插一句嘴。第二天给《文汇报》全体同人写了封慰问信，开头说：“被罚停刊，你们当然不颓丧。你们问心没有错，连那罚你们的也必然自知是借端生事。”说一定要考究个明白，借端生事的“成不成个理由？”、“合不合手续？”、“不能说现在没有道理可讲，吃了亏就算了。……我国弄得这么糟，一半固然要怪那些为非作歹的，一半也要怪大多数人……存着吃了亏就算了的想头。这种想头……鼓励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为非作歹。必须考究……除非他们正正式式公开宣告，现在不讲道理了”。最后他说，“愿你们精进不懈，继续努力，在许多种无可看的报纸之外，永远有一种像模像样的报纸。”
慰问信托人送去了，父亲的心还是静不下来，当晚又给《文汇报》的主编柯灵先生写了封信，建议“停刊满期之日……宜出一特刊，至少两版，专载读者投函，表明读者需要此报纸，与此报纸有片刻不能相离的感情。亦使反动家知所警惧，报纸后面原来有如此大力的支持”。又说“文字不宜长，人数愈多愈佳。作者不必拉知名之人，……最好各界都有，署名上标明其职业地位”。琐细之极，也不等柯灵先生回音，第二天上班就在店里代他约了十来篇，中午就送去供他选择。柯灵先生大概都已想到。《文汇报》自复刊之日起，专辟出一整版刊载慰问信，排得密密麻麻的，三天也没刊完。我父亲的那一封，是第一天刊出的。
再读父亲这一年的日记：记到的方面那么多，事儿那么杂；处理了一件又一件，用不尽的心思。陶渊明说“勤靡余劳”，回报是“心有常闲”。我父亲的心怎么老是闲不下来呢。在日记中有一段记录了他的一次较完整的心理活动过程，读来颇有趣味，就抄在下面——是那年十月十日中的一段。
“至来喜饭店，参加余之介某女士订婚之宴。到者多教育界人，在五十人以外。诸客演说，皆就志同道合，同志恋爱为言，盖新娘亦教师，与余君同为陶行知之信徒也。语虽不错，然别无新意，坐而听之，甚觉其惫。因念每逢集会必有演说，愈多愈好，似皆乐此不疲。实则言者言不必言之语，听者听不必听之语，同为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所束缚而不能自脱。如一反省，可笑复可怜。更思集会时听演说已觉其疲，而学生在校受教育，每日听类乎此类演说之讲授，安得不疲。少年青年之光阴，于此困疲中消磨，岂非大作孽之事乎。末了黄任老演说却出新意，谓今日盛会，何必言订婚，即日结婚，亦复甚佳。于是诸客和之，群相劝说。而新人有难色。客且出外找旅馆为洞房。后乃知其女士之母夫人不赞同此意，乃以希望从速结婚为下场。此亦趣事也。”反复听同样的话，“甚觉其惫”，由此想到“每逢集会……似皆乐此不疲”，言者听者“如一反省，可笑复可怜”。于是推想学生“每日听类乎此类演说之讲授，安得不疲”；他们的大好韶光在这样的困疲中消磨，岂非大作孽！亏得黄炎培老先生妙语惊四座，把我父亲从联翩浮想中唤醒。